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上所做的突破与创造，本身就是归属于以突破与变革为主旨的现代哲学传统的。在现代诸多开创性的哲学先驱中，马克思是最杰出的一位。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即从世界观上彻底地批判唯心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从而开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分别名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形态的开启，又源自于马克思在传统哲学的根基处发动的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关注的根本出发点显然不是存在之类的抽象问题，而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而传统存在论的那些基本属性，诸如抽象性、超验性与实体性，本身就是他坚决批判和摒弃的对象，他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属性作为一般观念的合法性，而是要抽掉这些属性及观念所依附的现象的合法性。马克思的批判看起来是从“外部”入手，实际上是抽掉了传统的抽象存在论的根基从而彻底地摧毁了存在论。
传统存在论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语言；第二个层面是存在论理论的形式合法性；第三个层面是存在论所支撑起来的文化与哲学系统。上述三个层面构成一个层级关系，语言是基础性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存在论的逻辑论证层面，亦即存在论的理论建构层面。实际上，这两个层面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构成存在论的结构及形式，存在论哲学家通常重视的正是这两个层面，而且这两个层面是直接服务于第三个层面的。至于第三个层面的具体展开与阐释，通常并不是存在论哲学家的主业，而只是既定理论的运用与展开。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上述三个层次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存在论结构及形式支撑相应的哲学与文化传统，而是哲学与文化传统为整个存在论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对传统存在论而言的次要问题，对马克思来说则是根本的，甚至于是全部的问题。因此，马克思把对于德国哲学的批判直接转换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他不考察超验性本身，而是考察宗教神学作为现代文化的不可能性，他不考察各种抽象观念“内部”的关系，而是考察这些观念的生产及背景条件，考察什么样的人持有抽象观念。抽掉了相应的哲学与文化背景的支撑，存在论也就只剩下一个无内容的逻辑结构。而且，由此识别出来的实体主义就在存在论领域失去了避难处，这迫使实体主义归入知性领域。这样，康德所做出的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经由黑格尔的一体化处理之后，在马克思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复活。对马克思而言，知性的确展开为一个新的领域，即“历史科学”，并发展出一种知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但问题恰恰也在于，我们不能只是在知性意义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那样就封闭了唯物史观在精神信仰层面的杰出贡献（休谟所确定的“是”与“应该”的二分是不能直接推广到信仰领域的），实际上，马克思展开其“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方法，本身就是通向其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至于存在论的语言层面，在前两个层面被抽开以后，也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词语了。语言这一对于一般哲学家而言十分迷信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恰恰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最表层的结构。事实上，马克思对语言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四个方面即物质的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之后，马克思引入对意识的分析，而且一旦上手分析，即直接切入语言。“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在马克思看来，讨论意识无法撇开语言，因而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也就与意识一般，而且，语言的本质依然是物质，因为语言本身的存在就显示意识何以完全是受到物质“纠缠”因而是完全受制于物质的，这里，马克思对语言的讨论没有超出认识论论域，因而那些断言语言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想法，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语言的定位，马克思显然是把语言纳入交往关系，并看成是人所特有的交往实践活动来考察，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并不迷信语言，那些由马克思的语言观试图把马克思哲学引向语言分析哲学范式的考虑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
马克思的学说从理论上是要摒弃传统存在论本身。在从根本上否弃了传统存在论之后，马克思如何建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它是要导向一种后现代式的无基础的莫名之物吗？肯定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因而必然包含着相应的具有“存在论承诺”意义的理论结构，而且，就马克思对传统存在论及其相应的哲学理论建构方式的废弃而言，他必定要展开一种新的存在论建构方式。
在我们看来，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存在论性的理论承载意义、支撑和统摄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是其生存论的阐释与建构。
大略说来，马克思的生存论思想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对人的生存条件的强调。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前提、并且也是使得新唯物主义扎根于并展开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根据，就在于对人类生存条件的高度重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每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2]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领域，就是历史，因而，形成人类历史的四种生产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文化的生产、人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就包含着人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育活动以及社会交往生活。这四种要素中，物质活动始终是前提，但是，包括物质生活本身，都要求指向人的规定性。马克思对生存条件的强调，显然不是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把人的生存还原到一般动物的生存。事实上，正是从基本生存条件之属人性的丧失，即“人把自己的生活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3]，马克思才区分出异化劳动及异化现象，进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
第二，对感性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是在“感性活动”以及“感性关系”而不是在费尔巴哈那种只能“把握到事物的二重性本质”的“感性对象”的意义上把握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乃是其新唯物主义的直接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由感性所确定的“感觉”与“欲望”对于人的自然生活乃是“真正存在论的肯定”[14]。感性的实现意味着人的生命与其生活的同一。而且，这样一种感性绝不是回避现代工业文明形成的，工业的存在绝不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到的“表面的有用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5]。正是在肯定工业文明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异化劳动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品拜物教批判、资本批判以及相应的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马克思确立的是一个实践性、对象性和人类性的感性理论，感性的实现，本身就是衡量人类解放亦即生存实现的尺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16]
第三，由此启动了生存观念的现代变革。传统的生存观念乃是流俗的生存观念，这一观念的总体特征是给定性，或者由齐一化的外在物给定，或者由超验性的上帝给定；在那里，生存是比生活低一个层次的概念。但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并“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要理解人的生存，就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前提下，从人们之间发生具体的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社会关系入手，现实地、批判性地考察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并将生存的意义直接赋予并还原到人的现实生存中去。因此，诸如吃喝住穿等作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也要求从历史观上确定其“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18]。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不能只限于一般动物的活动，它本身必须是属于并为了人的生活的，因此马克思的生存显然不只是要“活着”，还要“活得更好”。马克思的生存观，已经包含了现代哲学人类学以及生存哲学所强调的“站起来活”（outstanding）的维度。但是，对马克思而言，如何获得这样一种生存，本质上又是通过人的社会化通过人的历史实践过程所实现的，这又是马克思的生存论区别于现代生存主义的特质所在。
第四，关于生存论的历史建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曾构造过一种未来社会理想，即由社会以及社会化的人所实现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9]。马克思所建立的乃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关系。对于人而言，是感性的个人（类）、社会化的人以及自然主义的人之三重统一体。对于社会而言，人的社会化亦即社会化的人，本身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20]。对马克思而言，社会化最为重要，如果没有社会化，那么人与人类的关系就会退回到费尔巴哈那样一种抽象的和准宗教意义上的类。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社会绝不只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尽管具有中介功能），更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概念，并具体体现为共同体主义的价值观。它本身就是生成性的和生存性的，因而需要从生成论以及生存论的层面予以把握。对于自然而言，感性的个人（人类）以及社会化的人，不过就是自然界作为感性本身的直接实现方式，在那里，自然不再是我们生命的外部世界，而是人生命的内在要素。马克思的上述生存论建构乃是他关于共产主义（Communism）信仰的具体形式。马克思由此给出了现代社会的信仰，这同时也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传统的信仰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因为传统时代的人的终极关系是人自己建立的人对神的关系，因而，人本质其实就是神的本质，人生命的终极意义也是由神给定的。但现时代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的时代，人用人的自我确证关系取代了人与神的关系，人的终极追求变成人的自我实现，但人的自由及其处境仍然构成尖锐的悖论，这表明现时代信仰的困境，生存主义乃至于当代西方生存哲学乃是这一困境的直接表征。在马克思看来，当代人的信仰，是通过走向世界历史时代获得的，但走向世界历史时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下人类社会仍然陷于此一进程中的艰难的过渡状态，这是现时代信仰困境的历史根源。
可见，马克思是在历史，也即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意义上把握生存论的，相对于海德格尔此在的或语言的生存论思想，马克思则是实践生存论思想。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还只是一个场景，是展开存在的环节，那么，马克思更为关注人生存的意义，关注人生存意义的实现过程。马克思实际上是将先前西方哲学传统中只是作为自然主义的Become传统赋予了一种哲学人类学与唯物史观的双重理解，Become就是指人的生成活动，而人的生成活动同时也就是社会化与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此二者的交互性阐释，即生存论辩证法。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体现“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精神现象学》其“伟大之处”就在于“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一个过程”因而“抓住了劳动的本质”[21]。但马克思同时也看到，黑格尔是在“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并用抽象的生命及历史代替现实的生命及历史的意义上展开辩证法的，因而黑格尔既看不到对象化的本质，也不能直面非对象化的领域，比如人的解放之类问题对黑格尔而言就始终只是德国人的精神幻想，是纯粹精神的外化。马克思则洞察到，因为异化劳动，对象化才从对象性也即感性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与人对立，因此，摆脱劳动的异化状态，是人实现其生存意义的前提。进而，对于实践的理解也不能停留于如亚里士多德以及康德等传统的非对象性的实践观，不能把实践仅仅看成是指向于个体内心的道德践履行为，而是把实践看成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改造关系并由此重建人与世界的统一。因而必须真正把辩证法从僵死的形式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生存的解释学，“植根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辩证法所表达的就是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辩证法就是关于生存性的人的存在的自我理解学说”[22]。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生存论解释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只是知性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图式，也不只是一种方法论，而是要求整个社会结构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方法都服从于、并体现于信仰层面的人的解放学说，因此，马克思直接将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并把共产主义本身看成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3]。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承担的信仰建构意义，显然得到了海德格尔的高度肯定，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其成果即共产主义，这直接体现出了“存在的历史”乃至“存在天命”[24]。不过，当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与萨特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信仰高度时，看来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在存在论上做出的努力，其落脚点就是现时代的虚无主义问题，而且海氏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剖析深入透辟，见地非凡。但在如何克服虚无主义问题上，除了提出诸如“泰然任之”之类生命劝慰，却没有给我们提供更为有益的意见。诚然，海德格尔提出了“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之极致”[25]，但这一断言的语境却是把马克思回置于一般的人本主义传统，这本身就表明海德格尔还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本质维度，正如他依然只是把马克思哲学看成近代形而上学之一种。
生存论研究重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话。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显然存在着诸如时代背景、学术重点、理论前提、思想主旨乃至于政治立场上的差别，这些差别甚至会确定起两种“异质”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已习惯于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关联起来的研究路向清一色地称为“以海解马”，我不认为这样一种标签式的称谓真正标出了研究的本质。实际上，国内生存论研究领域虽存在着不同的思路、风格与侧重面，但并没有人把马克思看成是海德格尔，更没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或生存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作为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但不能否认马克思的生存论思想以及生存哲学方面的内涵，而且，就其着眼点在于反映当代信仰状况而言，马克思哲学中尤其应当有生存哲学之维度。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关联的意义在于，这是两种卓越思想在当代思想史链条中的相遇，相遇使得海德格尔在当代生存境况下所揭示的那些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视野，马克思主义也通过海德格尔展开其当代视阈。因此，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显然不是静态地和功课性地在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之间寻求“区别与联系”，而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努力所融入其间的人类思想的当代转换，基于他们对世界历史时代之未竟之路的深刻反思与洞察，这是一种“视界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分别名之为马克思“向外翻转”的哲学革命与海德格尔“向内翻转”的哲学革命，恰恰都是汇合于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自我突破，所谓异质性也只是在这种实质性的对话交锋中才真正体现出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以及对海德格尔的优越性，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面对海德格尔提出的那些时代问题所做出的理论反思与批判，也才由此拓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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