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问：“父为暴君盗贼和十恶不赦的恶棍，子女是否可以大义灭亲？”东海答：绝对不可以。对于子女兄弟，特殊情况下可以大义灭亲。但子女对于父母任何情况都没有“灭”的资格。灭父母即灭人伦之根本，即灭天伦，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义。不仅不能灭父，甚至不能有灭父的想法。有此企图，就是大罪；有此准备，就是死罪。《春秋》之义，人间罪恶，莫大于弑君谋反和弑害父母。《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谓对于君王和双亲，“将”要谋反或谋杀，其罪就等于谋反和谋杀，就是死罪，就应诛杀。这里的“将”是将要、有意向和预谋的意思。“君亲无将将必诛”成了历代儒家王朝一个司法原则。例如，鲁庄公的弟弟公子牙将要弑君，虽未成功，《公羊传》视为犯了弑君之罪。百年来多少英雄模范人物，为了所谓的革命事业，批判、出卖、危害甚至杀害父母。背天逆伦，莫此为甚，大本已失，已非人化，还奢谈什么英雄模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是人道的五个支柱。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人而不明五伦五常，没有正知正见，轻则夷狄化，重则禽兽化，虽欲做善人正人而不得，何其可畏乃尔。如何对待恶父，舜就是最好的榜样。其父瞽叟宠爱后妻后子，对舜百般虐待，甚至到了杀之而后快的地步，“不父”极矣，冥顽极矣。但舜依然恪尽孝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常在侧。”孟子做过一个假设题，假如舜瞽叟杀人，舜帝的最佳选择是窃负而逃。那么，假如父亲伤害或杀害的对象是母亲，儿子怎么办？电视连续剧《月上重火》中的上官透，是国师上官行舟唯一的儿子，却是私生子。上官行舟是因为贪图权力，娶了大将军的女儿；辜负并间接害死了上官透的母亲。知道真相的上官透，把剑对准了亲生父亲……依据儒家标准和孝道要求，上官透已是死罪，“将必诛”故。电视剧中上官行舟深表悔恨，甘愿死于儿子剑下。其实，这种行为更加父不父。万一导致儿子犯下弑父大罪，岂非更加害惨了儿子？本欲悔过，却不怕造下更大罪孽，画虎不成反类犬，此之谓也。杀害是最大的伤害，站在儿子立场上，杀母之父无疑是最严重的父不父，最大的恶父。对于杀母之父，儿子怎么办？这个问题，匡章的故事中有答案。匡章，陈姓田氏，名章，战国时齐国名将，人称章子或匡子，曾就学孟子。匡章的母亲得罪了匡章的父亲，被匡章的父亲杀了埋在马栈之下。匡章责善于父，因此而被父亲驱逐，通国皆称匡章不孝。齐威王末年，秦国借道魏韩进攻齐国，齐威王派将军匡章迎战，两军交错扎营，开战之前，双方使者来来往往。匡章藉机变更了部分齐军的徽章，混杂到秦军中，待机配合齐军主力。探子不明匡章的用意，向威王打小报告，说匡章可能要带兵降秦。威王听了置之不理。不久，又有探子报告，匡章可能降秦。威王仍不理睬，如此再三。左右问齐威王，探子们异口同声说章子有不良行为，不可靠，为何不采取行动？齐威王打包票说，匡章绝对不会背叛。时过不久，前线传来齐军大胜的捷报。左右询问威王何以有此先见之明，威王告诉他们说：“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母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战国策齐策》）大意是说，章子之母得罪章子之父，章子之父将其妻杀死之后埋于养马的栅栏之下！威王许诺章子说：“依你之强，等打得胜仗全军而还，我将改葬将军之母。”章子回答：“我并不是不能改葬我的母亲，但我的母亲得罪了我的父亲，父亲没有生前未曾有所吩咐就去世了。我未得到父亲允许改葬母亲，是欺死去的父亲！所以我不敢改葬母亲！”威王认为章子作为人子不欺死去的父亲，作为人臣自然也不会背叛活着的君主，所以他对章子才十分信任！父杀母，匡章仅仅责善于父，就被冠以不孝之名，一方面可见人言可畏，一方面也可见，在战国初期，民间尚有孝道残遗，儿子得罪父亲，就会举国侧目。母亲被父亲杀害，儿子不仅不能为母报仇，连指责父亲都不宜。匡章无法征得死父的同意，即使君主有命，也不敢为母改葬，可见匡章对父亲不失孝敬之心。孟子对匡章的评价最值得注意。《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孟子，全国上下都说匡章不孝。先生跟他交游，还对他很有礼貌，为什么？孟子先列举了五种不孝的行为表现，说匡章一种都没有，然后指出：“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大意是说，匡章身为儿子而责备父亲，导致父子离心。责善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原则。父子之间相互责善，是最为伤害亲情的。匡章作为丈夫难道不想有妻子、作为儿子难道不想有母亲吗？因为被父亲怪罪，无法在身边。他就休了妻子驱逐儿子，终身不想得到他们的养护。从他的心态来说，他认为不这么做，是更大的罪过。匡章的情况只不过如此而已。这是孟子为匡章辩护。匡章责善于父固然有过，但原其心，并非不孝。同时，提出了三个义理准则：不孝有五，责善是朋友之道，父子不责善。匡章责善于父不妥，因此自责而“出妻屏子”更不妥，但其心志可哀，出发点是孝心一片。朱熹说：“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属，但为身不得近于父，故不敢受妻子之养，以自责罚。其心以为不如此，则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于众所恶而必察焉，可以见圣贤至公至仁之心矣。”（《集注》）对于匡章“出妻屏子”的做法，全祖望认为，匡章在胜秦以前，黜妻屏子无妨，但凯旋归来，齐王已经主持重新安葬其母，就应该与妻子团聚。“黜妻屏子终身如故”就过分了，无意中“扬父之过”，过犹不及了。（全祖望《经史问答》）人伦之大，父子为先。五伦中，父子一伦最为核心和重要。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集》）其实，父子比君臣更加重要。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同中有异，君臣以义合，父子是天伦。《孝经》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父子之间的伦理，出自于天性，君臣之义是父子之道的延伸。父母生育子女，没有比这个生命延续更重要的了。父亲既是至亲又似严君，没有比这个更加恩情厚重的了。所以爱亲敬亲，比爱敬任何人都重要。这里的“他人”包括君主。对于恶君，臣可以离去，可以易位，可以诛杀和革命；对于恶父，子除了劝谏，还是劝谏。君主犯了错误，臣下三谏不从则去之；父亲犯了错误，儿子除了劝谏，还是劝谏，不离不弃。“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弟子规》）而且只能婉谏，不能冒犯。《礼记》规定：事君有犯而无隐，事亲有隐而无犯。对于君主不能隐瞒可以冒犯，对于父亲，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所隐瞒，任何时候都不能冒犯。父亲犯了最大的错误乃至罪恶，儿子也只能劝谏而不能指责、冒犯。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从父亲的角度讲，父不父是可耻的，也是大不孝；从儿子的角度讲，无论父如何不父，子都不可以不子，不可以没有孝心，不尽孝道。儒家把亲亲放在第一位，以孝悌为仁之基础，孝父的道德级别高于忠君爱国。郭店楚简《六德》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明言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伍子胥为父复仇的行为就是“为父绝君”的表现。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得到了春秋经和历代大儒的高度肯定。楚君冤杀其父，君臣之义已绝，父仇不共戴天，没得选择。苏轼说：“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关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和评价，详见东海《中国故事》，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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