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重症肌无力病因的自身免疫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国际有关学术探讨，大多是围绕抗体问题，虽然已发展到单克隆抗体工程和抗体透析疗法，但疗效并无突破性进展，以致于即便像希腊船王那样有优越的医疗条件，也只存活了两年。令人兴奋的是心身疾病研究的迅速发展已波及到重症肌无力这种罕见病，但有关的研究报导，特别是心理治疗方面的报道很少。学习心理学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霍妮的自我分析对我启发很大，我对几十名病友的长期观察、了解、资料分析显示，都存在神经症倾向。康复自救再一次激励我从心理学角度重新认识重症肌无力，在没能够获得精神分析师指导的情况下，我只能以书本为师，尝试开始自我分折。自我分析的过程充满焦虑，情绪波动，甚至产生严重的罪恶感，但我坚持下来了。
受益于多年的气功锻练，我很容易进入松弛状态。在松弛的状态下，我开始在茫茫大海中寻找那些丢失的记忆碎片。渐渐地，儿时的记忆像一幅幅流动的画，一点一点浮现在脑海中。幼时一直是由父亲照护，我在父亲躺着的床上，在他瘦削的胸脯上爬来爬去，他揽着我，防止我掉到床下。父亲的手指白皙细长。床的一边有一扇窗，从窗口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我常趴在窗口上，听他讲大海的故事，那是在谷家疃北山上的时候。记得我抱着一块大鹅卵石，扶着铁窗棂爬上窗台，钻出铁窗棂站在外面的平台上，看到远处的大海像打碎的镜子挂在天边，闪着刺眼的亮光。一只白色的帆船，一片蓝色的小岛。后来二哥说北山那边根本就没有小岛，临海的房子窗都很小，铁窗棂小孩也钻不出去。记忆虚构了这个故事，是想要表达什么呢？回到孙家滩后，母亲让我和姐姐睡西房，我哭闹着要和父亲在一起。母亲忙，没理我，晚上姐姐哄我睡觉，跟我玩过家家，我不耐烦，玩着玩着又跑去找父亲。爬上父亲的床，要和父亲一起睡。母亲很生气，说：这么烦人，再闹就把你送给大姑。我大受刺激，父母不要我了，要把我送人了，我被抛弃了，因此哭得非常伤心。父亲声音嘶哑，揽着我靠在他身上安慰我说：不会把你送人的，别哭。他对母亲说：这孩子犟脾气，你就不要刺激她了。叫姐姐带我走。我满脑子想着：母亲不爱我，她极少抱我，对我从没有亲昵的动作，我有时倚着她，她也显得冷淡。现在父亲也不爱我了，不要我了。后来虽然我没被送人，但再不能爬上父亲的床，不能与父亲一起睡了。我就像那艘一直没办法到达蓝色小岛的小白帆。
我录下记忆和联想，过后翻阅这段笔记时感到震惊，我甚至感觉父亲的手臂像恋人似地揽着我。我记起父亲虽然瘫痪，却是孙家滩最有学问的人。他躺在床上却不断有乡邻请他代笔，他有求必应，代写房地契、状子，写得最多是信。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用一块木板放在被子上当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盒、纸等，他还可以躺着悬臂写字。父亲一直写日记，是用薄棉纸订了一个巴掌大的本子，用蝇头小楷记录着全家的大小事情。我也一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未中断，一直用的也是巴掌大的活页纸订成的本子，潜意识里在模仿着父亲。看着父亲写字就让我羡慕，我蹭着他时也央求他教我写字。为什么父亲从来不教我识字呢？我应当多次表达了我对读书的渴望，可他总是敷衍，他有一箱书，偶尔也就让我翻那些书。童年时家境贫寒。大叔大婶都精明能干，家里有牲口有车。小叔小婶家过得也不错。只有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日子过得惨兮兮的，我深感不平和自卑，但最让我难过的还是不能上学。姐姐虽然辍学了，但却读过几年书，而我一直没有机会上学。1945年威海卫解放，村上办起了扫盲识字班，父亲将盛柴草的南屋提供出来做教室，教员是个伤残退伍兵。我混在大人里边跟着听课，讲的是政治生产等内容，我不懂，字也没学会几个。一天我画了个字给父亲看，父亲笑着说：你写的是耕字，但两边安反了。回忆父亲，隐隐地竟是一种失恋的痛。小时候觉得母亲不爱自己，是依恋父亲而产生的对母亲的排斥。
回忆像放电影似地一幕幕展现。我记起，四五岁时，母亲和姐姐去地里了，只有我和父亲在家。父亲大便后让我把接盆拿去清洗，我不想干，可没办法只好做了。之后父亲便后总让我去清洗，我不高兴做，就对父亲说：我给你倒便盆你要给我工钱。父亲说：你不想做就出去。我不吭气了。父亲躺在床上，但仍是家庭的轴心，母亲忙于家务和照顾他，家里的一切事务都围绕着他，大小事母亲都要请他作主，他说的话家里人都不敢违抗，村里十里八里的人也都非常尊敬他。那时我就对生病有一种模糊的渴望，生病了可以不用做那些不想做的事，疾病还有一种权威，让家里的人，甚至周围的人都围着他转。我联想起母亲那时就已经患胃痉挛，发作时呼痛声极其凄惨。父亲让母亲躺在他身边，他侧着身为母亲轻轻地揉腹。疾病还可以得到特别的关爱，病了多好。联想喷涌而出，高中时，母亲频频发病，我害怕听到母亲的痛呼声，想逃避，想离家，想替母亲生病。入团又成为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让我非常纠结，而一直受到老师称赞的作文竟拿了个低分。正值全国学保尔，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竟萌发了生病的欲望，像保尔那样瘫痪，然后可以专心看书、写作，成名。甚至觉得保尔母亲的照片与母亲极其相像，心里模仿着父亲瘫痪，声音嘶哑。生病可以得到呵护，还可摆脱超负荷精神及身体的压力，对生病的渴求强化了。回忆使我震惊，生病竟然是我多年的渴望。自食其果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记起1948年的春天，母亲急匆匆地回家，推开门就说老大来信了。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围坐在父亲的床前听父亲读信：北京解放了！我和弟弟都到了北京。我们都有工作，我在钱庄当管事，弟弟在铁路局印刷厂。工作很忙，但我们生活得很好。这几年你们在家乡一定很艰难，爸妈身体不好，两个妹妹尚小。我和弟弟商量，接你们到北京。这样我们俩可以就近照顾爸妈，大妹也可以去工作，小妹妹也该上学了。
我听“上学”两个字，不敢相信，凑过脑袋：让我看看，哪里写上学？
父亲一个字一个字指给我看：小妹妹也该上学了。
我拿过信，捧在胸前，心里乐开了花。蹦到母亲跟前：娘，我哥说去北京，我可以上学呢！又对姐姐说：姐，我们去北京。最后跑到父亲身边：爹，我们什么时候去北京？
父亲摸着我的头说：等火车通车了，我们就去北京。
料想不到，当我们离开威海去北京时，父亲却选择了一个人留下。我联想到七八岁时，“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母亲给我戴上苞米花和彩色圆布片间隔串成的“龙”，嘱咐说不要弄掉，今天不能动针动剪子，不然一辈子出门就下雨。我把米花吃光，就去再穿一些。母亲看见生气地喊道：你到底动针了。我猛想起母亲之前说的话，惊悔不已，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从此总怕出灾祸，认为一切灾祸都是因我而生，我是“灾星”，我惹的祸，因此厌弃自己。另一个有关的记忆浮现，小学时挑选给毛主席献花的人，学校知道我父亲去世了就没让我去。长期以来我一直有罪恶感，就像一个罪犯面对着无从抵抗的证据，我潜意识里认定自己是祸害父亲的凶手，我应该受到惩罚，我也一直在惩罚自己。
父亲去世那天的情景跃然涌现。记得那天父亲生病，喘得厉害，我陪在家，母亲和姐姐下地了。
父亲对我说，艾子，你到柴房把斧子拿给我。
我很奇怪，你要斧子做什么？
你去拿。他说，我拿着压压喘。我信以为真了，就去柴房拿了斧头给父亲。是我拿了斧子给父亲！可这许多年，我一直将这件事转嫁给姐姐，嘴里没说，心里却记怨姐姐给父亲斧子。
父亲又说：我有些饿了，你去厨房看有没有油饼拿一块。
我去厨房给父亲找吃的。有一阵子我总梦见父亲，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站在我的床前对我说，让你拿油饼怎么一直没拿来。住北新桥家西屋时，碗柜后面老听到嗡嗡声，当时心里惧怕，莫非那是父亲的魂，其实是我潜意识里想着父亲没有吃到这块油饼。在厨房，我听到里屋很重的“咚”的一声，紧接着分明是父亲低沉的声音“啊”，却完全是陌生的，像从地底发出的非常痛苦的声音。我急忙冲进屋，眼前的情景令我完全惊呆了，只见父亲双眼紧闭，头上脸上全是血，手上还握着那柄斧子。
我不敢靠近父亲，被吓得掉头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田里，见到母亲时喉咙被哽住了，只说了声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母亲看着丢了魂似的我，急问，你爹怎么啦？
血，到处都是血。我已经语无伦次。
母亲不再问，拔腿就往家跑，姐拉着我一起也往家里跑。
我们还没迈进门，就听得母亲凄惨的哭喊声：他爹呀，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丢下我们呀！你让我们娘儿仨还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向儿子交待呀！你让我今后日子怎么过呀！母亲哭着吼着竟晕厥过去。
我趴在门口全身瘫软，不敢进门再看父亲一眼。
姐姐赶紧去叫叔叔，大家忙乱着帮助料理了后事。
一口薄薄的白茬棺材，躺着曲着腿的骨瘦如柴的父亲。抬棺的人说棺材沉得抬不动，是死人不愿走。母亲躺床上奄奄一息，没有去送父亲。只有姐姐和我穿着孝衣，把父亲送到塬上的祖坟地。我丢了魂似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哭，像牵着走的木偶跟着姐姐。村里人叹息着这份悲凉，猜他不愿意拖累妻子和孩子。
往事重现，依然触目惊心，我已哭得几乎窒息。找回父亲的这一年我四十八岁，正是父亲去世时的年龄。我终于明白，是那个九岁的女孩子不堪重负啊，她递给父亲的斧子成为父亲最后惨死的凶器，也成为她永久的心病和无法诉说的悲哀。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她压抑了这段悲惨的记忆！
躺在床上我流泪不止，为可怜的父亲和那个无辜的孩子，为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近四十年的剧痛，为获得的一次救赎。
哭吧，哭啊，让涕泪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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