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三万年》 王瑞芸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9年8月,37岁的杰克逊·波洛克登上《生活》杂志,摇身成为美国艺术界数一数二的“明星”。仅仅3年后,波洛克的爆发力便明显消失,“几乎根本画不下去了”。他常常痛哭,认为自己一钱不值,甚至对人说:“我痛恨艺术”。1956年8月的一天,这位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故意醉酒开车,在一个转弯处撞到树上,当场死亡。
波洛克以独创的滴画法闻名,画面恣意狂野,被美国艺术评论界的关键人物格林伯格称为“美国的毕加索”。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波洛克,为何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内心全线崩溃,甚至认为自己“根本没好好学画画”,并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呢?
艺术史学者王瑞芸在新近出版的著作《西方艺术三万年》中认为,波洛克最后成了自己风格的囚徒,一方面,他连续画了几年的滴画,动用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手段,终于被榨干。另一方面,波洛克成名后,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抽象风格的招牌,不能随便改动,画廊不让改,批评家也不让改。格林伯格在1951年看见波洛克试图重新画具象,便立刻批评他迷失了方向,认为抽象的手法才是现代艺术的“正途”。波洛克最后生活在极不自由的状态中,而制约他、压迫他,最后损害他生命的正是艺术——在“自由风格”的背后,波洛克过的是一种被艺术奴役的生活。
我们习惯认为艺术是“一个很大的事物”,内容庞杂,风格林立,理论多如牛毛。而在《西方艺术三万年》中,王瑞芸却拨开让人晕头转向的各种风格和理论,将作品放回历史语境,从人与艺术的关系这一角度,为我们梳理了西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进程。她告诉我们,艺术不是由人的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人心观念支配的。艺术史不难懂,我们只要懂人心,就能懂艺术。
艺术和人心的联系贯穿于整个艺术史。古埃及被称为西方艺术的“祖母”,有惊人的建筑成就和绘画雕刻艺术,然而,与古希腊或古罗马文明不一样,古埃及人重视建造陵墓甚于现世的建筑。他们总是用最优质的石材去建造高大的陵墓或壮丽的神庙,却用次一等的材料建造宫殿和居室。这也是今天古埃及建筑只有陵墓与神庙保存了下来的原因。对此,王瑞芸解释,古埃及人的生存依赖于热带沙漠性气候与尼罗河天衣无缝的配合,作为一个靠天吃饭的民族,他们对超越人力的神力无限敬畏。他们看世界有两个层次——现实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或者说是今生和永生。现实的世界总在变化,并不可靠,而地下的世界却是不变的,可以连接到永恒,可以接近神,所以更加重要。因此他们也把死者的尸体做成木乃伊精心保存起来。
对比看古希腊艺术和希腊化时期的艺术,能更好地理解人心观念的变化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生活非常简单,法国学者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描述:他们仅用几颗橄榄、一个洋葱、一个鱼头,就能度日了。古希腊人的自我绝不过度膨胀,他们不喜欢表现自我,认为人应把理性置于其他之上,尤其置于情绪欲望之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所受到的折磨或疲劳都比较少,心思单纯,心地明朗健全,古希腊雕塑随之呈现出一种平衡和谐的“澄澈之美”。
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张,希腊的城邦制度濒于瓦解,贫富分化,许多奴隶主开始挥霍浪费,追求享乐,希腊、中东、埃及、波斯、印度的文化相互碰撞,希腊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东方骄奢淫逸的成分。作者通过分析“勒里的维纳斯”,让我们看到,“人心一变,艺术马上就变了”。维纳斯也是个神,可是,这尊雕像中为她选择的动作和表情却已经不具备神性了,看着完全接近世俗女子,她的动作带着遮掩的意味,传达出羞涩,甚至有几分躲闪,好像为自己全身赤裸或者某个心思而不安。这是在希腊雕塑中绝不会出现的情况。古希腊人创作的裸体雕塑没有一个不是大大方方、坦然面对世界的,羞涩之感断然不会出现。
从人与艺术的关系出发,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艺术风格,还能更清晰地把握艺术演变的时代脉络。在王瑞芸看来,艺术一旦与人脱节,就要“来一次革命”:经过千年的经营,到19世纪时,西方古典艺术的写实技法已经发展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但同时它变得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画面完美无瑕,但“和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关系”,并且越来越权威化。最终,人们“揭竿而起”,古典艺术改道,现代艺术产生,“要把失去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再要回来”。
然而,当现代艺术成为艺术史上的一种明确种类后,权威性也随之建立起来,并且像它所推翻的古典艺术一样,开始对人产生压迫。这便是开头波洛克的例子。后来,杜尚率先与现代艺术分手,凯奇、垮掉的一代、激浪派等人跟进,最终,“没有任何的手法限制,没有任何的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产生。当代艺术把艺术的框架彻底打破,就是“为了把艺术再拉回来,再跟人产生连接”。可以看到,艺术的三万年发展历程,就是让艺术不断与当前时代的真实的人产生关联的过程。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