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坐落着一座古亭,金碧辉煌,朱栏黄瓦,华丽古朴,庄严典雅,上书“杏坛”二字,这就是孔子当年传业授教的地方。
西周时期,文化大权由贵族阶级所掌握,平民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知识的传授由贵族来承担,他们既是传业之师,又是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吏,因而,当时是“学在官府”。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春秋时期生产工具的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周所建立的血缘宗法与政治机构相结合的统治体,也随着解体,周王室控制天下的局面也逐渐打破,天下失控,诸侯纷争,原来由周王室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大权也便分崩离析了。随着社会的动荡,“王官之学”失坠,有些散落民间。与政治上那种“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权利下移相并行的,便是文化教育的下移,过去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渐渐在社会上兴起了“文学之士”。在这种格局之下,孔子依靠那种孜孜以求的奋发精神,收拾残遗,加以改造,构成系统,形成了“礼”为骨干的儒家之学。并在民间开始收徒授业,成为私人办学的开创者。孔子打破了“官学” 授徒于贵族子弟的严格标准。他宣布“有教无类”。虽然对于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学人们歧见纷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从孔老夫子的弟子情况来看,的确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既有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弟兄门,也有生活贫寒者,如颜回等。当然也不可能是“一贫如洗”的无产者,也不可能是没有生命保障的奴隶。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来教诲学生,即所谓的“六艺”。在整个的教学内容中,孔子对礼的内容是极为看重的,不仅把礼作为他教诲学生的主要内容,而且从当时的社会中一些贵族也将此看的十分重要。“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所以将此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是很自然的事了。在以往的历史中,任何一个教育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当然,孔子收徒授业也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目的,这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有用的人才。从历史的观点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孔老夫子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却总结出许多教育方面的内在规律,这确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值得后人借鉴。孔子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他非常强调在人们在后天的学习。孔子认为人本来就“性相近”的,但由于环境的不同,确使人在后天“习相远”。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孔子承认人们在才质上有上下之分,因此在他的教学实践中能做到“因材施教”。所以在同学给他提出同一个问题时,他都会根据每一个同学的性格、特点给于不同的回答。孔子乐于教人,“诲人不倦”,并注意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他循循善诱,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采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细读《论语》我们发现,孔子在当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上十分密切的,也可使我们发现孔子但是授业方式是一种“答疑”“解难”和讨论式的授课方法,这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也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相互沟通了思想,加深了相互的了解,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思”并重。正如他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 学也”。他教导学生在学习知识上要有诚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主张学以致用,学知识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哗众取宠,而是为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微子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与当时的“隐者”的一段对话:“隐者”责难子路说:现在的社会中,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革他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子路回来后把此事告诉了孔子。他说:我们既然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一道来从事改革了,这反映了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虽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在他一生的教学实践中,所创立的一些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作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鼓励着后人。孔子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以为伟大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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