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坐落着一座古亭，金碧辉煌，朱栏黄瓦，华丽古朴，庄严典雅，上书“杏坛”二字，这就是孔子当年传业授教的地方。
西周时期，文化大权由贵族阶级所掌握，平民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知识的传授由贵族来承担，他们既是传业之师，又是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吏，因而，当时是“学在官府”。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春秋时期生产工具的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周所建立的血缘宗法与政治机构相结合的统治体，也随着解体，周王室控制天下的局面也逐渐打破，天下失控，诸侯纷争，原来由周王室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大权也便分崩离析了。随着社会的动荡，“王官之学”失坠，有些散落民间。与政治上那种“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权利下移相并行的，便是文化教育的下移，过去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渐渐在社会上兴起了“文学之士”。在这种格局之下，孔子依靠那种孜孜以求的奋发精神，收拾残遗，加以改造，构成系统，形成了“礼”为骨干的儒家之学。并在民间开始收徒授业，成为私人办学的开创者。孔子打破了“官学” 授徒于贵族子弟的严格标准。他宣布“有教无类”。虽然对于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学人们歧见纷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从孔老夫子的弟子情况来看，的确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既有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弟兄门，也有生活贫寒者，如颜回等。当然也不可能是“一贫如洗”的无产者，也不可能是没有生命保障的奴隶。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来教诲学生，即所谓的“六艺”。在整个的教学内容中，孔子对礼的内容是极为看重的，不仅把礼作为他教诲学生的主要内容，而且从当时的社会中一些贵族也将此看的十分重要。“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所以将此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是很自然的事了。在以往的历史中，任何一个教育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当然，孔子收徒授业也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目的，这就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培养有用的人才。从历史的观点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孔老夫子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却总结出许多教育方面的内在规律，这确是一笔丰富的财富，值得后人借鉴。孔子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他非常强调在人们在后天的学习。孔子认为人本来就“性相近”的，但由于环境的不同，确使人在后天“习相远”。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孔子承认人们在才质上有上下之分，因此在他的教学实践中能做到“因材施教”。所以在同学给他提出同一个问题时，他都会根据每一个同学的性格、特点给于不同的回答。孔子乐于教人，“诲人不倦”，并注意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他循循善诱，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采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反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细读《论语》我们发现，孔子在当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上十分密切的，也可使我们发现孔子但是授业方式是一种“答疑”“解难”和讨论式的授课方法，这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也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相互沟通了思想，加深了相互的了解，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思”并重。正如他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 学也”。他教导学生在学习知识上要有诚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主张学以致用，学知识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哗众取宠，而是为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微子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与当时的“隐者”的一段对话：“隐者”责难子路说：现在的社会中，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革他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子路回来后把此事告诉了孔子。他说：我们既然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一道来从事改革了，这反映了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虽然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在他一生的教学实践中，所创立的一些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作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鼓励着后人。孔子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以为伟大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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