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外交
在列国格局之下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外交场合,古人们发展出了眼花缭乱的外交辞令,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修辞学案例,下面的这些例子就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的典型案例。
比喻是古代常见修辞
比喻手法的运用通常能够把抽象的事物变具体,把深奥的道理变浅显。早在商王盘庚的训浩中,就懂得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朴灭”这样几个比喻。而到了春秋行人辞令中,这种手法运用得已经是相当普遍,而且艺术上也更加娴熟。如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讨平蔡国后,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楚境。而对中原诸侯的军事恐吓,屈完没有说别的,只是以“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样形象的比喻来应对,意思是说齐楚两国,一个极北,一个极南相隔遥远,纵使牛马牡 牡相逐奔逸,虽速而远,亦不至互相侵入边界,极言两国之毫不相干。就近取喻,显得生动而贴切,所以至今仍然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而方城为城,汉水为池,不仅气度甚大, 格局广阔,结合了楚国的地理格局,且暗示楚国战略纵深极大,南国地区多丘陵水泽,中原军队战车再多也难以施展,“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深入之敌恐怕有来无回,在气势上足以回敬齐桓公。
戎狄善于狩猎
就地取材,源自擅长之事,是《左传》中行人辞令用喻的一个重要特点。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对晋人责难之辞中,历数历次战役中戎师对晋师的协助,并以一个比喻总结道“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椅之,与晋踏之。”戎狄本来就是农猎民族,射猎是擅长之事,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打仗就好比捕鹿,晋国抓住它的角,我们诸戎拖住它的后腿,是咱们合力把它弄倒的。以打猎喻战事,既表明此中戎人的尽心尽力,功不可没,同时又喻示着两者在战争中的地位晋为首,戎人从之。这个比喻既义正言辞,又十分切近实际情况,无怪晋最终为其辞所服。
有的比喻就很晦涩神秘了,比如: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归,有死亡,西归的含义,梦中的歌唱出了贵族潜意识里的隐忧,对于未来的隐忧。河神赠与其玉珠,总有一日是要还的,归还有期,归也有时,命中注定的死亡是逃不掉的,给人以凄婉悲凉的感觉。
来世世所有人的宿命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而言更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春秋行人学识渊博,撰辞准备充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环境的需要,时代风气使然。从行人辞令征引的材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引《诗》。春秋行人不仅会专门赋《诗》言志,还会在行人辞令中引用其中句子以正其论。如成公二年齐国佐驳晋无理要求那段辞令中: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尧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就连引了三首诗首先引《大雅。既醉》中“孝子不匾,永锡尔类”一句,以证霸主需“以孝令诸侯',其次引《小雅-信南山》中“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一句,以证“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最后引《商颂 长发》中“而政优优,百禄是遒”一句,以发号施令要和缓,才能求得诸侯真心拥戴。虽然行人辞令引《诗》之句,多是“断章取义”,各取所求,甚至只要和自己想说的话题相关就行,但确实能使自己的言辞显得有根有据。
再比如 、引古人之言。如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赵宣子书中,一连引用“畏首畏尾,身其几余”和“鹿死不择音”两句,暗示郑屈于大国之命,处境己艰难至极,不愿再忍受,如果被逼到绝境,无路可走,只有不惜一切拼死一搏了。隐公十一年鲁公子解腾侯薛侯争长之辞,弓用周谚“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劝薛侯能够委屈一下,按周礼之惯例长腾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到尊敬,显得理通而辞平。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有的庄严典雅有的平易活泼,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但无疑都大大加强了行人辞令的说服力。
反问以疑问的语气表达与字面相反的意思,说话人的意图往往要从反面来理解,因而显得语意微妙,让人难以捉摸。行人辞令为了加强表达效果,常会用到这种手法。“其岂敢……”式的反问,成为行人辞令中模糊立场,障人耳目的主要手法之一,如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后,“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这给一心争霸的秦穆公出了道难题以其本意,自然是想扣压晋惠公,以控制晋国,可是晋大夫不依不挠,秦穆公有所顾忌而不敢做得太过,于是让行人告诉晋大夫“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这句话成功挡住了晋大夫的纠缠,但他对晋惠公做何处置,态度仍不明朗,为自己后来的行动留了一手。其他反何形式,如“无乃……乎”、“何以……”这样的委婉规劝“敢不……”这样的应承“将焉……”这样的质疑,皆广泛运用于行人辞令中,各尽其妙,大大增强了行人辞令的表达效果。
吕相绝秦
排比手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加强语势,加快言辞的感情节奏。《左传》中的言辞多散行单句,但在行人辞令中,却经常会出现大段先代典制和历史事件的铺排,特别是其中篇幅较长的,为了“饰辞驾罪”的需要,就会用排比手法来虚张声势。
纵横家
行人辞令中把排比手法推向极至的当数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其中每次战役中历数秦之罪,几乎都会排列句式,如叙河曲之战“康犹不俊,入我河曲,伐我谏川,俘我王官,聆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这里同样是四字工整排列,其结构却比前例更为复杂,加上每句必带“我”字,显得立场坚定,义正言辞。另外,为了避免句式的平板,又会有意识地在末尾增加每句的字数以造成变化之势,如“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淆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珍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以及“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部,艾夷我农功,虔刘我边睡。”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叙写战役之名,用语也尽量避免重复,如“而为韩之师”、“是以有般之师”、“以有令狐之役”、“是以有河曲之战”、“是以有辅氏之聚”,可以说是错综变幻,体现了作者有意识的文字运用,这极有可能是写史者在整理言辞时的润色。金圣叹说得好,吕相绝秦之文“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其中细条细里,异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
传十三年,春。。。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晋·杜预注:策,马檛,临别授之马檛,并示己所策以展情。绕朝
这是左传里一处经典的音义双关,因为策马的竹仗策与 策略的策同字不同意,因此绕朝送给士会竹策,以表示其计谋被看穿了。
所有的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很多都以预设为前提展开,比如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一开始就抛出大前提即郑国要完蛋了,然后再一步步展开,转而与秦穆公讨论怎样“有益于君”,这个话题自然是秦穆公最爱听的,于是接下来,他也就能欣然接受烛之武的雄雄大论了。烛之武之说辞,言郑对秦之害,贯穿全篇,危言耸听的“舍郑”之利,则伏于其间,轻轻带过。其意图表现得可谓隐晦纤曲,似乎全是为站在秦的立场为秦着想,因而最终成功说服秦穆公退师而解郑围。 烛之武的这种策略,很适用于饱受欺陵的小国救亡图存,它们的行人往往能够抓住大国争利求霸的心理,以本国灭亡为假设,利用诸侯矛盾的间隙,以言迎合之,使其作出有益于己的决定。如哀公七年的茅夷鸿求救于吴之辞:
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
鲁师趁吴师返国之际,突然侵犯比自己更小的邻国邾国。邾国无备而被破,公宫被据,国君被囚,百姓遭掠抢。邻大夫茅夷鸿奋然挺身而出,使吴求其救邻。他的这段说辞很是讲究开首第一句极言鲁的自高自大,目无大国,以此来激怒吴国,而鲁欺陵本国的事,则于末句轻描素淡地勾出,还说了一句我们不敢自己怜惜自己,即承认亡国的命运。言“远吴”,言“背盟”,言“辟君”,似乎鲁师这次危害的不是邾国,而是吴国。接下来两句则彻底抛开救邻之事,对吴表示邻国亡了没什么,但我们忧惧的是“君威”不立。一副为吴着想的样子。第四句进一步以危语震之,把这件事的危害扩大到四方诸侯“事君”的层面,正中吴国之痛。最后三句,以鲁邹两国军事实力及对吴态度上的对比,让吴看清其中利害,作出正确的选择。茅夷鸿的说辞虽多从反而言之,却恰好迎合了吴急欲求霸中原之意,整句没有一句求救语,却以纤曲之论很快打动了吴人之心。
孔子也使用过预设原则来化险为夷: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夹谷会盟
夏季,鲁定公在祝其会见齐景公,祝其也就是夹谷。孔丘相礼。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而缺乏勇,如果派莱夷蛮族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齐景公听从了。等危机出现了,孔丘领着定公退出,说:“卫士们,拿起武器反击!两国的国君会见友好,而边远的东夷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君所以对待诸侯的态度,边远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不能搅乱华人,俘虏不能侵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些对于神明来说是大不吉祥的,对于德行来说是丧失道义的,对于人们来说是丢弃礼仪,君王必定不会这样做。”齐景公听了以后,很快就让莱地人避开。 这套说辞中,孔丘已经用预设的手法将齐侯假设为有仁德懂礼仪的君王,从而用此反过来要挟齐侯,说他劫持鲁侯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来,有强制性的预设起到了绑架听者的作用,就像推销员一般使用封闭性的选择问 (要a还是要b)而不是是非问(要不要)来要挟顾客一样。而孔丘明知齐侯做法不易却还要正话反说,明显违背了合作原则里的质原则(不说假话),而孔丘有意识地说反话,其言外的嘲讽之意跃然纸上。
而有的话基本上就是无可奈何了,比如: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珏与决同音,授予其决断之权;矢是兵权的意思, 族的金文就是旗帜下的箭矢:
早期部族军事民主制的象征;而绣衣有君主特命的意思。这一切表明卫懿公已经知道要一去不复返了,既知命不久与世的他在出征前为自己安排后事;而后面太史的行为则很值得玩味,古人视祭祀与祭器极重,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鼎等礼器是国家的象征,如果要征服一国,必须获得其礼器;狄人带着俘虏史华龙滑与礼孔追杀卫国人,二人也许是想为国人争取时间,用假投降的方式骗戎狄,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先回去当内应;但二人回国后告诉百姓不要守城结果所有人都出城逃难,反而让戎狄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卫懿公
不是说二位史官有错,这有可能是戎狄的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从而避免攻城、将群龙无首的百姓一网打尽。也许这说明了戎狄了解中原礼仪,在入侵中国前知晓了相关的礼乐制度,比如左传用”战“,伐来描述戎狄,师有钟鼓曰伐;偏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左传用描述中国的词汇词汇描述戎狄,说明其知晓华夏的礼仪制度,知道中国人重视宗教礼仪,注释里所谓的”夷狄畏鬼之故“其实对战争双方都有约束作用,而且卫国的宗庙神器对于本国人的威慑作用更大,所以戎狄可能以此为预设前提,用此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二人是去当内应献城投降,那么自己可以直接得到卫国;如果二人是回去报告败绩,告知卫国人主力已经损失殆尽,只能逃跑,那戎狄可以紧随其后将卫国人一网打尽。不管如何卫国都要完蛋。
鞌之战地图
至于更著名的鞌之战里灭此朝食、余勇可贾,则完全是齐侯以灭亡晋军为预设前提说的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齐侯认为自己大约在朝食、上午九点左右前打败对手,完全把对方想象的不堪一击,狂妄可见一斑。;至于余勇可贾,高固凭什么就一定认为 其他人的勇气一定不如自己呢?这种无根据、不基于了解做出的结论 本身就是自大自负的体现;而且,挑战敌阵的任务一般由低级武士而不是高固这样的上卿、左军统帅来执行,齐国上下军心浮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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