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陕甘宁》 □韩毓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龙
在即将迎来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新作《风起陕甘宁》聚焦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运用丰富的史料，追问陕甘宁对中国革命的塑造。
这本书源自韩毓海2020年秋在陕北的考察。考察期间，博学而口音极重的陕北老人“讲古”和干旱地区杨家沟（1947年底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一场大雨给韩毓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这场大雨，让韩毓海联想起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时行军的场景。韩毓海就此追问：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顺着这里的人和这片土地的面貌、性格思考，便有了这本《风起陕甘宁》。
正如作者对书名“风起陕甘宁”的解释：“一是指造成黄土文明的大风，二是指中国革命形成的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作者进一步把“优良作风”解释为：“自己的小米饭还吃不饱，却操心着天下兴亡、亿万苍生。”读者见此，可以发现这正与北宋大儒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异曲同工。
本书正文分为五篇，分别是《杨家沟》《大地上的学问》《波罗》《王学文》与《结合》。在这五篇中，作者把史学的严谨和文学的激情并举，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深入浅出地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共产党何以胜利，韩毓海提出了以下因素。
信仰的力量是首要的、关键因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正是在这里，以富平胡家叔侄为代表的众多青年志士走上了“老爷起义要当鞋匠”的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努力奋斗。
做好治理体系规划、掌握治理能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因素。借由党内经济学家冀朝鼎的“中国基本经济区”概念，韩毓海认为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自元代以降的大国治理体系，能够有效统筹好农耕、草原、海洋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体系便是马克思所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发展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传统文化对共产党人经济理念与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从革命时期的经济活动到今日提倡的共同富裕，为何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无私的，总是不同于买办阶层的“发财”？因为“经济”二字自古以来就是“经邦济民”。以王学文为代表的党内经济工作者们，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结合，主张经济本身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是为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最后一篇名为“结合”，即指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延安正是这个结合发生的地方，这也是对全书的总结。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逐渐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与道路，反对教条主义，看重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经验。陕甘宁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区域之一，这里的人勤劳、憨厚，具备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点，这些特质也滋养着此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要为真理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和注重实践、注重和谐的中华文明结合了，这才可能造就“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陕北的土地贫瘠，陕北的农民憨厚。在这里的革命队伍，似乎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精英相隔遥远，而韩毓海专门以占全书四成的篇幅去书写冀朝鼎和王学文两位经济学精英。
冀朝鼎长期在美国财政界和国民党银行系统工作，但他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1948年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运用“巧实力”制定的金圆券政策给蒋介石递了一把刀子，帮国民政府完成了“经济自杀”。在美国财政界时，冀朝鼎便支持美元结束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回到中国，冀朝鼎参与人民币制度的创立。
王学文曾求学日本京都大学，也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冀朝鼎不同，王学文直接在延安工作，是毛泽东同志在经济方面的顾问。
毛泽东的经济理念强调“四面八方”，“四面”是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综合平衡，“八方”是这四个方面对应的社会力量、社会主体、社会各阶层。而为“四面八方”奠定基础的，正是王学文。在“四面”这一层，王学文从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张经济发展要重视发展生产力，而非“发财”；在“八方”的角度，王学文主张要重视社会各阶层，帮助党中央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
革命工作有不同的分工，冀朝鼎和王学文都是“细活”的代表。冀朝鼎和王学文的革命气质究竟在何？归纳二人事迹和书中的观点，他们的革命气质就是精英为人民服务、始终依靠人民。
《风起陕甘宁》从地域文化、地方性格的角度解读中国革命，对延安时期的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解读极具洞见，行文旁征博引、酣畅淋漓，是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极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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