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总要“吃饭”的。记得上世纪某位红极一时的文学家说过，当你看到不可一世的“大人物”而心生畏惧时，不妨想想一下此公“上大号”的样子，心中的忐忑自可平复。那么，我想说，如果你无端恨上了一个“无辜者”时，你也可以暗中脑补一下他吃饭的样子。那样一定能唤起你心中的怜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因为彻底的“饥饿感”驱使所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坏心思。俗话说“北方吃面，南方吃米”，其实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至少历史上不是这个样子。当年武王伐纣后就在新建立的朝廷里设置了“稻人”一职，专管周王的“稻米特供”。那是统治者的常规膳食号称“八珍”，其中有“淳熬”一味，就是用富于油脂的猪肉酱覆盖在米饭上制成。它是一种介于“猪油捞饭”和“盖浇饭”之间的美食。后来到了唐代中期，有人又在饭上加上蟹黄炒蛋，取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御黄饭”。后来国人喜欢“高大上”的毛病爆发，将其改成谐音的“玉皇饭”。最后更是添上“王母”（“母鸡蛋”吗？），让这两位天界大佬在碗里庆祝团圆。这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意义的“盖浇饭”，并成为今天东北“盖饭”、广东“碟头饭”两兄弟的滥觞。可能有人要问，也许周代“吃米饭”只是帝王的特例，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面貌。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尚书》里的小故事。周成王即位后，他的两个叔叔管叔、蔡叔起兵造反，淮夷、徐戎也跟着凑热闹。周公的儿子伯禽不好出兵打叔叔，就拿淮、徐两个外敌练手儿。他在那篇著名的誓军辞《费誓》中说“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意思是让士兵准备好行军打仗的干粮。这里的“糗粮”也称“干饭”，可不是今天所说的“干饭人”，而是将蒸熟米饭晒得不带一丝水汽。吃时往饭袋里冲入和着酱料的水，将其泡开。可以说是既省事，又好吃的方便快餐。鲁公伯禽的治所在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属于彻头彻尾的北方经济圈儿。但出征的将士还能一次性带足大量的“快餐米饭”，足见当时北方并不缺“米”。后来随着北方小冰河期的肆虐，再加上“五胡乱华”时爱吃“粉食”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让“吃大米”的天平逐渐往南方发展。当时最壮观的一次“吃米事件”就发生在南京城下。陈武帝陈霸先在和北方侵略者对峙时，他的侄子、后来的陈文帝陈茜（女孩名，不愧同性恋）送来了三千斛大米，一千只鸭子。饥肠辘辘的南军以荷叶为碗，盛满鸭肉、白饭，美滋滋地饱餐了一顿。然后又发挥主场优势，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奠定了陈朝“割据天南”的宏图霸业。和捧着米饭大快朵颐的南方比，北方人“吃米”却显得越来越非主流。从流传下来的那些“饭名”就能看出，北方的米饭已经在“脱离群众”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不能自已。比如唐朝那个著名的“马球皇帝”唐敬宗李湛。这个十六即位、十七驾崩的小皇帝喜欢吃一种名叫“清风饭”的主食。不要被它的名字迷惑了，这种饭既不“清”，更没“风”，简直是一团油腻的“烈火”。它的主要成分除了大米之外就是牛奶和“龙脑沫”。牛奶，在古代医书里一直是“大热，滋补”的代名词，也是《金瓶梅》中西门大官人用来“扶头起兴”的必备佳肴。至于那个让人不知所谓的“龙脑子”，在一些唐宋笔记小说里说是暹罗国的贡品，和“蔷薇水”一样都是既能增香，又能壮阳的奢饰品。这个血气未定的“小皇帝”如此大补特补，不管如何宣泄，也注定会处于一种“亢阳”的状态。就算没有遭到刺杀，也是活不到高寿的。还有一种名字更“贵气”的米饭，那就是隋代著名“猛将兄”杨素的“心头好”——“碎金饭”。杨素这个人，成也在“野心”，败也在“野心”。为实现“野心”，他可以杀良，可以杀俘，可以卖主，可以贪贿，可以违背初心，甚至能欺骗自己。“碎金”，就代表了他一生汲汲以求的“富贵功名”。唯有“几口吞下”，化为大便，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占有。有人说，那不就是简单已极的“蛋炒饭”嘛？！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碎金饭”必须做到“炒蛋不见蛋”，用金黄的蛋液均匀地裹住每一粒米粒。这对厨师的“火候”、“技巧”都是极致的考验。现在一些“五星饭店”考厨师，就考“蛋炒饭”和对刀工要求极高的“滑炒牛肉丝”两味。据说得自于美食家梁实秋的“家厨心传”，不知是也不是。还有那个流行于唐朝御林军中的那道极尽奢华到变态的“浑羊殁忽”（即汉语“全羊宴”）。用填满了米饭的小鹅塞进全羊中炙烤。这道美食的视觉冲击力一定很强，但它一定不是为了“吃饭”才创造出来的，应该是皇家“装逼”的产物。不过它和大唐的国运一样，只能是昙花一现。等中唐以后江南漕运断绝（糯米产自江南，入贡时故称“江米”），这种大而无当、浪费严重的食物必定会成为“历史名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穷酸文人的“三白饭”。苏东坡出身四川土著，家中除了苏大爷当了官外，仕途一直不是很旺。苏老爹苏洵更是布衣一介，潦倒终生。所以苏轼兄弟早年的求学之路还是辛苦备尝的。他和好友刘贡父聊天时就曾说自己曾常吃“白盐、白饭加白萝卜”的“三白饭”。据说刘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请苏诗人吃了顿“皛（xiao）饭”。不过对豁达著称的苏轼并不构成不敬，权当作一顿别具风味的“忆苦思甜”饭吧。及至近代饥患相仍。南方百姓还能吃上加了大量红薯的“签饭”，掺了N遍凉水的“双蒸饭”。但北方人民却只能以糠皮、薯叶充饥。甚至连这些垃圾也吃不上，只能倒毙在“1942年大逃荒”的路上。到了今天，由于国力的恢复，人民的富足，再加上拜了高效运力的恩赐，南北人民终于可以一齐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虽然我本人还是钟情于“好吃不过”的饺子，但“南米北面”的说法真的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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