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征
近日,阔别十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地坛公园,对很多爱书的人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重温旧日记忆的时光之旅。今年书市的主题是“我与地坛”,当您到地坛书市的时候,不妨像当年的史铁生先生一样,在这座古老的祭坛周边徜徉一番,感受一下这座古坛近五百年的沧桑历史。
清末的地坛,可见地坛的牌楼和西大门。
嘉靖皇帝力推天地分祀
嘉靖九年(1530)正月,在大礼议之争中获得胜利后没几年的嘉靖皇帝,又开始着手更定郊祀的典仪。其主旨是在北京城的四郊,分别兴建祭祀天地日月的祭坛。
明初定都南京,曾经在南京城东南西北四郊设立郊坛,以祭祀天地日月四神。洪武十年(1377),南京城周边阴雨肆虐。明太祖在西汉时期京房的《易》里找到了出现这种天象的答案:天地犹如君主的父母,如今天地分开祭祀,岂不是让自己的父母分居异处吗?于是明太祖决定拆除方泽、朝日、夕月三坛,并规定以后每逢孟春,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这座南京的大祀殿,正是在原有的圜丘基础上修造的一座大殿,将圆丘“包裹”在其中。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在南郊仿照南京的样式也修筑了这样一座合祀天地的大祀殿,这就是天坛祈年殿的前身。而嘉靖皇帝要做的,便是还原明太祖早期的做法,在都城的四郊,分别兴建祭祀天地日月的祭坛。
不过令皇帝意外的是,他的提议出台后,便遭到了群臣的反对。甚至连原来大礼议之争和他站在同一战壕,并且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内阁首辅张璁,都站出来反对。究其原因,无非是大臣们都觉得,已经有了现成的祭祀场所,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地去修筑新的坛庙呢?
嘉靖皇帝誓不罢休,其想法遭到更多臣僚泼冷水之后,他甚至跑到奉先殿,用占卜的方式向明太祖朱元璋“求助”,结果得到的“幽旨”是“不吉“,嘉靖皇帝暂时放弃了郊祀的想法。至此,君臣之间拉锯战的第一阶段,以嘉靖皇帝失利而告一段落。
很快,吏科都给事中一位名叫夏言的小官,开始向群臣“开炮”,他上书指出了郊祀改革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开始在这份奏疏上大做文章,开始向群臣展开第二阶段的攻势。
这次皇帝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要求大家对于天地分祀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皇帝异常坚决的态度下,问卷结果如下:主张分祀天地者82人,主张分祀但认为时机不成熟者84人,主张分祀,并以山川坛作为方丘祭地者26人,余下的有206人主张合祀,不过认为分祀也并非不符合礼制,另有198人未发表明确意见。这样一个结果显然不能令皇帝满意。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在皇帝的盛怒之下,很多大臣纷纷转舵,分祀天地的事情最终以夏言和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当年的四月,嘉靖皇帝议定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东郊祭日、西郊祭月的祭祀制度之后,立即启动了修建四郊坛的工程。用于“北郊祭地”的方泽坛(即如今人们熟知的地坛),很快在安定门外动工修建。
当年,与方泽坛一起动工的,还有其西侧的先蚕坛。在京城的南北两郊,形成了两组对称的建筑:南郊正阳门外大路的东侧是祭天的圜丘,与之相对的是皇帝亲耕的先农坛;北郊安定门外大路东侧是祭地的方泽坛,与之相对的则是皇后亲蚕的先蚕坛。
明代时,先蚕坛在使用过几次之后,皇帝便以路途遥远,皇后出行不便而被迁建于距离大内不远的西苑,即今皇城蚕池口一带。
建成后的地坛共有内外两道坛墙。当年,外坛墙的一圈坛墙仅西侧开门,明清时期,皇帝或官员来地坛祭祀都是从这个门进入地坛(即今日所见的地坛西大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开有三座方形门洞的大门。大门的西侧不远,是一座三门四柱七楼的“广厚街”大牌楼(牌楼于1953年拆除,1990年亚运会举办时,为了丰富安定门外大街两侧景致,该牌楼得以复建)。
从西大门往东走,就是地坛内坛的坛门——西天门。它同为单檐歇山顶,但只开有一座方门洞,其规制明显要比外坛墙的西大门低了很多。这是为何?因为皇帝进入地坛内坛,要向北绕行到北天门,所以地坛北门和外坛墙大门一致,开三座方门洞。地坛的西天门虽然级别稍低,但它在历史上也有个特例:曾经专门为乾隆皇帝开过。因为从这里到达地坛斋宫的距离要近一些,已经上了年岁的乾隆帝不用绕远到北天门。
经过数百年变迁,外坛墙西段由于辟有地坛公园的西大门而保存相对较好,另外,南段在公园南门西侧尚有部分残址,其他已无痕迹。
传统阴数的极致体现
内坛中最为核心的区域,当属方泽坛坛台。这座整体呈方形的坛台分为上下两层,用阴数(偶数)以象征“地”。环绕坛台开凿有一圈水渠,其总长度为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两层坛台中,上层为边长六丈的正方形,下层为边长十丈六尺的正方形,两层均高六尺。在尺度上均用阴数以象征“地”。
而且坛台上的铺砖数量,也将“地”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上层坛台被均匀地分割成为九份,整体布局呈“井”字形,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周代出现的“井田制”的具体体现,用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来作为神坛的区域划分,无疑体现了广袤大地。
而九个区域的地砖铺设方式也很有讲究,其中中央区域共有三十六块地砖,即纵横各六路;周边的八个区域,每个区域则有地砖六十四块,即纵横各八路。无论是六、八、三十六或六十四,都是阴数的体现。
再看下层的坛台,由于其整体环绕上层坛台,这一层被划分的区域总数增长了一倍,变成了十六块区域。每个区域的地砖也是按照八乘八的样式铺设,因此两层坛台地砖铺设的总数一共是1024块,这一数字恰好是偶数二的十次方。
除了地砖的铺设,地坛和整个北京城的布局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嘉靖皇帝更定祀典,有很多精密的安排。如从地坛坛台的中心点出发,和大祀殿的中心点(即今祈年殿中心点)进行连线的话,其总长度为7.8公里,而东郊的日坛坛台中心点和西郊月坛坛台的中心点连线,也同样是7.8公里,这和北京城在嘉靖中期最终形成的城市中轴线的长度是一致的。而这个7.8公里换算成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为4900步,其取自周易中“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个概念。
1925年后,地坛牌楼背面有“京兆公园”匾额。
北京城外的第一座公园
清代灭亡后,地坛祭地的仪式宣告废止,地坛也逐渐荒废。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各派系的军阀“城头变幻大王旗”,地坛也成了这些军阀驻军的场所,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大片的古树甚至被驻军砍伐以充当柴火。
1924年12月,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虽然他在任只有一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将地坛开辟成为供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公园,即京兆公园。这也是北京城外开放的第一座公园。
1925年3月,薛笃弼呈文内务部,仿照当年朱启钤改造社稷坛的做法,提出“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之所”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获准执行,一些机关纷纷捐款。有了资金,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短短三个月,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平整马路、建设公共体育场、修筑“世界园”、建“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装设电灯、粉刷墙壁等。经过此番改造,地坛的内坛区域整修一新,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当时,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世界园”,这座园中园“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湖、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亦莫不分别清晰。”
“世界园”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以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体现了公园“极力提倡国家主义,唤起群众爱国思想”的宗旨。
1928年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京兆公园改名为“市民公园”。此后,公园也开始荒废。1935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描述了当时公园的惨状:“运动器械已不全,世界公园业已荒芜”“共和厅、教稼亭均行倾毁,惟基础尚存……”书成当年,市民公园即告停办。此后原址被北郊医院租用,1937年以这座公园正式停止售票。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公园再次回到人民手中。195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地坛公园。此后,地坛公园被其他机构占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地坛修缮工程开始。1984年劳动节,地坛公园才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向老百姓开放。1985年春节,首届地坛文化春节庙会开幕,拉开了地坛庙会的序幕。
地坛书市趣事多
北京书市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0年10月,首届大型书市——“90金秋特价书市”拉开帷幕,这就是如今北京书市的前身,从名称也可以看出,当时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在这里可以花低价买到好书。不过1990年的书市并不是在地坛公园举办的,而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是明清两代的太庙举办。出于对太庙内古建以及古树的保护,2002年,书市挪到了地坛。
书市在太庙举办的时候,笔者还没有上大学,那时候在书市里买过一些学科的辅导书,还买过一些历史、地理类书籍。彼时在太庙砖门以南的松柏林中,满满的都是书商们的摊位,走入太庙正门,就如跃入书籍的海洋。那时候虽然也有海淀图书城等买书的好地方,但是只要一年两度的书市一开,心里就按捺不住激动,要去淘几本好书。
书市挪到地坛的那一年,我正好考入北师大。此后,每年书市开始后,只要没课,我都会过去逛上一圈,要么骑自行车去,要么把车骑到积水潭,坐44路公交车到雍和宫,然后步行到地坛。
四年的大学时光以及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书市一直伴随着我。在我记忆中,有一段有趣的轶事。工作后,笔者有一年开车去地坛,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停车位,抱着侥幸的心理,把车停在东门外的路边后,便疾步走进地坛。那一天,我在书市收获颇丰,尤其是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套《光绪顺天府志》。当我抱着两大兜“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走到东门时,却发现车被贴了条,里里外外一算,《光绪顺天府志》还是相当于原价购买。不过,多少年过去了,这套书成了绝版,心里也早已经平衡,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这可能就是书市给爱书人最大的回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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