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与思政工作有否条清晰的分界线

自从2005年接触心理咨询，一直在思考心理咨询与思政工作的关系。其实，这个思考不只这十几年。那是因为，当年在军校曾把思政工作当作一门功课学过。后来在部队做连队和机关政治工作，虽然没有多少建树，但当时也曾见识过享誉全军的政工干部和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事迹，其中就有心理学方面的元素，让我感到很新鲜。大约是1983年，当年的干部股股长游德通领着我们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图书，我很有目的性地选了一本心理学的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心理学。

在本世纪初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时，心理咨询与思政工作是什么关系，武大的一波老师似乎都没讲过，后来参加华师组织的考试，试卷中也没有涉及到。所以，这就成了我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心病”。

在辛丑年重新拿起心理学书籍时，我自然又想起这个问题。

最开始看到一个案例，在一所高校，一名学业本来优秀的女大学生，因为极度嫉妒别人，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她所在的支部书记没有对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建议她找学校心理咨询师，结果通过心理技术干预，很快且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人格得到优化。于是，我写下了这次学习心理咨询的第一篇札记——《将嫉妒攻击者送心理咨询师对不对》。

写此文时，我以为心理咨询与思政工作不能混淆，各是各。该做心理咨询的，做思政工作恐怕不行，不能太左；该做思政工作的，搞心理咨询恐怕也不行，不能太右。但是，有朋友对将嫉妒视为心理问题而不是品质问题不理解、不接受，也让我困惑了。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我也可能首选用思政工作解决问题。

于是，我一直还在寻找，关于这两者如何区别与分工的权威说法或者明晰界定。网上虽然有心理咨询与思政工作关于范畴、目的、任务及方法原则区别的论述，但对实践指导性不强，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昨天，我再次重温一个案例，一个叫杨京京的初中生，写作业时效率明显下降，一写作业就发生心慌，经常分心，磨蹭。根据这种表现：

传统心理咨询师诊断为：中枢神经功能失调现象；

元认知心理咨询师诊断为：潜意识心理行为现象；

甲老师判断为：对功课学习热爱程度不够；

乙老师判断为：学习习惯不良。

四种诊断都有道理，都可以自圆其说，难以推翻，并且都可以按自己的诊断“开药方治疗”。前两种诊断通过心理咨询的办法解决。后两种判断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归结为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即做思政工作。但最终，通过元认知心理技术干预，该学生的问题才得到了迅速解决。（第一种心理咨询结果是用药，而用药影响学生学习而不可取）。积无数学校类似案例，多数是按思政工作方式去解决的，但必须付出极大努力，才有一定效果。

由此是否可以说，思政工作和心理咨询之间不可能有清晰的边界。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这两种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只存在着哪一种方法最合适最有效的问题。

当然，典型的心理障碍和典型的思想问题（或任务）除外。

这就解决了我们这一代及以前的人，生活和成长在一个没有心理学的社会，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哪怕有些极“左”教育）对于客观存在的心理问题也是有一定疗效的。所以，对于文革中出现“用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这样的报道，此刻的我，也并不完全否定其中有真实的合理的成分。只不过，其中不乏“杀鸡用牛刀”，或者“滴水穿石”罢了。

当然，那个年代的人的意志品质和忍受艰苦磨难的能力，也消化了与现代年轻人同样有的种种心理和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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