李树喜：博陵第——掩不住的辉煌

李树喜: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高级记者，作家，人才学和历史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文化基金会副主席，博陵第▪元瓷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出版个人专著、文集几十种。

世纪之交，也就是大约二十年前，当一些收藏家面对元青花底部嵌有一块“博陵第”标牌而困惑不解时，他们还不曾想到，今天，“博陵第”正以整齐的阵容和耀眼的辉煌在世间亮相，给传统的文物领域和文物观念以巨大的冲击。

难以否定，无可回避，博陵第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文物领域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仅见的现象。当此之时，参与此事，我们感到光荣和责任重大。

十多年的博陵第发现与研究，涉及了众多的学术层面和实际问题，因而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博陵第”横空出世

十多年来，款识为“博陵第”的元代青花等瓷器相继出土或亮相，并持续流传。其特别之处是瓷器底部嵌有圆形、长方形或葫芦形等多种样式的铭牌，有的是“博陵第”，有的是“古相博陵第”。以阴刻为主，亦有阳文。器物的发现涉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乃至北方的赤峰及呼和浩特等地，足见其涉面之广，影响之大。

博陵第瓷器有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绿彩、青花五彩、珐华彩，白釉、立粉珐琅彩、雕塑彩绘、瓷板画等不同类别、不同风格、不同工艺的品种。其器型也相当丰富，有瓶类、罐类、盘类、香炉、觚、壶类，祭器和佛道塑像系列，以及历史和小说人物系列，等等，十分精致，琳琅满目。

藏家和有关专家研究证明：在博陵第系列中，青花器幽蓝神韵，是典型的元至正年代的精品；而雕塑彩绘、立粉珐琅彩、红绿彩、青花五彩、珐华彩，等等，更是横空出世，颠覆了原以为直到明季以后才有出现这些品类的传统观念。博陵第，无论在制胎工艺上，还是在呈色、釉料、绘画、纹饰上，都较之国内外已知青花等元瓷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们，既是南北多元文化和中外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又是造型艺术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的高端艺术品。毫不夸张地说，博陵第其精美度和文化含量远远超过已知元瓷。它们的亮相，是对传统元瓷概念、观念及学术思想的猛烈冲击。

博陵第，不仅是元代而且是整个中国瓷器史上的灿烂篇章，是中国文化之光，中华文物之荣，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和文物自信的有力物证。

 “博陵第”文化探源

在中国，“博陵”的概念来自“博陵郡”和“博陵国”。地域为今河北省安平县一带。安平，古博陵郡也；博陵，今安平县也。

“博陵”一词发端于东汉。《后汉书·桓帝纪》：“和平二年（公元151年）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桓帝刘志生母）于博陵。”“（延熹元年158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汉桓帝刘志的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父亲是蠡吾侯刘翼，刘志当了皇帝之后，父亲刘翼被追尊为孝崇皇帝；母亲郾氏追尊为孝崇博园贵人。梁太后驾崩之后，又追尊其母为孝崇皇后，其陵园即曰“博陵”。

安平县东汉初属安平国，后隶属博陵郡，郡治就在安平城。统安平、安国、深泽、饶阳四县;三国魏时，安平仍属博陵郡。

西晋时，曾于安平置博陵国。统安平、饶阳、安国、南深泽四县。

北魏、北齐、北周时，安平皆属博陵郡。郡治仍在安平县城。

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设州。安平改属定州，十六年（596年）改属深州。大业二年（606年）又隶定州。大业三年（607年）废州置郡，将定州改为博陵郡。大业九年（613年）改博陵郡为高阳郡，安平仍属之。唐中宗复辟时曾封安平籍的崔玄暐为博陵郡王，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定州为博陵郡。因此，一说到博陵，无可置疑地首先就是安平。

 关于定窑与博陵第

定窑曽为宋代为五大名窑之首，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曾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因为定州曾与博陵一体，一些定窑工匠便自认为是博陵人(有的就是安平人)，并以博陵之名自豪。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前后，由于连年兵灾动乱，定窑逐渐衰落和废弃。宋廷被迫“弃定用汝(汝窑，河南汝州一带)”。宋末至元初，大批定窑工匠不断南迁， 一批手艺高超的工匠和画师流落到了永和镇、景德镇，或江西、浙江、安徽的其它地方，重操旧业，或由烧制“南定”而发展革新。

上述渊源，为元中后期的博陵第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文进与博陵第

说到元青花标准器，必然说到张文进；而说到博陵第，和张文进更是密不可分。

美国专家波普认定的云龙纹象耳瓶上有张文进的名字。他坚信张文进这个人是存在的。的确，许多博陵第器身或底部有“张文进打供”或“张文进造”的款识。有的则直接把张文进和博陵第写到一起。

如，一幅彩绘瓷板画上的文字是，“徽州路祁山县张氏裔孙名文进携子女定制华严海会佛像一幅祈保张氏祖祠宗风永存合家清吉子女平安祖祠博陵第堂前打供至正八年秋月吉旦”，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张文进和博陵第的关系。

器物款识、墓志铭、谨记牌等和张氏家谱清楚地勾勒出:

1、张家远祖以瓷为业，曽在定窑劳作。辽宋金纷争，北方大乱，定窑部分工匠从定州或安平南下，张家便在其中。几度迁徙，足迹到过景德镇、吉州、徽州、信州、都昌等地，其中一支在徽州路泾县龙门乡(今属黄山市)落脚。有调查认为，张文进始迁高高祖为张祥三。远祖是河北清河人，在博陵郡范围居住过。经过二百多年，第十七代孙“文”字辈“张文登”即张文进出生。

2、多个署名张文进在“祖祠博陵第堂前打拱”的瓷牌以及博陵第宅院，说明张文进家族自认博陵为老家。某藏家的博陵第大盘有诗云，“千里人南去，三秋鹰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吾归”。对祖先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之情，贯穿其间。

3、著名专家华国良等在都昌县等地建筑拍摄到《博陵第》匾和《博陵世家》牌匾；有瓷牌记述张家是受到朝廷嘉奖允其建造府第并“提名博陵第。”“第”，具有府第、家族之意。一种分析认为，“古相”其实就是“故乡”。古相博陵第，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老家在河北安平一带”。

4、《古相博陵第》瓷器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张文进。文字记载表明：张文进少年失怙，入浮梁（景德镇）瓷器作坊学徒，历尽艰辛，终于有成。创立了自己的作坊，获得成功，并富甲一方。其作坊及分号遍及南方瓷器产区。“张文进造”、和“博陵第”及“古相博陵第”等，形成品牌。张文进则受到统治阶层的嘉奖赏赐，地位非常。无可置疑，张文进是当之无愧的“元瓷大师”。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波普、大维专家所认定的“标准器”大维瓶出自张文进，“博陵第”也是出自张文进。二者风格相近，在此交集，如是，可以说基本上揭示了元代中晚期瓷器制作和流传的概貌。

 

 丰厚的文化涵量

 

博陵第有着空前丰厚的历史文化含量。

关于用料  发现的器物表明，苏料（苏麻离青或苏莱麻尼）是博陵第瓷的主要呈色剂，佐证苏料“成化用尽”之说；同时，也有一些使用混合料或中国传统钴料呈色。

关于款识  博陵第文字款识极其丰富。器身和底部款识、标牌，类同而有别的博陵第瓷牌（谨记、墓志铭和生平）等，展现了元朝中晚期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画面，涵盖了政治变动，民族迁移，文化变迁，社会风俗、建筑墓葬、宗教文化、乃至戏剧文字等多个方面。

关于窑口  张文进从小在浮梁作坊学徒成长，博陵第自然与景德镇相关；所见博陵第风格的贺寿佛像和瓷瓶，器身文字记述：“江南茶圣喜逢八旬东床乘龙江氏思源迁居浮梁定制瓷瓶共计一对恭敬老翁福寿无疆岁次至正八年秋月吉旦江氏器成堂匠人淑乡”。女婿为老丈贺寿，且是迁居浮梁定制，自然出自景德镇窑口，堂口为“江氏器成堂”，很可能这位江姓姑爷就是瓷窑老板。

非但景德镇，博陵第还可能有南城窑，吉州窑，以及建窑、江山窑乃至北方的内蒙等窑口。一些专家在吉州永和镇找到了张文进打供的“清都观”原址。一些藏家实地调查金溪、黄山、玉山、昌都、祁门等地，捡拾到博陵第瓷片，拍摄到博陵第建筑的实物照片。当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考辨。

 

关于瓷牌  不同地域出土的不同款式（青花、五彩、红绿彩）描述内容相近的博陵第瓷牌十种以上。均记载张文进生平、包括出身、学徒、成名、婚姻、病逝、埋葬和日后遇困境，取藏在某处的瓷器救急等事项。

分析原因，一是张文进瓷业当时已成名牌和规模，江南各地有其子弟和分号。制作纪念瓷牌会师从掌门，大同小异；还有，张文进师徒可能参与或者赞助元末起义军包括白莲教，瓷牌作为一致的联络信号。为胡净一元帅打供就是佐证。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尤其是南方景德镇一带战乱频繁。有农民起义反对元王朝，也有造反起义军之间的争战。有白莲教等宗教派别，许多瓷窑风雨飘摇。博陵第烧造产品已难以正常生产销售和运作，只好将大批瓷器埋藏地下，托付后人，这就是为什么“博陵第”瓷牌反复记载““遇困境”在何处寻找到的缘由。可以窥见当时硝烟弥漫的不安气氛。先人们留待我们今天解谜。

 

 关于“臆造”和“后仿”

凡是接触过博陵第实物的藏家和专家，无不为其精美和古老而惊叹；而某些从没见到和摸过博陵第的“专家”，则轻言博陵第是“臆造”。设问，没有原件，从何而仿？而最重要的是，器物本身会说话和已经证明自己，博陵第的卓越品质品质和沧桑印记说明其来自历史深处。

 

 关于研究的方法

我们面对的是丰富的实物和文字资料，深知课题的重大和肩负的责任。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科学发展理念。

一部文物史，其实就是发现的历史。文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是不断发现的历史文化的遗存之物。其理念应当是：物是第一位的。所谓文物，重点在物，“文”“物”不符，以文从物。当理论文章、学术观点和实际发生、发现不相符时，应毫无犹疑的修改著作理论和观点以合乎实际。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们坚持眼学和科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判断年代，胎土，画工、着色，用釉等，都须经过人眼观察、上手加以科学检测，反复思考研究以求得接近真理的结论。

我们坚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不怕质疑和不同见解乃至激烈的反对意见。主张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赞成道听途说、主观臆断，没有看见、摸到就一概斥之为“后仿乃至臆造”。

 

 关于文化自信

作为文化和文物的泱泱大国，中国某些人们似乎对自己的民族菁华缺乏自信或过于相信纸写的文字。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大量文物埋藏于广阔的中华大地，经过未必正规的途径辗转于藏家之手。尤其近二十年，许多埋藏不是经过考古发掘而主要是工程开发仓促现世，使得我们某些专家对这些宝藏无暇一顾；事实证明：地上罕见，地下多矣；博物馆没有，未必不在民间。

其量大，其质高，出人意料。常常以其“大、奇、整”使某些博物馆的“小、普、残”相形见绌。我们难忘六十年前发现和认定元青花的经验和教训，某些专家权威将国宝象耳瓶视为赝品从眼皮底下流落国外。

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大瓶，现藏大英博物馆

对中国人来说真是至惨至痛！如果说，元青花的确认是得力于大维、波普等英美专家，是外国人帮中国戴上元青花的光环；那么，博陵第的发现和确认则完全是中国人的成就和骄傲。元瓷和其制作者被长期埋没的悲剧，应当一去不返了。

幸喜的是，博陵第已经走向藏家，面向大众，登上大雅之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华艺术珍品特展”，数件博陵第精品堂而皇之地站在显眼位置；2018的上海元青花分级展，2019年台北—上海元青花大展，俱大获成功，获得认同。

更有，2014年5月，中国博陵第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届研讨会在古博陵郡今河北省安平县隆重举行，光明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2018年5月，第二届博陵第文化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太平湖畔的龙门乡举行，并且确认了这里是张文进博陵第家族居住和发展的地方；2021年12月，中国文化基金会博陵第元瓷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这些，使得博陵第元瓷以耀目的形象、坚实的步伐强势亮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文物自信的重要一翼。

 

对于一件文物和一个品牌，我们做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社会调查和梳理考证。收获颇丰。当然，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是初步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尚未对博陵第的全部解疑释惑。一些纷繁和矛盾的资料有待疏解考证。

例如，张文进的确切生卒时间、行踪和故乡，有无官方身份，瓷牌和窖藏的确切含义，博陵第有多少个大院或窑口，张文进和张文登、张德财以及邵家、钱氏、孙氏、梁氏、雷氏等的关系等，均有待进一步探研。

任何文化现象或人物事件常常因为一些未解之谜而魅力永在，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只是说，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诗曰：

“沧桑几度土中埋，冲破尘霾次第开。

信是元瓷真本色，恰逢盛世报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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