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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榻上的救赎 孙恂传记(29)——在一九九一年

  在小二的大学同学聚会上,罗罗说她调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电教室,制作过几部残疾人专题片。小二说,我给你提供个素材,特别感人,拍出来保准是个好片。一句话把罗罗吸引到我这里来了。然后就与中央电视台联系,一起策划,写脚本,拍片。拍片的过程中,俱乐部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回忆创办之初的激情依然热血澎湃,说到第一次下水游泳有个女同胞还特意买了条连裤袜穿上,大家开怀大笑。内心的勇气何等重要,现在她们都和健全人一起游泳了。电视片取名《谁是救助者》,分上下集在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播出,社会反响非常好,又重播,各地方电视台也纷纷转播。

  中央电视台编辑小宇送来一沓观众来信,问我,看了片了?感觉如何?

  紧凑,气息贯通。自然,沉稳中有激情。是成功的。

  最重要的是事情感人。你说洗衣做饭是享受,让我感触很深。八七年我到西藏拍电视片《西藏,东方极乐净土》,看藏民在河边洗衣,喝酒,歌舞,自然欢快,也是一种生活。

  生活就是这些平凡的事,我说的也是很普通的话,如淡淡的清水。

  这正是你的独到之处。池田大作在《我的人学》中引瑞士哲学家希鲁迪的一段话:犹如洪水泛滥,人们掘土耕作似的,疾病开掘所有人的心,进行耕作。只有正确理解疾病,并忍受其折磨的人,才能变得坚强,深邃,豁达,真切领会以往未能理解的灼见和信念。佛经也说:人,生在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到十分严峻的时刻,则反而不幸。

  或许是由于疾病而先耕作人心吧。

  残疾人身在其中或许不大觉得自己的体验有什么特别,健全人应好好想想。我什么都不缺,可就是觉得活得空,拍这个片子才有这思索和感觉。我觉得,你的自我康复,包括读书,气功,做事,已构成理论体系,应当进一步阐述,写出来让更多人受益。

  多数残疾人还停留在求助的水平,我更愿意做具体的事去帮助他们。

  俱乐部坚持民间性难能可贵,我很愿意当一名志愿者。民间性将是一种趋势,你们倡导的自助是世界潮流。

  俱乐部在许多方面观念超前,所以阻力也更大。

  这是中国现状。你们坚持不贪大,不与官方对立,也是一种策略。

  小宇递给我一份关于“正确生活方式”(The Right Livelihood)奖的资料,你可以去申请。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和所倡导的符合这个奖的要求。

  这项申请虽然没能获得通过,但经过申请这一过程,有机会以国际社会的视角,思考并重新审视俱乐部,也是收获。近十年,俱乐部虽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并且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制约了它的发展,但也已初步形成为一个自我帮助,自我负责,自我管理的残疾人自助组织雏型。俱乐部一直坚持以激励残疾人自立互助为使命,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地域或宗族的互助,拓展为残疾人之间,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互助互动活动,其内涵是平等参与。致力于鼓励并帮助残疾人自立,了解广大残疾人的共同需要, 克服共同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寻求个人和社会改变,甚至在俱乐部生存都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仍尽力为残疾人群体的需求呼吁和努力。而通过俱乐部在我的周围形成的简单生活,和谐沟通,关爱互助的氛围,恰是俱乐部精神之所在,应当也是人类正共同趋向的道路。

  我举手说,来了。

  他接着说,我们思想不够解放,觉得不合法。孙恂同志是残疾人事业的元老了。从俱乐部到协会到联合会,残疾人事业达到了新水平,西城区走在了全国前列。

  朴方插话,俱乐部起了历史作用。

  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从官方的口中听到了对俱乐部的肯定。

  八十年代初期,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将残疾人从单纯的家庭救济中解放出来,自食其力是座灯塔,引领着他们勇敢地踏入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但在寻求通过自己的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个人力量的单薄,特别是因为残疾而遭遇的社会排斥突显出来,他们不仅需要克服自身身体上的不便,更要抵抗来自社会的歧视态度,双重的压力使许多残疾人自食其力的愿望变得难以实现。此时,改革开放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国外各种思潮纷纷涌入,有关国际残疾人运动的理念和相关资料也流入中国,一些先觉悟起来的残疾人,在全国各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自身和这个群体需求的角度出发,自发地组织起来。他们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先行者。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必定要记载这些最初的残疾人自发组织和他们的发起者。

  正是这些最早的残疾人自助组织,鼓励残疾人彼此抱团,谋求自强自立。在社会观念甚至官方语言都视残疾人为残废人的环境下,要用事实证明残疾人不是废人,而是生活的强者,要在逆境中始终勇敢地拼搏,创造同样有价值的人生。现在社会上已基本上没有人再用残废人这个词了,偶尔有人用到,或许不见得是别有用心或是对残疾人的歧视,也很快就有人给予纠正或提出批评。

  那是残疾人自发性活动最蓬勃热烈的年代,残疾人第一次通过自助组织,体现自主性,残疾人不仅是社会福利对象,更应当是社会事务,尤其是残疾人事务的参与者。我们倡导残疾人融入到社会中去,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不断汇集的残疾人力量,形成共同的声音,试图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认识,以获得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的人的尊严。现在社会对残疾人认同度已明显提高,残疾人享有同等的参与社会的权利已获得共识,残疾人的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社会确实进步了。但似乎,曾经的那种完全发自内心的热情少了,组织者与残疾人之间有种距离,甚至,有时组织者还要用一些物质来吸引残疾人参加活动。是因为时代变了,还是因为随着残疾人自助组织的消亡,残疾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减弱了呢?不论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结果都令人遗憾。

  五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与人事部、民政部首次表彰了一百九十四名先进残疾人,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我的名字也在表彰之列。这种表彰以什么方式提名,什么方式确认,似乎都不明朗。我很不认同这种推选形式,当获知我获得表彰时的第一反应,便是不能接受。我当即给中国残联写信表达了我的态度,我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不能获此殊荣。我的信没有回音。领导决定了的事不是老百姓能够轻易改变的。那就当自强模范吧,我阿Q地想,残联之所以给予我这一荣誉,是对我坚持俱乐部,坚持俱乐部民间性,坚持俱乐部反映和呼吁帮助解决残疾人的困难和需求的肯定,更是对俱乐部存在价值的肯定,是对俱乐部历史作用的肯定。更准确地说,是对中国最早的残疾人自发组织的肯定,俱乐部是唯一仅存的。这么想了,便觉得这自强模范当了值得。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已出台近两年,俱乐部却仍不能办理社团登记,问题的关键是残疾人联合会。《条例》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重复成立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残疾人联合会是总揽着残疾人事务的最大社团,俱乐部开展的工作,都可以说是残联业务的重复。至于残联是否有力量事事都能顾及那就另当别论了。《条例》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过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俱乐部向政府部门,包括民政申请作业务主管部门,结果都被推给残疾人联合会。既是包揽所有残疾人事务的社团又是残疾人民间社团的业务主管部门,唯残联也。这也是中国特色。不久前吕争鸣说,中国残联、北京市残联对民间组织有新精神,要社团登记。市残联正研究办法。这是不是残联释放出的信号,残疾人民间组织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我又跃跃欲试,在俱乐部核心组会议上,我说,当前的形势,对俱乐部无疑是一个转机,我们要把握这个大好时机,与时俱进。俱乐部十周年庆是一个契机,俱乐部作为中国第一个残疾人民间组织的历史意义,将通过十周年庆来一次总结和展示。同时,要进一步研讨俱乐部发展新方向,如何使组织再扎实一点,内容更富有活力,要把自立互助的宗旨提升到人类共同道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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