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
有学者把“君子固穷”解释为“君子本来就会遭受穷困”,引申为“好人本来就没好报”,大错特错,完全不符合儒家义理。
君子是否遭受穷困,要看政治是否有道。
政治无道,君子难免贫贱;国家有道,君子容易富贵。
孔子说得很清楚: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其次,这么解释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自尧舜至明清,君子而富贵者无数无量,不乏贵为天子和摄政王者,先秦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解经
大痴厅友认为,五经中有大量法家的内容。
他引用《尚书》中“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这段话,认为这是“钳制言论的开端”云。
东海曰:大谬不然。五经是孔子审核编定的儒家圣经,其中的刑杀和武力,都具有仁义性,与法家截然不同。
所引《尚书》这段话,出自于《盘庚》上篇,是盘庚迁都时对贵族的训话。盘庚迁都遭到一些贵族的反对,故盘庚对他们加以训示,带有政令的性质。
这段话大意是,我现在警告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各就各位,各尽己责,摆正各自的位置,说话要有法度。
若不听令,受到惩罚到时候,不要后悔。要求贵族和有司遵守政令,听从指挥,这与钳制言论是两回事。
解经
遇到重大疑难问题难以决断,怎么办?
《洪范》稽疑篇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従,庶民従,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従,龟従,筮従,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従,龟従,筮従,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従,龟従,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大意是说,遇到重大疑难问题,首先君王自心考虑裁决,其次与卿士商量,其次征求庶民意见,其次龟卜,最后占筮。
王安石说:“言人君有大疑,则当谋之于己,己不足以决,然后谋之于卿士,又不足以决,然后谋之于庶民,又不足以决,然后谋之于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钦也,然而谋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后者,吾之所疑而谋者,人事也,必先尽之人,然后及鬼神焉,固其理也。圣人以鬼神为难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唯其诚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诚,则鬼神其有不应而龟筮其有不告乎?(《洪范传》)
如果君心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卿士赞同,庶民赞同,即五者意见一致,都赞同,那就叫大同,大吉大利。
如果君心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而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三从两逆,中吉。
如果卿士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而君心反对,庶民反对,中吉。
这是君臣意见不同,取决于卜筮好了。
如果庶民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而君心反对,卿士反对,也吉祥。
庶民赞同,意味着从者众,可以行动。
如果君心赞同,龟卜赞同,占筮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二从三逆,内事吉祥,可以祭祀冠婚;外事不吉祥,不可以出师征伐。
如果龟卜与占筮都不赞同,安静守常则吉祥,动作则有凶险。
战争
儒家不是反战主义。战争有义不义之别。
儒家反对不义之战,但主张正义的战争。
汤武革命,抗暴诛一夫,顺天应人,义战也,得到孔孟高度赞肯。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自天子出的征伐之战,就是义战。
春秋之时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同等国家之间相互讨伐,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义战。
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
春秋时代没有正义战争,同时认为,比较而言,某些战争具有一定的正义性。
如齐桓公攘夷之战,“有禁暴救乱之义”,值得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所以孟子又说,“彼善於此则有之矣”。
董仲舒也说:“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讎,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春秋繁露竹林》)。
偏战,各据一方的正规战。
诈战,出其不意的攻击,突然袭击。
尽神
张载《正蒙-神化篇》说:“天下之动,神鼓之也;辞不鼓舞,则不足以尽神。”
这里的神,指天德、天性。尽神,意谓尽心尽性。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君子之有辞,不徇闻见,不立标榜,尽其心,专其气,言皆心之所出而气无浮沮,则神著于辞,虽愚不肖不能不兴起焉。若袭取剿说,则仁义忠孝之言,人且迂视之而漠然不应,不足以鼓舞,唯其神不存也。”
经四义
佛教说,经具贯、摄、常、法四义。
此四义用之于儒经,亦很适合。
贯是贯穿诸经义理,如线贯珠。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用一个仁字,就把四书五经贯通起来了。
儒家就是仁宅,儒者就是仁者,儒学就是仁学,仁本主义学说。
摄是摄受、摄持义,摄持所化众生,抓住众生之心。
儒者人之需,仁者人之本,只要是正人正常人,就可以为儒经所摄持。
唯不能摄持反儒派,非儒经无摄持力,是因为反儒派太反常。
人欲自绝,天亦无奈。
常是常理常道,儒家五常道乃人伦人道之常,普适于过现未一切人类,这就是普世价值,比西式普世价值的普适性更高。
易三义
《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
不易的是道,变易的是器;不易的是本,变易的是末;不易的是体,变易的是用;不易的是仁,变易的是礼;不易的是立场,变易的方法;不易的是本质,变易的是现象。
不易是原则性,万古不改永恒不变;变易是灵活性,因时而异与时偕宜。
此理易知易明,此之谓简易。
只知不易而不知变易,迂腐者也;只知变易而不知不易,无根者也。
不过分
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又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这是圣贤待人接物和教学的态度,对待三非性人物也不过分,不会“疾之已甚”,绝之如仇。
孔子对待阳货、公孙弗扰、佛肸、南子、互乡童子们的言行举止都体现了这种态度。
张载说:“圣人于物无畔援,虽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尔,不为己甚也如是。”(《正蒙》)
王夫之注:“畔援,君子必与君子为类,交相倚也。圣人尽人物之性,在我者无不诚,不倚于物,故不为己甚,绝恶人以自表异。”(《张子正蒙注》)
不取人
《礼记·曲礼上》说:“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对于这句话,郑玄与孔颖达的注解都不靠谱,不予引用了。
朱子说:“据某所见,都只就教者身上说。取于人者,是人来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转语:取于人者,便是'有朋自远方来’,'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为人师’,'我求童蒙’”(《朱子语类》)
这个理解不错。不过,取不取,侧重于道;来和往,侧重于学,两者略有区别。取于人,是吾道为人所取,他人主动来取。
取人,是引取于人,设法引人来取吾道,与主动往教同一性质。
《易经·蒙卦》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童蒙求我,就是来学,相当于取于人;我求童蒙,就是往教,相当于取人。
孟子又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能者从之,就是来学和取于人。
张载说:“行修言道,则当为人取。不务徇物强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说,皆取人之弊也。”(《正蒙》)
好为师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云。
好为人师有哪些表现?吾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反过来,别人未行束修以上,自己就以老师自居,就是好为人师;
二、《礼记》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主动往教就是好为人师。潇湘厅友言:“无来学而教,是好为人师;有来学而教,是诲人不倦。”
人不知
君子之所以“人不知而不愠”,是德性内充,也是事理通达,目光深刻,看得透彻。
说真理而别人不理解,有德性而别人不尊重,是别人无知、无缘和不够格,责任不在自己,遗憾或难免,愠怒则不必。注意,缺憾、遗憾总是难免的。
孔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
人不知
即使是真理,也不能勉强,不要让自己变成克雷洛夫寓言《杰米扬的鱼汤》中的杰米扬。
有大道理,说出来;有好东西,亮出来。
这就尽责了,至于别人的反应、态度如何,是否接受,甚至是否有缘听闻,都不妨顺其自然。
一般性交往中,有三件事很无聊也很无礼,君子免焉:一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而是勉强别人帮助自己,三是责令别人听从自己。
大一统
大一统和大统一两个概念,定义大不同。
大统一指的是疆域的统一,归于一个政权统治。
大一统与通三统密关,东海有文详述,兹不赘。
尊大中央政统,兼尊二王之后,三统并存,意味着天下不私一姓。
《汉书》说:“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
儒家也追求疆域的统一,但必须是文明的统一,大同就是天下同归于仁,同归于礼乐。
大统一
将统一神圣化,往往是中西暴君恶主、野蛮恶棍不约而同的嗜好,尤为两极主义政权共嗜。
对于儒家王朝来说,统一没有神圣性。
双赢则统一之,外族异国主动要求则统一之,来者不拒。
黄金律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非常正确,被称为道德黃金律,实至名归。
但是,不能推导出“己所欲,施于人”和“己所欲,勿施于人”。
己所欲者是否施于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勿强施、强加于人可也,但也不尽然。
完美
有没有完美的文化和人?儒家答案是肯定的。
圣人就是完人,完美的人,圣人之道就是完美的文化。
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大禹谟》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都表体现了圣人的完美。
《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即圣人。
《中庸》说:“故君子遵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君子之大者即圣人,君子之道即圣人之道,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仁义之道。
正德
儒家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政治三大事,又以“正德”为第一。
“正德”具有自内而外、自上而下两个特点。
先自正其德而后正人之德,自内而外也;先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后正万民以正四方,自上而下也。
程朱“灭人欲”,就是自内而外和自上而下的。
正自心是立德大根本,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立乎其大者就是正自心;
正君心是为政大根本,朱子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
自心不正而欲正君心,君心不正而欲正民心,都是反悖。
僭天
僭天是最大的僭越。
天子尚且不能僭天,遑论其他人。
《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将弑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云。
据清儒考证,子家驹中还有一句“天子僭天”,为何休注《公羊传》时所删。
何休删削“天子僭天”一语,是为了构造“君天同尊”之公羊经义。
五福
《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五福有富没有贵,为什么?
宋吴如愚《五福六极说》一文中有很好的解释。
他说:“五福言富不言贵。说者以为富则贵在其中。夫有财者富,有爵者贵,谓富即贵不可也。然则五福不言贵,岂谓贵不可以言福哉?葢洪范之于贵,以有德为福,不以有爵为福也。虽有人爵之贵,茍天爵之不修,则虽贵不可保,安可言福。当知二曰富之后,宜以贵继之。不继之以贵,而四曰攸好徳者,是言所好者徳则贵斯可保,此其所以为福也。故知箕子之于五福,不以贵言,而惟以攸好徳言,葢眀攸好徳则贵在其中矣。”(《准斋杂说》)
契约
常有人把契约精神说成西方文明的核心精神,说中国文化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
殊不知,契约精神本是儒家故物,就藏在五常道之信字里。而且,契约这个东西源远流长。
《周礼》中约剂这个词,就是指用作凭据的文书、契券。
《周礼·春官·太史》:“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
郑玄注:“约剂,要盟之载辞及券书也。”
《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郑玄注:“约剂,各所持券也。”
郑司农云:“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
杀礼
《周礼·秋官·象胥》:“凡礼宾客,国新杀礼,凶荒杀礼,札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
杀,降也,減削也,简化也。意谓,凡礼待宾客,国家新建立礼从简,有大灾荒礼从简,有大瘟疫礼从简,遭受兵寇侵犯或水火灾害礼从简,在野地畿外礼从简。
东海曰:这是指宾礼,但其它礼仪、礼节亦可参照。例如,世乱杀礼,居夷杀礼,贫贱杀礼。身处乱世或贫穷无位,各种礼仪亦以从简为宜。
曾子说:“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
置身于据乱世而严格遵循升平世之礼,就是盈礼。
例如,在马邦而守三年之丧,就是盈礼。
春秋
作为儒经的《春秋》与作为鲁史的《春秋》,宗旨大不同。
鲁史《春秋》纪实为主,《春秋经》明理为主,借用鲁史《春秋》的框架来表达儒家义理。
为此,孔子对鲁史《春秋》的人物事件进行了独出心裁的取舍删改,以便更好地彰显王道大义和蕴含微言深旨。
如果与鲁史《春秋》对照起来看,《春秋经》的大义微言将更加彰明昭著。
后来鲁史《春秋》遗失,是孔子始料不及的。
讷言
曾文正公以言语日渐木讷为德行进步的标志,符合儒家思想。
以讷言为贵,是圣人说。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说文》:“讷,言难也。”
讷是木讷,言语迟钝义,引申为言语谨慎。
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讱也是言语迟顿、谨慎义。
《论语》中类似教导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等,均反映了孔子慎言和贵讷的思想。
潇湘厅友补充曰:“讷即少说多做,有实行无虚辞之谓。”
补充得好,无虚辞,无浮言游言虚语废话,可以作为讷字的引申义。
注意,讱言与辩才不矛盾。对此东海《论语点睛》已有论说,兹不赘。
讷言
讷于言而敏于行,最好;迟于行而敏于言,不太好,也无妨。
怕就怕悖于正道而敏于妄语。
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迟于行而敏于言,相当于“身不能行而口能言之”,虽比国宝国器差得远,也是有用的。
悖于正道而敏于妄语,相当于“口言善,身行恶”,这就是国妖了。
敏于意气之争、非礼之言和人身攻击,都是敏于妄语,于党为党妖,于国为国妖,于群为群妖。
国妖宜除,党妖宜诛,群妖宜谴。
所谓谴,轻则警示,重则驱逐。
击蒙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不少人理解为,邦有道则正言正行大丈夫,邦无道则低声下气充孙子。
潇尘隐厅友感慨:“所以无道时候当孙子,确实有渊源。”
东海曰:大错特错。邦无道同样要危行,只是言语谦逊、恭逊些。真君子大丈夫,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当孙子。
自圣
圣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圣人。
同时,圣不自圣,圣人不会自诩、自封为圣人。
不过,圣不自圣不绝对,特殊情况下,圣贤也会承认自己是圣贤。
《白虎通义·卷六》:“圣人亦自知圣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段话说明两点,一是圣人自知其圣,二是特殊情况下自承其圣。
孔子畏于匡和厄于恒魋的安危生死关头,就是特殊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作为一种责任自肩和道德自信的表达,是真圣贤,亦无妨自承其圣。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自承其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道德资格。
孟子说,臣放君,“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东海曰,自承圣,有圣贤之德则可,无圣贤之德则妄也。孔孟自承其圣,可也;康有为自诩为圣,妄也。
新解
逸民厅友言:“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我认为四辟的辟,依训诂,不是躲避、避开。是开拓,是开创。
孔子此句的精神,我认为是说:德才兼备福慧兼具的贤者,或开辟一个世代的文明(辟世),其次开辟一个地区的发展(辟地),或其次是在某个领域开辟新局面(辟色,观色法一义,乃眼睛看到的任何物质现象或社会现象),其次是开辟新学说新思想(辟言)。
东海曰:对于此章,吾认同朱子《集注》的解释。然而逸民此解,颇有新意。辟有避开义,也有打开、开拓、开创义。撇开政治环境不论,此解也符合儒家精神。
标准
《中庸》说:“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四者,可以作为衡量学术品质的四个标准。
佛道两家知天不知人,能修身不能事亲,因为不知人,知天修身亦有限;自由主义知人不知天,能事亲不能修身,因为不知天,知人事亲亦有限。
神本主义既不知天又不知人,修身事亲两不能。
四者兼备,非儒家莫属;四者俱全,非君子不能。
代表
儒家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前后三代中道文化和王道文明之大成的成果。
对于儒家,历代圣王和圣贤才能代表,孔子才是最高代表。
商周官职有以儒为名者,如甲骨文中有儒帝子、儒人、儒师、子儒等记载,《周礼》中《天官》曰“儒以道得民”,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地官》曰“联师儒”,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
还有商周二朝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巫师、术士们,被称为早期的儒。
这些儒在儒家中代表性不强。
另外,《说文解字》解释儒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这儒字与儒家没有关系。
浩气
儒家道德最重落实、实践。
德性高尚、天爵高贵必须落到言行的实处,言行必须遵循五常而发,必须配合浩然之气。
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直养无害,以正直培养,不要妨害之;
二是配义与道,符合道义要求和标准;
三是集义所生,积累道义所产生,相当于积善成德,积德成仁。
若不能配义与道,行有不慊于心,气就馁了。
行有不慊于心,就是行为不能契合良知,违背良知。
大心
张载《正蒙大心篇》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
大其心与孟子尽其心和求放心近义,不同在于两人对心字定义略别。
张载说“心统性情”,性指本性,性发于智识念虑处皆是情,其心是性与情、即体与用的统一。
孟子的心侧重于用。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又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又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又说:“四端之心,人皆有之。”
这些话语中的心,都指性的发用,相当于张载所说的情。
所以,张载大其心,是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统一。
孟子尽其心和求放心则是功夫论。
当然,功夫的背后是本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就是上达本体。
思则得之,得什么呢?得以从其大体为大人。
忠经
《忠经》是东汉大儒马融所作,系统总结了忠德,把忠德拔高为人道最高准则,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云。
《忠经》对于不同等次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忠的要求,上至君王,下至平民,须各尽其忠,首先又要求君王尽忠。
其《圣君章第二》就是对君王的忠德要求。
其文曰:“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则人化之,天下尽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禄贤官能,式敷大化,惠泽长久,万民咸怀。故得皇猷丕丕,行于四方,扬于后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尽圣君之忠也。《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东海曰:这段话大意是要求王者,上事奉天道,下事奉地道,中事奉宗庙,以至善的品行统帅天下,为人民做好道德榜样。
君王言行要小心谨慎,让自己越来越贤明。要俸养贤良之士,起用有才能的人,施行仁政教化,长期广布恩惠德泽。
君主最大的谋略是使仁政行于四方,建立起辉煌的功业,以保国家长久,以增祖宗光荣。
这就是圣王明君之忠。昭事上帝就是忠于天帝,忠于天帝就要信仰天帝,就要以儒立国和治国。
述作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第一章)
东海《论语点睛》如是解说:述,传述。
《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作,创作,创造,创新,兼有制作义,如周公制礼作乐。
正因为信而好古,所以能述而不作。
这个“作”如果理解为制礼作乐的具体制度建设,孔子有德无位,不曾作;如果理解为撇开历代圣王相传的中道而自创新说,孔子也不曾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实事求是。
如果把这个“作”理解为返本开新和推陈出新,那么,孔子赞《易》作《春秋》就是作。
福德
关于福德的一致性,张载说:“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正蒙》)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这句话,是对福德一致论最精简的表达。
王夫之注:“当于理则顺。于事至当,则善协于一,无不顺矣。事无所逆之谓福。以德致福,因其理之所宜,乃顺也。无入不顺,故尧水、汤旱而天下安,文王囚、孔子厄而心志适,皆乐也,乐则福莫大焉。小人以得其欲为乐,非福也。”
王夫之认为,文王被囚,孔子遭厄,无碍于他们的心志之适和莫大之福。
福德
孔子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德邪而位尊,智邪而谋大,更是无不及矣。
及什么?及于灾祸也。
德邪智邪者最为贱类,最不配富贵和成功。
它们越成功,对家国天下对自己危害越大。
暴秦集团中,秦始皇秦二世,德极邪而位至尊;韩非李斯赵高,智极邪而谋至大。
统统及于滔天大祸,就是逻辑的必然。
福德
冯道有一手七律诗《偶作》,尾联说:“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虽非君子,能够历经四朝十代君王而不倒,自有一定的道德功夫。
这不就是善有善报、福德一致吗?
反过来,如果心怀大恶,置身狼虎丛中,就很难安身立身,很容易成为狼虎的美食。
有句俗话很流行,说什么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其实大错特错。
人恶才容易被人欺,小人被小恶人欺,小恶人被大恶人欺,大恶人被更大的恶人欺,更大的恶人被最大的恶人欺,最大的恶人防不胜防,奸佞欺之,亲戚欺之,鬼神欺之,天理不容之。
一旦恶贯满盈,任何微不足道的人物事件,都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古往今来大恶之人,有后福有后嗣有好下场者几希。
2023年8月29日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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