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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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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14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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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的经济观念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经济学家把经济当作一种市场体系来研究。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一直到现代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理论来解释经济事务。这些理论对各国政府的贸易、货币和其他方面的政策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经济学学科基础对于理解经济就是“市场”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本章将论述一下经济学学科的长处和不足。

新古典经济学学科

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影响很大的1955年版《经济学》中,造出“新古典综合分析”(neoclassical synthesis)这个词,概括了经济学家在理论探讨上的一致意见的特征。他总结了经济学家通过把微观经济学(涉及19世纪末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其他一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新宏观经济学相结合而取得的共识。即使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经济学分成许多相互竞争的宏观经济学思想流派,导致无法维持意见的一致时,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名词仍用来指主流的、正统的或传统的经济学,适用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或当代其他多种经济思想流派,因为这些学派对市场性质的认识都建立在类似的假设上。也许你会这么说,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被界定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和认可的主要方法和理论。我在本书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这种广义的概念。

正如经济学家所定义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系统地对经济事务进行研究。经济学是一门其实践者已经完全被社会化了的学科或专业。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最系统最严谨,不仅成为解读经济的必要起点,而且也是了解社会许多其他方面的必要起点。但是,经济学仅仅是分析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系统研究方法具有许多优点,但也显露出了一些缺点。社会现实是无法仅仅被归纳到经济学的价格和数量上解释的,尽管“经济帝国主义者”和许多理性选择分析家努力想说服我们不要这么看待,可是事实毕竟如此。

现代经济学与物理学和其他硬科学相像,但与别的社会科学不同(也许人口学和心理学的某些领域例外),都有一位实质上能界定该学科目的、范围和方法的奠基人或规则制定者。在查尔斯·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描述最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学科——物理学——的鼻祖伽利略的文章中,作者精彩地概括了某个学科中规则制定者的作用。由于吉利斯皮描述了伽利略的天分,因而使伽利略获得了第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家和现代物理学创始人的名声,因为他提出了合适的问题,给出了答案(提出假设或理论),并且建立了恰当的方法论(使用实证方法),用以验证答案。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则另有创新的天才,为各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自然科学学科或社会科学学科打基础,必须包含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是每个学科都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和该学科学者努力去回答的共同接受的问题;二是应有广泛接受的方法或方法论,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是个体化分析法(理性行为者方法),即假定理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是基本的经济行为者。可能的答案、假设,甚至理论(也许是定律)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可以满足这个学科解决它所关心的问题的需要。问题、方法和答案通过各种思想观点的公开竞争逐渐得到发展、积累或者被放弃。在这种思想竞争中获胜的观点成为经济学界里不断发展的共识的一部分。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奠定的。李嘉图和他的古典经济学同行一起提出了不少基本的看法,如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劳动创造的,深信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不会跨越国界滚动。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注重了解:(1)是什么法则支配着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2)决定国际贸易方式的因素是什么,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进口和出口构成是怎样的。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李嘉图使用了那些今天仍然为经济学界接受的基本的数学方法和模型。李嘉图还构想出收益递减律,来阐明一国收入的分配,同时又确立了比较优势原理,来解释各种贸易方式。运用比较优势原理,他解释了英国出口纺织品和从葡萄牙进口红葡萄酒的原因。虽然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经济学的问题、方法和理论已发生了变化,但是李嘉图的基本方法依旧是经济学后继者的研究指南。

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科学

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愿意赞同保罗·萨缪尔森把经济学定义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各种选择进行的研究。按照这个定义,经济学研究是以下列基本事实为出发点的:在一个样样东西都稀缺的世界上,人们必须作出各种选择。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以便达到一个或几个通常同样可取的目标。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学基本上是一种在汲取稀缺或受到限制的资源的条件下作出理性选择或决策的科学。根据许多(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经济学可以向以市场原则为依据的人类行为提供全面的解释。

每一个决策,不管它可能带来什么好处,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机会成本”。如果选择做某一件事,你就必须放弃另一件可能具有同样价值或更大价值的事情。正如经济学家常常说的一句俏皮话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有免费午餐,那也需要你花费时间,因而你得放弃做其他事情的机会。严格地讲,凡事总会有得有失。由于经济学家经常意识到,每次作决策,必定要在得失之间进行协调,所以经济学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总是十分保守。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原因大概也出于此。

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熊彼特,尝试把经济理解为人类相互影响的一个完整、充满活力和不断变化的系统,可是21世纪初的经济学本质上说是数学模型和分析方法兼备的一个工具箱。用凯恩斯的话来讲:“经济学理论没有提供一套可以马上适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据。它不是一种学说,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的手段或思考的方法,能帮助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6]虽然这种思考方法使经济学的分析十分严谨,但它又鼓励经济学家过于简单地看待经济现实,常常使经济问题与社会无关。经济学家必然会在分析讲究严谨和注意与社会的联系之间进行权衡,但他们几乎每次都是选择前者而不选择后者。一位经济学家对另一位同行的最高称赞就是说对方的工作“棒极了”,却不管这种工作是否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经济系统的实际运作情况。

正规的经济模型是用来解释某个事件或变量的一种智力手段,这样的模型是以经济理论为依据的一种抽象概括。虽然模型也可用文字形式来表述,但是自从萨缪尔森发表《基础》一书后,经济学界就偏爱用正规的、数学的和抽象的术语来表述模型。简单地说,正规的模型包含了许多“内生性”的变量,其价值(价格或数量)是在模型中按照逻辑来确定的。而对一个事件的解释还要求有外生性(即外部的)变量以及一个以上把外生性变量和内生性变量联系起来的行为假设。最重要的行为假设是,单个行为者都是理性的,总是谋求满足自我利益。外生性变量是“给定的”,即初始的条件,它会决定或影响内生性变量的价值。那些解释性或独立的变量对于经济模型来说都是外生的,包括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新技术的发明等因素。

因此,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一些适用于分析具体问题和解释经济现象的正规模型的集合。研究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创立新的模型或扩展现有的模型。经济学家接受的专业培训着重于学会掌握分析工具,并了解哪些模型适用于特定的环境。让我们来变换一下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措辞:说模型限定了经济学的研究课题,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可用来解释某个经济现象的模型,那么尽管这个现象在观察现实世界时十分重要,也很难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克鲁格曼说过,这就是经济学家何以不大关注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原因,在这个领域,经济学家至今没有提出过合适的模型。

一个模型有没有用处要看具体情况,然而由于情况很少会相同,所以很难知道哪一个模型确实可以适用,以及这个模型是否确实能够预测或解释某种情况的结局。实际上,经济学家对各种模型的可靠性以及哪一种模型适用于某种情况也有不同的意见。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评论的那样,经济学中每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视情况而定”!用规范的术语来说,每一个经济模型都是以“所有情况都相同”为前提条件来限定的。由于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完全理论,甚至像供求规律这样基本的法则能否起作用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各种模型的作用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经济学家必须处理很多的变量,运用简化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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