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县固城村西、齐村村北的农田里，孤零零耸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说它“奇”，首先是样子“奇”。一米来高的青石碑反倒镶嵌在两米多的砖墙里，极像过去嵌在檀香靠儿里的镜心。二是内容“奇”。它既不是达官显贵歌功颂德的“丰碑”，也不是善人斋公兴学助庙的“功德碑”，而是清末一个叫宋文成的穷人写下的“诉苦留言碑”。这在中国几千年的“树碑立传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它的价值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很值得我们留意。
这方“鸣冤碑”写于光绪二十五年，是上世纪60年代村民翻地时发出来的，今天大家看到的是原物的复制品。现抄录全文如下：
“宋文成三月初二卯时生。天生命苦，独守孤单，兄弟皆无，手足未联。靠父亲，日月难度常在外；靠母亲，耳聋眼花看不见，母子二人受艰难。三天不烧锅，两天不做饭，要吃讨吃走他乡，忍饥耐饿二十年。与这家锄天地，与那家浇天园。母亲在家受艰难，前院要碗汤，后院要碗饭。苦受贫穷三十三，一双父母眠黄泉，东院无人埋，西院无人管。那时节，难得我叩头礼拜将人求，求来乡里把事完。拉灵车，到坟前，圆坟合墓身才安。房又破，地又碱，收罢庄稼自己背，用两筐土自己担。
一人在家难度日，又做长工整七年。有了吃的无穿的，劳我姐姐做衣衫。结下婚，未得完，年六十，尚孤单。吃个米面也是难，大磨推不动，小磨砸不烂，近门牲口不叫使，远门牲口无串换。壮志气，加强勉，不占旁人半点闲。口内省，肚内俭，忍饥耐饿谁看见。逼的我，少吃俭用积下钱，先于祖父立下碑，又于父母立坟前。无奈何，自盘算，一身困苦说一番，庄田地全丢下，谁继门头把丧完。不成文，不成篇，一生苦楚难说尽，因修碑文以鸣冤。”
当时的地委书记王周南敏锐地将碑文当做“阶级压迫”的血泪材料，多方组织人观摩学习，并在碑墙上留下了时代性很强的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时过境迁，原碑已静静地躺在了省博物馆的展柜里，但关于它的争论似乎并未终止。
一种全新的论调在宋文成的家乡人间流传，那就是“此人该穷”。有位颇有才华的诗人还专门写诗评论道：“宋文成莫诉冤，作为男人枉长蛋。吃不了苦，哪来饭？恨天怨地有鸟用，不像一个好儿男！一没东家把你坑，二没西家把你骗。碑刻无用牢骚话，却教世人笑百年。”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充分显示了当代人对“懒惰致贫者”的厌恶与追求幸福的自信与殷切。
但两种不同时期的看法都是站在本阶段的背景下来“打扮历史”，不能说是十足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差不多。宋文成，这个被贫困吞没，只能刻碑留言、发泄不满的“老愤青”到底是因为什么致贫的呢？还需要我们仔细探讨一番。
首先，按立碑时他六十岁来说，宋文成应出生于清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当年发生的大事可谓尽人皆知，那就是充满屈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风光无比的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中国的世界“GDP”份额也从道光十年的29%直降到光绪二十八年，即“立碑”后三年的6%。
随着洋货的不断涌入，农村中本来就十分单薄的商品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就是宋文成在颠簸劳碌的60年岁月里只能耕种糊口，而不能做小本生意的原因。所谓是“无商不富”，即便水旱调匀，老天赏脸，宋家也难以暴富，改变命运了。但截止宋文成步入而立之年、父母去世时，宋家的生活虽苦，仍然是有房有地的。
他母子早年讨饭，很可能是与父亲长期在外，母亲双目失明有关。而成年后始终与别人打长工，也只是家中地块盐碱化，产量不高所致（“房又破，地又碱”）。说他当初并非“赤贫”，一个最好的证据就是宋家曾给宋文成“定过亲”。过去“定亲”首先就要求男方有一定经济基础，至少有房有地才行。但“定亲”不等于“圆房结亲”，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如果男方家境一落千丈，女方是很可能“悔婚”、“赖婚”的。这在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里几乎是被用烂的“桥段”。那么，当初家境尚可的宋文成为什么直到花甲之年还没等来“迟到的幸福”呢？关键原因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
这个意外就是爆发于光绪初年、蔓延北方九省的“丁戊奇荒”。这场历时四年、包含了“旱、涝、虫、震”花样复合打击的灾害严重到什么程度？在它的爆发地山西，百年后的今天，农村仍有许多空空如也的窑洞——居民已于那次饥荒中全家饿死！而被它波及的陕西关中地区，人口由咸道间的800万暴降至500万人，直到建国后才慢慢回升。向来被当做“中国粮仓”的苏北、皖北地区也开始出现“饥则食人”的人间悲剧。
远在辽宁的义县一地更出现了10万户流离失所的饥民。河南的情况尤为严重，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真实的情况却严重得多。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就是袁世凯的堂叔，抵豫后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位于晋、豫交界的邢台，同时面对山西、河南两个饥饿大省的冲击，受到损害之重可想而知。在灾情最严重的光绪四年，素来以老实谨厚著称的邢台人也耐不住饥饿的折磨，开始挣扎、反抗。据《任县县志》记载，是年“四月，县境一带大荒，清政府拨漕米赈济灾民。夏，蝗，饥民采树叶草根殆尽。米麦斗值一千六百文。数百名饥民抢粮，共六、七十人被擒，送缴邑署”。
这铤而走险的数百人应该只是广大饥民的缩影，他们抢粮肯定不是“懒惰”而致。如果说其他素有积蓄的家庭还能在灾荒后恢复，那么刚经历了父母大丧，家财荡尽的宋文成又遭遇如此天灾，要短时期恢复元气也就不大可能了。这就是他有力“定亲”却始终无力“完婚”的原因。
宋文成的贫穷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当时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的必然结果。他并非不努力，也非不拼搏，只不过个人的力量又怎能改变那残酷异常的世界呢？能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应该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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