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要谈论正义，相对容易：与主题保持距离，将其抽象并简化为一种理论，毫无结果地争论着权利与需要、应得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其他主题可没有那么容易谈论。我认为，其中最为困难的主题，是人类苦难这一可怕事实。哲学的快乐敢于面对悲剧的现实吗？
这里，我们不妨猜想，哲学之所以追求形式化和“干瘪”，是有其隐秘动机的。人类苦难就其本性而言，绝不会是“干瘪的”。“哲学性”这一表达，通常被用以指称一种通过思想处理不幸的能力，但是有了专业面貌的哲学却不愿面对既困难又敏感的悲剧问题，在这方面的无能已经臭名昭著。没错，有大量哲学文献谈论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近代最为恐怖的大规模悲剧和罪恶，但这类文章肯定不会出现在主流期刊上。但作为罪恶的一个例子，大屠杀引起了谴责和人类的自我审视，而不会像是在自然灾害（地震、龙卷风、流行病肆虐）之后，唯有无可指责的可怕沉默。
为什么恐怖之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应如何反思悲剧？我们应如何应对疾病和令人颓废的意外？除了通常的陈腐话语和安慰之外，对于一个失去至爱或手臂或视力的人，我们哲学家能说些什么？当某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应如何生活，如何思考？我们全都遇到过或读到过一些杰出的圣贤，在遭受了最惨痛的不幸后，仍欣然接纳生活、应对从容，甚至不乏幽默。哲学能帮助我们做到这样吗？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正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撰写了他的经典作品《生命的悲剧感》（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作为一个早期的存在主义者，乌纳穆诺采取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反对对苦难和邪恶的哲学问题做任何科学或“客观的”回答。他论证说，理性只能把我们导向怀疑论，它会让生活失去意义。乌纳穆诺坚持认为必须用信仰来反对理性。但是，信仰虽然是理性和绝望之外的选择，却难以摆脱理性的阴影，因此它也逃不脱怀疑论。
乌纳穆诺发现，无论如何全身心地激情投入，总还有理性搅在其中。我们无法忽视或否认不可摆脱的苦难和无法救赎的邪恶这些事实，最终也无法看透它们。有时，乌纳穆诺认为面对这一“绝望”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后来，加缪主张生命的意义就是勇敢地面对“荒谬”。）赋予生命意义的，是一种反叛形式，即对理性的反叛，坚持要充满激情地相信理性无法令我们相信的东西。生命的意义在激情中才能找到——浪漫的激情、宗教的激情、工作和游戏的激情，以及面对理性“知道”无意义的事情仍勇于献身的激情。
很显然我会认为，乌纳穆诺像许多存在主义者一样，过分夸大了理性与“心”之间的对立，因此也在终极意义问题上夸大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我认为他如下的说法是对的：我们主要在自己最强烈的激情中寻找意义，也通过自己充满激情的担当创造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爱肯定有这样的地位。我们的团体感、我们的正义激情、我们对工作的担当——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不应是工作所得（薪水、丰厚的报酬、他人的认可和名声），而是工作本身、技艺和天分的展现、社会角色、担当和责任。
但是这里，悲剧和苦难就登场了。如果生命的意义是我们所创造的意义，那就得认识到我们的激情和计划有着致命的偶然性。它们没有任何必然性。实际上，我们自身也没有必然性。恰如加缪和乌纳穆诺两个论证的那样，我们的担当终究是有限的，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不存在最终的答案，一切都结束于死亡（根据这两位作者的说法，即“人的归宿”）。在这里，乌纳穆诺发现，自己在突然爆发的绝望与无边的放肆中难以抉择。我们要求不朽，或与上帝同一。（“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在较为理性的言辞中，乌纳穆诺只是提倡宗教——他自己就皈依了天主教。但悲剧是真实且不可否认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如何“飞跃”。
加缪像乌纳穆诺一样，将显而易见的事实转变为一种英雄姿态。他称之为“保持荒谬的活力”和“反抗”。西西弗斯“带着不屑和挑衅”向着处罚他的诸神挥舞着拳头，因此同时既肯定又超越了他的荒谬处境。
在这种准理性、特别存在主义的态度中，有某种既美好又病态的东西。向上帝或诸神挥舞着弱小的拳头，极其鲜活地突显了人性，既徒劳无功，又充满意义。当然，这些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可想象的不同，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理性的、更为合理的哲学心灵会抵制这种荒谬的姿态，而简单地主张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即便只是因为（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问题本身有些过头且没有意义。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欠缺，在于不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但是，乌纳穆诺和加缪（还有萨特）高妙和富有启示的地方，正在于既拒绝忽视这一问题，又不因这一答案陷入绝望。他们挑起了一种不可解决的张力，这种张力不在于理性与激情，而在于我们充满激情的担当，与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即使如此，自己的生命最终也不是操控在自己手里。
我认为，存在主义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他们坚定地认为不可用哲学的毯子来掩盖最棘手的问题，也不可用哲学的镊子苛察它们。苦难与死亡都是真实的。我们计划的最终挫败，是不可避免的。爱不仅意味着失去的可能性，而且若不考虑那些浪漫的幻想，还意味着这种失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试图把自己对生命的爱与在不安的哲学意识中对未来的恐惧，结合在一起。
苦难是不可否认的。耽于其中同样没有必要，但若哲学并非是不可承受的轻盈或“干瘪”，那就必须试图与不可避免之事讲和。简而言之，苦难有其意义，因为生活有意义。表面上看，悲剧似乎摧毁了这一意义。那么，悲剧可能有意义吗？
首先，我们不必像乌纳穆诺那样走那么远，先来清除一些哲学假设好了。在真实生活中，正义和理性都有其限制。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德性应有报酬，恶习该有惩罚，傲慢要有报应；但在现实层面上，我们知道生命并不公平，不幸也会落在无辜者和有德者身上，儿童会因自然灾害而夭折，人们在“期限未到”前死去，有时这种死亡发生在难以获得的成功即将到手之际，而坏人也常常兴旺发达，有时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当然，恶行确实得到报应时，我们会有一种略带愧疚感的满足，而善行奇迹般得到奖酬时，我们也会感到无私的欢愉，但我们不会装作事情总是如此，或认为世界终究是公正的。唯有在哲学和神学中，我们才敢于主张——或直接假定——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个解释，可以给出理性的说明，或隐藏着这样的要求，即应该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说明。我们知道，生命中坏事总是有的。此时我们所珍视的理性也就显示了较为尴尬的面相：我们有能力也很乐意将它理性化。恰如尼采所说，即使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宇宙，也比根本没有解释好得多。
“能说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对极度不幸的恰当回应，因为面对巨大的人类悲剧，语词和观念似乎没什么作用。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必须说些什么，即使只是安慰和同情，也至少意味着在努力去理解不幸，从中读出某种意义。在此，哲学就有其实际的好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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