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强调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接受了吉登斯的概念，即：
“它首先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世界’；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有人批评吉登斯的现代性描述忽视了文化问题，“吉登斯不认真对待文化问题，……认为不探讨从目前有关文化的政治、文化资本、文化差异、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族群性，民族主义、种族、性别等等争论中产生的问题，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说明当代的世界，这整个想法就令人难以置信。”（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本文的展开或许是参考了这种批评，但始终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出现的根本的和首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