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唱歌？
或者，至少是古代汉族的老百姓羞于在人前发声呢？
“歌”字的篆字的意思是一个手中执棒的人跪坐在悬挂在钟架的编钟边演奏。所谓“编钟”，是包含了最大的“无射”，最小的“应钟”在内的一整“编”钟。
按照《礼记》所载，这种大型乐器是帝王的专有，而在战国以前它最常演奏的便是武之舞《大武》和文之舞《大夏》。炫耀武力的《大武》且不必说，让人疑惑的是，周王朝为何把夏王朝的国歌《大夏》继承下来。实际上统治者并不糊涂，不会干“赔本赚吆喝”的傻事儿，周代的《大夏》是改动过的。原本赞颂大禹功绩，却部分被偷梁换柱为向周武王及其祖先后稷歌功颂德。
一个依靠“士甲三千”、牧野倒戈建立的“马上政权”，为何汲汲于用歌曲给自己正名，还不惜为此犯下翟天临般的“剽窃”大错呢？除了王朝建立之初的文化不自信外（直到“成康之治”时周朝才促成了自身礼乐的完备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歌”重要的政治作用。
儒家认为“诗”是言志的，“歌”只是承载它的形式。其实在传播手段单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上古时代，“内容”的重要性往往不及“形式”，需要依附后者存在。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衰世”。我们仔细想想不难发现矛盾之处，那就是当时孔夫子能轻而易举地收集到数千首歌词，几经删修后还能剩下皇皇《三百篇》流传后世。其数量使后来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望尘莫及，作品的讽喻性及艺术性也不是明朝的《桂枝儿》所能比拟的（《桂枝儿》从内容上看不能代表“市民意识”的觉醒，顶多是“消费意识”的觉醒）。
为什么春秋，特别是战国时代是中国民歌的唯一盛世呢？原因很简单，纷争的大国政治磨练了人们的思辨能力，擦亮了大家判断美丑是非的眼睛。产生了一个个“鲁室女”、“曹刿”之类的“草根政治家”同时，还催生了一大批“歌者”。比如生活在秦楚边界的小民既会秦音，又通楚调。而齐鲁边境的居民目睹齐姜明目张胆地回娘家私通襄公，所以能创作出《载驱》这样有力的讽刺作品。
凡是尝过民歌辛辣滋味的国君往往不敢轻视它的力量。强势如晋文公，在看到宫门上无名氏的《龙蛇歌》后吓得胆战心惊，生怕这首揭短作品传诸闾巷，布于人口。所以急煎煎跑到绵山认错访贤。而霸气如齐桓公，在听闻宁戚牢骚满腹的《白水歌》后，也没有将这个老人当恐怖分子抓走。反而晤谈之下，拜相封官，成就了一番瑰丽的历史传奇。
但，这种“歌”中隐含的“下剔上”的力量还是让某些独夫如芒在背，分外难受。所以，汉后的统治者开始故意弱化“歌曲”的普世价值。这种做法是自上而下，缓慢推行的。
比如汉初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时就有意忽略了“音乐”部分，而更热衷于等级的划分、仪仗的排列。随着统治者容忍心的消失，民间歌者的路子更是越走越窄。东汉的梁鸿在创作了著名的《五噫歌》后，不得不变服色，易姓名，逃离京城，终身隐居。易水白衣们高唱“燕赵悲歌”的时代终于永远落幕。
后世敢于将歌曲向民间推广者，无不遭受到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放逐”。提倡通俗易懂、力避生字典故的白居易，被冠之以“诗魔”的诨号，其在“圈内”的声誉远远不及“圈外”。
用语流畅清丽，富于生命力的柳永，死后得到众歌者“风情吊柳七”的超一流待遇。但其自身却难摆脱文学史中的“浪子”形象及“永不叙用”的政治厄运。
总之，在一句“礼乐不下庶人”的“宣诏”后，中国，彻底进入了“集体失语”的“默片时代”！
两千年来，歌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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