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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话语中的异化劳动理论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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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6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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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之旅

马克思站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重构为对异化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批判。作为对系统性失败生活的分析,这种批判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但它绝不是一种政治学的正义理论,而是卡尔·马克思通过承认、异化和人类等范畴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人类学。

原文 :哲学话语中的异化劳动理论

作者 |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主席、德国明斯特大学副校长 米夏埃尔·宽特

图片 | 网络

近期,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争论焦点之一是该书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和“科学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区分。我认为,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的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绝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必须承认的是,关于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的异化理论的关系,我既不能完全同意张一兵教授的划分,也不能认为两者是完全相同的,我认为两者是在一致性中发展的。

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存在区别,即《1844年手稿》中的类本质预设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留待马克思进一步发展。然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哲学资源,这包括其与黑格尔哲学、行动理论、伦理学的复杂关联,并且构成了《资本论》写作的第一份草稿。作为一名哲学家,我们有必要深刻分析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内容,并将其作为我们解释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方法。

异化劳动作为一种行动理论的模型

在我看来,劳动是行动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对象化模型中提出的行动理论假设就适用于这样的形式。马克思并没有谈到是否可以将劳动与人类活动其他形式在一些方面区分开来的问题。所以我将马克思的劳动模型当作一般的行动模型。马克思是这样概述劳动/行动的基本模型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后来,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具体区别在于意识,我将其称为意向性(Absichtlichkeit)。对象化模型被马克思设想为一种意向性的行动理论。

“劳动”在德语中包含了三层含义:(1)活动的目的;(2)活动的过程;(3)活动的结果。为了避免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狭义理解,我将用“事情”概念来替代“对象”概念。如果我们将劳动划分为结果(产品)和过程(劳动活动)两个方面,我们就会得到三阶段的模型:

(a) 我打算(通过我的行为)实现事情p。

(b) 我通过我的行为(我实现它)生产了(过程)事情p。

(c) 这个生产过程的实现变成了独立、异己的事情p(产品),而我的活动已经“凝固”在其中。

这代表了我们对行动的日常概念的合理重建:(c)指出,一个事情p独立于我而存在。我的行动可能对p的存在有因果关系上的必要——这就是(b)被理解的方式。一旦我的行动完成了,结果就会作为一个与我漠不相关的事情而存在。

虽然马克思区分了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但他在《1844年手稿》中并没有相应地对“劳动”一词进行严格的定义。另一个系统性的难点在于“内-外”的隐喻。在马克思那里,这包括三点:(1)使某物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在思想或意愿中);(2)通过行动把内在精神带入外部世界;(3)把内在精神带入主体间性的空间。

而在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中,《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得到了延续,我们可以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看到早期与晚期异化理论的紧密联系:“已经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新加的劳动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已经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另一个正处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另一个是现在劳动;一个是死劳动,另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对象化的,另一个是现在正对象化的。”通过对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区分,马克思成功地将机器与生命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了一起,这正是在异化劳动的范畴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新定义。

异化劳动理论的形而上学内涵

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异化概念取决于行动的对象化模型和类存在概念。如果没有人是一种对象化的类存在这一前提,马克思就无法说明异化劳动理论前两个层面和后两个层面的关联。然而,人是一种对象化的类存在,这一论断意味着什么?

马克思的类存在概念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理论来源的综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莫泽斯·赫斯的社会交往论和从黑格尔那里借鉴的行动对象化模型。马克思沿用了黑格尔的主客体模型,以此来定义异化的必然性。他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类存在的个体性人类学与理论上的维度,将其作为原初性社会类存在的从属方面。他与赫斯一起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法权国家的存在批判为异化的表现。从历史的层面上来讲,异化这一概念是本质发展的必然过程。这种类存在、异化和劳动(即对象化)的概念组合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本质主义的:(1)社会本体论关系的内在性;(2)类存在与异化的关系;(3)历史哲学维度,作为三者核心的形而上学方面。

(1)本质主义:如果没有本质主义的假设,马克思就无法提出他的类存在和异化的概念。他必须区分构成一个实体本质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粗略地讲,本质属性是一个实体为了成为某种实体而必须拥有的属性。在一个实体确信自己本质属性的情况下,会出现以下情况:A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因为A对自己的本质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自我概念层面的异化)。马克思把类存在的人定义为本质上确信自己存在的概念。

(2)个体与类: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明确区分异化的第三和第四个层面,即个体与类、个体之间的异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由此可见,个体与类的关系是在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实现的。

(3)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维度产生于行动的对象化模式,而这与马克思也是根据这一模型来认识和自我认识有关。由于其普遍性(就自我意识而言),人的自我实现包括对其自身存在的充分自我认识。人只有在主动外化自己的本质,从而使其成为自己的对象时,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因此,外化必然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同时,对象化使外化有可能成为异化,从而导致充分的自我实现并不成功。如果人们承认马克思所说的人在他的时代是异化的,那么,克服异化是在现实条件下实现类存在的人的必要中间环节。

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种异化的形而上学思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说:“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在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异化的世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实现了双重功能:它充分描述了“物的人格化和人的事物化”,社会变成了“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然而,这是通过异化理论进行的批判,是对本质上是错误的生活的祛魅,这反映在人们对这种以功能主义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的本能抵抗上。这就是早期和晚期异化理论的区别所在,既与现实中经济的肯定性逻辑有关,也与从抽象道德立场批判却不会在原则上改变现有经济关系的实践哲学有关。

异化理论的伦理内涵

我认为,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具有重要的伦理维度,其内涵可以通过承认的概念来阐释。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从货币是类本质对象化的异化这一前提出发,认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通过这种物化,即把活动的属性转移到产品上,“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

交换意味着一种承认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类的特性以异化的方式被对象化。在交换中,A和B互相承认对方是其产品的私人所有者。因此,B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A的产品。马克思考虑到这一点,指出A的交换计划只有在B同意交换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即B需要A的产品来满足他的需求。由于这种承认发生在交换的双方身上,所以相互博弈的策略是一场争取承认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A努力让B承认A产品的力量(反之亦然)。

《1844年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得出结论:单独的个体是无法实现类本质的。相反,它取决于类中至少一个其他个体的结构性贡献。在一种非异化的共同生产中,这种本体论上的统一性关联得以实现:A知道并感觉到B是其自身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自我—异己解释层面的社会性合作必须伴随着参与者的正确态度。这包括承认对方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并且在爱中承认对方使我能够通过他的活动实现我真正的类本质。A和B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都是适当实现类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

而在《资本论》中,异化劳动理论同样提供了一个伦理的维度:马克思站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重构为对异化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批判。作为对系统性失败生活的分析,这种批判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但它绝不是一种政治学的正义理论,而是卡尔·马克思通过承认、异化和人类等范畴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人类学。如果我们在今天向马克思提问:卡尔·马克思是否会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极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答案是肯定的。卡尔·马克思是否会认为德国的现状是不符合人的本质和尊严的?我们也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一点。但是,如果将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一种政治学的正义理论,那么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马克思本人一直拒绝通过道德范畴来批判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道德批判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他还认为,基础现代道德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形式的一种表现。因此,只有通过异化理论的承认范畴来发展一种哲学人类学,才能对我们解释和改变当前的世界格局、经济全球化、公共卫生等问题提供伦理性的帮助。

(南京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孔伟宇/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7期第3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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