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清明节，而今又到清明日。回想本人儿时，清明节的经历记忆犹新。在徽州老家，清明节期间，扫墓大军络绎不绝。坟山人头攒动，鞭炮惊天动地。按照当地风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两天准许修坟，那就是清明日与冬至日。谁能保证冬至日是晴天，因此只要清明不下雨，该移的新坟或该修的旧坟都抓紧在清明那天完成。由于家中青壮年男子在外谋生难以回归(按：我村汪氏族人仅2户务农，绝大多数经商。旧时商店规定学徒三年没有假期，店员只有春节假半个月到一个月。)主持清明扫墓与修墓的任务就只能由留守在家的老幼妇孺承担。笔者年少时就随祖父去汪墓祠祭扫汪公大帝，去古关祭扫人鉴公，去西村祭扫高祖，去汪家陇祭扫曾祖……至于修坟，要雇专人来“葬风水”，东家早上要请地理先生与佣工吃茶面，中午要送饭、送水到坟山，晚上要吃“圆工酒”（竣工酒饭）。这些任务统统落在妇人们身上。坊间有“女人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意思是，清明妇女活得风光，可以外出踏青，春节男子过得潇洒。但在我的老家西溪并非如此。清明节当地还有这样的习俗：寒食节不扫墓；新坟不过社。（按：新坟扫墓必须在春社节前，即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约在“春分”前后）扫墓程序大体是清扫坟墓，铲除杂草，挂纸钱（把纸钱系在3尺多长的细竹竿上，下端插入坟头泥土中），摆放供品，上香祭拜，焚烧黄表纸（阴间布匹）、锡箔（折成元宝状金银锭，阴间货币）乃至纸扎品（阴间器具、用具），燃放鞭炮，熄灭火种，撤除供品。
徽州人对丧葬很重视，旧时有“吃在扬州，玩在杭州，死在徽州”之说。当地风俗，人死要请地理先生寻找“风水宝地”安葬，若未找到“风水宝地”便将棺材暂厝于地表简易屋内，以待选定墓地后再行安葬。盖厝屋藏棺以待葬，名之为“厝棺”，俗称“存基”。）清代光绪年间，西溪村出了两位进士：一位名叫汪宗沂（1837-1906），一位名叫汪春榜（1865-？）。前者著作等身，被誉为“江南大儒”，后者才华横溢，28岁雁塔题名，成为请光绪十八年进士，游宦伊始，便为钦命兵部主事。他前程无量，然而发生在离他很远又很近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原来汪宗沂的亲家严蓍孙（按：近代“中国乐坛五杰”之一的严工上的父亲）供职于当时的浙江余杭县衙，而该县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染指雅号“小白菜”的民妇毕秀姑。秀姑之夫葛品连以做豆腐、卖豆腐为业，后患病致死。鉴于余杭县新科举人杨乃武指斥县政弊端招来官府怨恨，且又与做豆腐的品连夫妇相识，于是知县转移目标，嫁罪于人，载诬“小白菜”与杨乃武，并将葛品连之死定谳为通奸谋杀案。此案牵出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件情节跌宕起伏，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朝野耸动，家喻户晓。此案七审七决，均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由于受害者家人不断上告，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最终得以昭雪。最后承办此案的知县、知府等被革职。知县刘锡彤充军黑龙江，浙江巡抚杨昌浚及钦差胡瑞澜也被革职。（详见《大清十五疑案》，阚红柳编，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汪春榜作为京官兵部主事，受人之托，为人关说，受到株连，并丢了官。此后，西溪村民突然发现村后俗名叫汪家垅的地方有两具硕大棺材厝于一间简易的棚屋内。随之“春榜公夫妇遭遇瘟疫暴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实，春榜公夫妇并没有死，这是家人制造的假象，而春榜公罢官后偕夫人遁入他乡隐居起来了。现年80多岁的宗亲汪姑太（按：汪姑太的祖父与春榜公为共祖父的从兄弟）告诉笔者：她幼年时去汪家垅挑马兰头，见到那两具大棺材吓得心惊肉跳。回家后，父母告诉她，那两具棺材里装的是大石头，上面覆盖一些衣裳，不用害怕。春榜公夫妇隐居何处？外人不知。他们隐居之后是否留下后代？若有，按照族谱辈分，其儿属“肈”字辈或“祺”字辈。他们的长子名“肈祺”，一作“兆祺”，次子名“受祺”，三子名“昌祺”。若有四子，其名当为“x祺”或“肈x”，“兆x”；而他的儿子，即春榜公的嫡孙属于“承”字辈。当与汪姑太的亲兄弟承x，堂兄弟承x等人一致。春榜公后裔今安在？
20世纪50年代，随着旱地改水田，当地所有“存基”废除，一律将棺材安葬在坟山。今日坟山就近公路，清明的扫墓大军中不乏青壮年驾车与年老父母、年幼子女全家出动的。这是政府设立“清明节”假期的新气象。
(作者：汪希豪，安徽歙县，退休前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黄山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作文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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