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就像印度佛教美术不断影响中国一样，中国佛教美术也不断影响朝鲜、日本。继522年中国梁朝造佛师司马达一家移居日本，在法隆寺金堂创造了释迦三尊像之后，不断有中国、朝鲜工匠举家移居日本，在日本创造了各种式样的佛像、菩萨像。白凤时代（645---710年，7世纪后半8世纪初），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645年（7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初唐）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7次派遣唐使来唐首都长安，全面学习中国初唐文物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以壬申之乱（672年）为界，白凤前期沿袭飞鸟传统，继续受南朝和隋影响，尤其是663年白村江海战后，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国，大批朝鲜工匠逃到日本，带去此前传到朝鲜的中国北齐北周文化。后期受初唐文化影响，大批遣唐使陆续归来，其中就有画师和工匠，日本官方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初唐古典主义佛教美术，促进了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为天平文化（710---794年，8世纪）繁荣昌盛做好准备。白凤佛教美术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兴福寺佛头、药师寺金堂三尊像、法隆寺壁画、高松塚壁画、橘夫人橱子等。药师寺金堂三尊像
白凤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兴福寺佛头，铜制镀金，作于684年，是日本国宝，面相饱满，乐观开朗，简洁明确，艺术水平很高。（真理是简洁明确的，美也是简洁明确的）。与上述中国北齐天龙山第16窟佛头（现存日本根津美术馆）风格相似，都是胖佛，都简洁明确，都是受张僧繇张家样影响，只是中国的睿智成熟，而日本的天真活泼，更有朝气，体现了白凤时代的勃勃生机。如前所述《48体佛》（原在法隆寺，现藏东京博物馆）中有一些飞鸟佛像，受陆家样影响。还有一些白凤菩萨，也是铜像，矮胖敦厚，非常有趣，像小孩子一样天真，也是简洁明了，体积感强，也属张家样。
白凤时也有两个非常美的菩萨，一在加古川鹤林寺，一在法隆寺（梦违观音），都是金铜立像，都是圆脸丰腴，笑容满面，曲线造型，委婉生动，天真喜气，比《48体佛》更进一步，更简洁洗练，也属张家样。石位寺三尊像，是石雕，简洁洗练，朴素自然，还有齐周隋遗风，如上述天龙山风格，可见南京张家样影响。
药师寺金堂三尊像，有人说是白凤后期的，有人说是太平初期的，有人说是白凤、太平过渡时的，都有道理。此像一佛二菩萨，圆满成熟，就是放在唐佛中，也堪称精品，非常地道，具有典型的初唐古典主义风格。白凤时代正是凭借着上述那股蓬勃朝气，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往往几年、十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就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精品，中日佛教美术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迅速拉近，以至于同步发展。初唐古典主义佛像中，最典型、艺术水平最高的当然就是首都长安的佛像，但是长安佛像现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些小佛像，其中最典型、艺术水平最高的初唐小佛像就是西安宝庆寺（原在光宅寺）的小佛像，石质，都是初唐武周年（684—704年）制，大多收藏在日本、美国。这批初唐小佛像多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浮雕，佛端坐（盘坐、垂坐）中央，菩萨侍立两旁，左右对称，大同小异，菩萨高髻宝冠，慈悲智慧，上裸下裙，身披璎珞，丰腴细腰，亭亭玉立，整个看上去，写实成熟，自然生动，艺术水平很高，表现出皇家正统的艺术风格，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与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造像风格一致，只是更加精致了。药师寺与宝庆寺佛像差不多同时，都是7世纪末8世纪初，药师寺佛像可能要晚一些，都是皇家造像，都精致，成熟，都属初唐古典主义风格。但二者毕竟是师生关系，老师原创总是自然生动的，而学生模仿就有些拘谨板滞（只有那些学习老师，又能摆脱老师的学生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二者菩萨都是上身长下身短，曲线造型，简洁洗练，这些都是齐、周、隋张家样遗风，而初唐古典主义佛像正是在张僧繇张家样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写实、成熟，也就是说初唐古典主义建立在张家样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初唐大家二阎就学张僧繇、杨子华画派。可见南京张家样广泛影响到齐、周、隋和初唐，甚至日本白凤美术。药师寺还有一国宝铜像，即圣观音菩萨立像，与上述三尊像同时，也是白凤后期的，与三尊像中的菩萨大同小异，也属初唐古典主义，也受张家样影响。类似宝庆寺浮雕，日本白凤时也有，例如法隆寺（现藏东京博物馆）和樱井石位寺，法隆寺的是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铜片锤叠而成，自然生动，极为精彩，不亚于宝庆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义风格。石位寺的是三尊像，是石雕，简洁洗练，朴素自然，还有齐周隋遗风，如上述天龙山风格，可见南京张家样影响。法隆寺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铜片锤叠而成，自然生动，极为精彩，不亚于宝庆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义风格。法隆寺金堂壁画，法隆寺是圣德太子607年创建，不幸670年焚于大火，7世纪末（白凤时代）重建，是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上述国宝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48体佛、梦殿观音、百济观音、四天王、玉虫厨子、梦违观音、伎乐面具（吴公、吴女，吴即中国江苏、南京）、五尊像（铜片锤叠）、橘夫人厨子等都珍藏在此寺，可见法隆寺是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的宝库。法隆寺壁画1949年不幸再次失火，1969年修复，日本艺术大师前田青邨（村）、平山郁夫师徒俩都曾参与，现存壁画基本上保存了白凤时代画风，堪称白凤壁画双璧（还有高松冢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
法隆寺壁画主要有四佛（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说法、八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十一面观音（密教）、圣观音、思维菩萨等），此外还有弟子、飞天等，构图多为一佛二菩萨，或多菩萨尊像。尤其是菩萨，画得极美，格调也高。很像中国敦煌初唐菩萨，甚至难分伯仲，都表现出初唐古典主义画风，都有南京张家样的影响。
顺便说一下高松冢壁画，在奈良高市郡（如前所述南梁司马达一家就迁居于此，可见这里很早就有中国文化流行），作于7世纪末，与上述法隆寺壁画差不多同时，堪称白凤壁画双璧。画有人物、四神、天像等，描绘精致，色彩鲜艳，很像中国西安初唐墓室壁画。高松冢壁画中的四神、天像与初唐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壁画相似，尤其是生龙活虎，很有气势，众所周知张僧繇以画龙著称，“画龙点睛”一词就出自张僧繇，张僧繇画龙影响梁陈、隋唐，自然也影响到日本白凤壁画。高松冢壁画中的侍女也画得极美，艺术水平很高，可与同时的初唐墓壁画侍女比美，难分高下，说明白凤时中日艺术水平拉近，甚至同步发展，都属初唐古典主义画风。此外侍女持物（如意、团扇、拂尘等）、颜料（矿物颜料）、画法（工笔重彩画法）也都源于中国。墓中还出土一面海兽葡萄镜，与西安初唐独孤思贞墓（697年）出土铜镜同范，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此墓深受中国初唐文化影响。橘夫人橱子，日本早期佛教美术有两个著名的橱子（橱柜），一是上述飞鸟时的玉虫橱子，一是白凤时的橘夫人厨子，都珍藏于法隆寺，橘夫人橱柜中安放着阿弥陀佛三尊像，也是国宝铜像，也作于7世纪末，也是圆脸矮胖，乐观开朗，曲线造型，委婉生动，简洁洗练，典雅庄重，也属张家样。
此三尊像主大仆小，主次分明，这是专制政体等级制度的体现，南朝南京宫廷艺术也是如此，影响北朝隋唐，诸如巩县石窟北魏浮雕《帝后礼佛图》、初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等，也影响到日本白凤《圣德太子画像》，此三尊像也受其影响。橘夫人厨子上有漆画，其中菩萨，画得很美，与上述法隆寺壁画相似，也是矮胖，简洁，曲线，也受张家样影响。 圣德太子像
可见日本佛教美术是在南京陆、张两家样式影响下诞生、发展的。7世纪前半飞鸟美术主要受陆家样影响，堪称陆探微时代，7世纪后半白凤美术主要受张家样影响，堪称张僧繇时代，而在中国，陆探微时代是6世纪前半，张僧繇时代是6世纪后半，整整比中国晚了100年，但8世纪日本进入天平时代（710---794年），深受大唐文化影响，就与大唐文化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了。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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