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问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让他举出一个“不耻下问”的例子。他一定想也不想就回答，一定是“孔子”喽，课文里不是说他与两小儿“辩日”，还向瞎子师襄子学琴吗？你看人家多虚心啊。首先，“两小儿辩日”的故事虽然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其真实度深究起来基本可以断定为“零”。因为它并非出自任何一部儒家经典，而是由其主要竞争对手、道家编造出来的。幕后的主要操刀手就是有着“战国故事大王”之称的列子列御寇。他在自己的著作里甚至强拉年代久远的轩辕皇帝、商祖成汤来为自己“毁圣弃智、返璞归真”的理论站台。正所谓“墓前讲道，无人反对”，两位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也只能被迫“有道”了一把。因为他的理论玄幻无比，到了其后辈庄子口中，他已经成了个能混同万物、“御风而行”的半神似的人物。这种形象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唐代，还有列子之灵为“打油诗人”胡令能更换心肠，使其文采斐然的传说。他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强拉进自己的书里，当然也不是出于好意。而是要“用你的拳头捣你的眼”，也就是用你们的祖师爷来否定你们的学说，让后世子孙们反驳不得。你孔子不是讲究“博学多识”，“入世有为”吗？我就用两个小屁孩的诡辩，把你驳得体无全肤、哑口无言。充分证明人类知识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多么可笑。进而体现出道家“谦冲持后”、“敬畏天命”精神的可贵。总之，这就好像两个交战国之间的“泼污宣传”，大家看了当个乐就得了，千万不要当真。至于孔子向师襄子学习音乐，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辨乐》、《韩诗外传》都有提及，可见其真实性不虚。然而，仅仅以此作为孔子“不耻下问”的事例，我觉得是非常不恰当的。按《论语集释》引《历聘论》，说“孔子年二十九岁适卫，从师襄子学琴。后孔子用鲁，举为乐官”。就是说孔子向师襄子学琴时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大龄青年。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在鲁国大夫季孙氏家担任“委积”、“乘田”之类的小官儿，管点仓储、畜牧的杂事。而“学琴事件”似乎是孔子在仕途上“咸鱼翻身”的关键所在——他因琴艺高超，被鲁君用为乐官，开始了自己漫长而苦难的官场生活。这么说来，孔子学琴时无论年龄还是身份，都不见得高于庙堂之上的师襄子（以“击罄”见用）。“下问”一说，可以休矣。再者，孔子向盲乐师“问道”就一定是移樽就教、尊重残疾人吗？我看也不尽然，相反，这一行为恰恰显示出孔子思想中“复古好礼”的特点。虽然孔子曾郑重声明“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仿佛是周朝文化政治的忠实拥擘。但作为一个绝不会“数典忘祖”的祖先崇拜者，孔子内心深处还是对“殷商文化”有着很深认同感的。要不然他在《论语·八佾》中也不会由衷地说“殷礼吾能言之（记得很清楚啊），宋不足征也”。而在商朝六百年的历史中，向师襄子那样失明的“瞽叟”问道，却并不是一件掉价儿的事儿。殷人重西重右，所以在宗庙左边立小学，右边设“瞽宗”。“瞽宗”者，“大学”之别称也。望文生义，其主要的教学人员均为失明的乐师“瞽叟”。他们教授的内容不限于“声乐”、“器乐”和“乐舞”，更是包括“弦歌”、“酬答”、“赋诗”的“乐语之教”。这让他们兼具了“古希腊荷马”的“吟唱诗人”的职能。据《礼记》所载，当时的贵族子弟在被问到年龄时不会直接回答，而是笼统地说“未正于乐人”（学前）、“能正于乐人”（学中）、“能从乐人之事”（毕业）。可见“盲人教学”在殷商时的普及。按照世界史上，“掌握文化的人群一定会进而染指世俗权力”的特点，“瞽叟”们似乎还大有发展的空间。我们来看看作为小到“百姓”，大到“冢宰”的上古官员的统称——“吏”字。按照《说文》和后来一般的注释，这个字指一只拿着笔的手，隐指一位正发奋“写稿”的官员。但如果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支“笔”的“方向”似乎不对。不是指向下边的桌案、竹帛，而是高高举起，指向天空。与其说他是在“悬腕书写”，不如说是在“举槌敲击”！这马上让我想起了“瞽师”中专司敲击乐的“钟人”和“镈人”。再结合殷商卜辞中有“政令出于瞽宗”的说法，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猜测——商代乐师既承担了对宗子的教育，又通过以音乐“沟通天地”、“婆娑乐神”，掌握了部分“祭祀鬼神”的宗教权。进而影响到商政权的日常行政，最后成为后世所有官员的真正源头（最早的官员是“瞎子”，可能不是一句笑话）。如此看来，孔子问乐于盲乐师师襄子，其实是对自己祖先文化的急切追缅和认真求证，和“不耻下问”四字是完全不搭边的。您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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