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文学创作进行过深入研究，对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针对创作源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针对创作技巧，他论述了诗歌创作中的情与景的关系！
而事实上，他有意摆脱陈朱理学的道统论，很看重文学创作中“意”的表达。所以，他对“兴观群怨说”的进一步发挥，是在为讨论诗歌的情景创作做铺垫。进而提出自己对诗歌创作中如何处理情与景的关系的独特看法，而王夫之对情与景关系的探讨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创作！
他在《唐诗评选》中评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一诗时说道：“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助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
何谓“志”？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志向，根据朱熹的注解，“志”是蕴含于具体文学形象中的，是具体生动的，言志并不等于诗，但是言志可以兴诗。王夫之认为，并不是因为言“志”而促成了诗歌的诞生，而是否应用了“比兴”手法，才是区分文本创作是否为诗歌的关键。在诗歌创作中，王夫之更看重具体创作手法的应用，而不太在意其创作跟“言志”有多大关系，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明确提出要“以意为主”。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提出：“无论诗歌或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他将“意”比作诗歌的将帅，对整首诗的创作起着统领性作用，而没有意作为支撑的诗，就是“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纯粹的描写风景事物不足为奇，然而如果在对“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等的描写中寄托寓意，也会达到“寓意则灵”的效果！他特别推崇李白杜甫的诗，认为“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在李杜的诗歌创作中，缺乏寓意的诗不过十分之一二，而那些寄托了寓意的诗则广为流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对诗歌情感内蕴的重视，寓意是与诗人的思想情感密不可分的！
他在《古诗评选》中赞美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一诗“情景相入，涯际不分”。
在描写送别场景中，无论是对萧瑟秋风中的树木、皎洁月亮的描写，还是对惜别时候彼此安慰的刻画，都满蕴着浓烈的离别情绪。所以王夫之会赞叹其“情景相入，涯际不分”，模糊了情与景的边际后，让诗歌摇曳生姿，情景相融！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提出了诗歌存在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对情与景的包含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究，认为两者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艺术效果，“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长安一片月”看似是描写月光倾泻山里的夜景，实则以月景来彰显游子内心的漂泊无依之感，诗人正是将抒发游子的惆怅心绪寄予在千里月光之中。月景中包孕着千愁万绪，读来摄人心魄！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诗成珠玉在挥毫”。看似在描写诗歌创作中灵感迭出的感受，借助“珠玉”来夸赞自己写诗的技艺高超！将具体的创作手法描写寄予在抒发创作的畅快之感中，展现了浑然天成的艺术意境！“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情因景，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现量指现成，现在，取显现真实之意。佛教认为只有不加入思维活动、不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纯粹感觉，才是真正的现量。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可借鉴佛家的现量观。“僧敲月下门”、“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等句子都不是苦心经营的结果，而是在具体场景中自然而然呈现的绝妙语句，浑然天成，无雕饰之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