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放生盛行于中国，明清时期产生了很多观念，有因果报应说、普度说、仁民爱物、恻隐之心说等，放生的过程有正式的仪式和规范，关于其记载较为详细，还产生了结社性质的组织——放生会，并对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放生一词出于大成佛经，盛行于中国，也流传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其活动有佛教徒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提倡救济众生的生命危难及痛苦，也有儒家基于天人感应和仁爱学说而提倡救助动物的。关于放生的记载，始于六朝，梁武帝时期即有了放生文，此后历代有之。北宋时期，每年4月8日在杭州西湖举行放生会，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元朝进入衰落期，到了明清，放生的观念、行为记载尤多。放生的根据，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是《梵网菩萨戒经》：“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这里强调的放生理念，发展到明清时期予以分化。流传最广的为因果报应说。
如《戒杀延生录》言道：“戒杀不结众恶缘，再能放生惜物命，回此功德向法界，必登西方九品莲。”即是用彼岸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放生进行号召与鼓动。清朝金堡的《海幢寺放生碑记》明确说：“放生有功，杀生有罪。”钱谦益《书放生池册后》云放生是“慈心功德”。这些都以福报为诱，鼓励放生。同时，还有人以将福报转移到他人为诱，鼓励人放生的。彭绍昇《钱塘清宁禅院放生池记》云：“以兹微润，上祝无疆，譬如增卷石于泰山，投勺水于巨海。”金之俊《题放生汇纪后》认为放生“小之为吹群伦之善气，大之为挽劫运之杀机”。薛起凤《文星阁建放生会疏》云，吴地生活奢侈，杀生之事极多，薛氏等乃举行放生会，“庶几善气熏蒸，吉祥来止。三灾不作，八难潜消。阴阳和而风雨时，物阜成而民康寿”。放生在明清时期流行，也有普度说的影响。金堡《雷峰放生社说》中说：“不知我不放生，生亦不我放。生不我放，故死不放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无有休息。”黎元宽、张岱、释道忞、彭绍昇等也都表达了放生“普度众生”的思想。“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不杀是佛，杀岂是佛？”生是生命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对生的重视与关注不仅是佛家所具有的，更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注重人事的观点相契合。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明清时期，很多文人笔记中，都将放生这一行为视作儒家“仁民爱物”的体现。徐旭旦《放生说》云：“大儒治世，必先爱人，然亦未尝不爱万物也。”放生有一定的仪轨，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明代莲池大师有《放生仪》及《戒杀放生文》，这些都是介绍放生仪轨的。现在通用的《放生仪轨》也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而编纂的。
明清时期，放生仪式的仪轨是：先在放生处设香案，准备净水与杨枝，中间供奉观世音菩萨像。维那先举腔唱“杨枝净水”香赞，主法者拈香礼佛；念三遍“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后，主法者举杯说“菩萨柳头甘露水，能令一滴遍十方，腥膻垢秽尽蠲除，令此坛场悉清净。”大众接着同念《大悲咒》，给动物洒净。
参考资料：《陔余丛考》，《东京梦梁录》，《法苑珠林》，《遍行堂集》，《牧斋初学集》，《一行居集》，《正谊堂文集》，《金文通公集》，《香闻遗集》，《经世堂初集》，《坚瓠集》，《卧龙山人集》，《西湖梦寻》，《云栖法汇》，《祁忠敏公日记》，《杭俗遗风》，《小浮山人年谱》，《船庵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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