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报（中诗报），让诗歌温暖人生！
一、诗就是面对生活……
说诗歌是探测灵魂的手段，只是为了说明“诗歌不是什么”的权宜之计，虽然并不算错，但的确过于空洞了一些，而且很不完备。它需要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这就是由人的各种行动、与人相伴的各种事件组成的生活（“事境”）。灵魂是一个黑箱，无法直接被窥测，当然，那些能将生活直接与灵魂合一的纯粹之人，那些号称拥有和掌握了各种心灵电子显微镜及其操作方法的“巫师”除外。行动、与人相关的事件已本己地牵扯到了灵魂的方方面面：因为从来就没有毫无心灵目的、心灵效应的属人的事件与行动（疯子除外）。生活本己地包涵着、溶解着灵魂的种种要素。灵魂在为生活提供依据，而生活在塑造和修改着人的灵魂状态。诗歌要想达到探测灵魂的目的，首先要面对的是生活，是活生生的、也许还有几分卑俗成分的生活。诗歌就是面对生活。
有两种生活值得考虑。一种是手边的生活，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沉沦”式的日常生活，它包括了我们一切形而下的、种种内容与质地的生活。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生活。毫无疑问，所谓现代化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世俗化，这一点对西方而言十分明显，对中国则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把本身就很世俗却又要宣称神圣的那种假神圣推倒后，人们开始真实地生活起来，尽管这样的生活充满着低级、凡庸、罪恶、屈辱……但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已没有能力或兴趣再回到神圣中去——那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神圣中去，不管是真神圣还是假神圣。毫无疑问，日常生活在今天，即使不是唯一的生活，起码也是最主要的生活。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我们首先不要假定有很高的生活，而是要考虑我们手边的日常生活。
另一种是所谓精神生活。这里的精神生活是指和超验的拯救有关的精神活动，是想以神圣来映衬日常凡庸生活的不尽如人意，是一种为乌托邦俯首帖耳、甘效犬马之劳的生活方式。它剔除了日常生活中所包纳的凡庸内容。这种生活的拥有者、拥护者认为，乌托邦绝非哲学家们所谓的骗局，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寻求乌托邦的勇气；一种“明知道无望还要拼命努力”（陈东东）的献身精神；一种“我不能要求诗歌为我做什么，我只能朝它走去”（西川）的真诚态度。乌托邦当然也表达了灵魂的某种渴求状态，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比日常生活更高、更大的东西，虽然它很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乌托邦的极力鼓吹者之一西川认为：诗歌说到底与人类幸福有关，心灵中那巨大的晦暗的海洋需要启示之光的明耀，而伪哲学，以及其他看似荒诞的模糊的无法诠释的东西，有可能蕴含着所谓真正的哲学所放弃了的启示之光。这启示之光如果不能造就先知，那么它所造就的思想者（伪先知）也足以刺激我们撞开自然之门和生命之门。所以，西川说，如果我们承认有比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大的东西，我们就是有慧根的人。没有必要比较上述两种生活的高下，也许我们永远都难以拿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我们有必要从诗歌的角度对它们做出辨析，或者，要看它们会为诗歌带来什么。
面对日常生活，人们发现这样的玩意往往很缺乏“诗意”，很令人失望。但它恰恰是真实的生活，是任谁也无法超越的高山。我们的灵魂在面对这种生活时，难道真应该如某些诗人、诗学认为的那样要无动于衷吗？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的诗学有一个重要传统：要求诗歌歌吟神、上帝或可以代替上帝的东西比如爱情、自然（形而上化的爱情、自然），在超验中试图挣脱经验世界对人生自由的羁绊。但随着神的解体，诗人发现，他们面对的种种形而下生活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中国传统诗学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包涵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取向：入世。入世本身就意味着面对凡庸的日常生活，直接歌吟凡庸的生活本身，它充满了人间烟火味。没有必要为中、西诗学今天甚至将来是否殊途同归寻找理由或者卜卦，但诗歌处理日常生活题材的确已经成为潮流。这种可称之为日常生活诗学的潮流，主要要关注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之流面前，灵魂在如何或应该如何应答的状态。这种直面凡庸日常生活的诗歌，包含着大量在传统诗学看来是“非诗”的材料。但正是“非诗”的材料中包含了、呈现了灵魂的种种状态与面貌。诗人借助和直面生活中大量的非诗材料，经过诗歌处理，试图从灵魂角度来诠释时代及个人的生存际遇。但首先是这些材料已本己地包含了人的灵魂深层参与的因素。这或许正是卡夫卡不无幽默地说到的“办公室的诗意”的缘由。也正如诗人孙文波辩护的，一代诗人有一代诗人的任务，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任务，就是要在拒绝“诗意”的词语中找到并给予它们“诗意”。
诗歌直接处理日常生活是难的，因为它要面对的首先是有关诗歌圣洁的传统神话；而诗歌面对精神生活，情况很可能就不同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圣洁的，很符合一般人（包括诗人）对诗歌“洁癖”的嗜好。但精神生活的外形是除了少数过这种生活的人外，谁也看不见或者很难看见的，诗歌是在直接面对灵魂的时候，才有可能直接面对这种生活本身。这毋宁意味着，作为中介的生活与灵魂直接重合了。它的生活事件是匿名的、隐蔽的、有待命名的和内省的。比如西川写《造访》，并不是真有一次外观行动上对神祗的访问，只是内心冥想式的精神造访。这种诗歌几乎把所有卑俗的生活事件抛在了诗歌之外，或仅仅只作为一个庞大的映衬和背景，以凸现自身的合理性、必要性。
二、诗就是“研究”生活……
诗歌直面日常生活，是借助于有形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探测灵魂；直面精神生活，则是在内省中使无形的生活事件与灵魂直接合一。前者很可能面临的是陈述上的艰难，后者则很可能是歌唱（抒情）上的艰难。
那些想从直面日常生活的诗歌中，纯粹去发现纯洁的人注定会失望，因为日常生活本身是既现实，又谈不上什么纯洁的。人面对现实生活十分艰难，如果诗歌在面对日常生活显得过分容易，肯定是值得怀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角色是个行动者而不是个说话者，何况说话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也是行动的一个片段。所以，纯粹的抒情对于日常生活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容易了一些。诗歌要想从生活事件中并通过生活事件窥测灵魂，就要直面人的行动——直面生活就是直面行动；所谓直面行动，实际上就是分析和研究人的日常生活。
人是叙事的自行展开，叙事状态是人生活的常态。只是叙事才真正配得上人的日常生活。直面日常生活的诗歌实际上是把挑选出来的生活事件再一次陈述出来，它永远都是第二度的，但以最新的面貌出现。它挑选出来的不是任意一个事件，而是某一个事件，是与诗人所欲测度的灵魂的某种状态相关联、最好是相匹配的事件。同样，这意味着必须要对生活有所研究，要在生活面前做一个“世故者”，而不是什么纯情少年。王国维曾错误地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种看法非常成问题。生活始终在修改人和人的观念，人想简单、天真，并不比人想成为上帝更容易。诗歌研究日常生活，已经是这个极度世俗化时代的一大任务。还有什么比成为一个“世故者”能更好地研究生活呢？
并不是在所谓的人生转折关头、历史的转弯处，人才面临决策和思考，人生中这些被突然选出来的片刻，只是生活本身的一次调皮、捣鬼和咳嗽。它们很可能是重大的，但对生活而言，又是极不重要的——除非我们随时都处于这些可用惊叹号来标识的瞬间。它们不是生活的常态。人可以推翻一切，比如朝代、上帝、天道、哲学观念……却无法推翻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理由贬低看似凡庸的日常生活，夸大看似悲壮有力、慷慨激昂的转折点。中国诗歌一大主要毛病，就是对日常凡庸生活的“研究”极度不够，在面对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之流时，我们往往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据说那玩意很没有诗意。所有重大的哲学、哲理、价值与活着的全部信息、理由，其实都包涵在生活之流中，它关乎我们的灵魂，它就是我们灵魂中看得见的部分，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研究与分析上的力度，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见着它的踪迹。
陈述（叙述）的艰难就在这里：我们应该选择什么行动用来陈述？又该怎样去陈述？研究日常生活要解决的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但诗歌的陈述归根到底是一种伪陈述，它不可能也无必要把一个事件的完整状态全部说出来。它的目的仅仅是以这样的标准去挑选意欲陈述的事件的片段：我们究竟要窥测灵魂的什么状态？
精神生活的本质在于歌咏或抒情。但抒情本身也是艰难的，因为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太远。抒情是一个高于日常生活的假想物。抒情是需要勇气的，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对抗日常生活的能力才能完成。抒情对许多诗人来说往往会昙花一现，理由正在这里。没有必要比较陈述与抒情谁更高明，它们仅仅是诗人自身的选择使然，它们都是对生活进行研究的产物，只不过抒情主要针对纯粹的精神世界。
研究生活并不能给人带来知识，它的目的只在测度人的灵魂状态，从生活事件中揣测心灵的深度。研究生活的目的也不在张扬善和摒除恶。诗歌研究生活的目的仅在于呈现善恶的本来面目，其实它最大的任务要呈现的是不善不恶、有善有恶的灵魂状态，因为善恶只是极端化的说法，用于生活就很成问题。这就约等于说，研究生活主要面对的正就是这种中间状态。诗歌没有批判生活的义务。它只是关于灵魂某种状态以及为何有这种状态、其生活依据是什么等等问题的书记员。时代、生活与灵魂是不可分离的，孙文波说，从六十年代开始，诗歌的功能便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只有少数诗人，像希腊人埃利蒂斯（Odysseus Elytis）还固执地恪守着古老的规则，充当着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而更多的诗人，包括像布罗茨基（Josef Brodsky）这样的流亡诗人，都将自己的身份定在了记录者与见证者的位置上。“记录者”云云，实际指的正是对灵魂于外部日常生活的反应的记录上。
可以说，生活才是诗歌的宗教。谁又能指示出生活的目标在何处呢？“主啊，你往何处去？”波兰那部著名小说结尾的这句感叹，不正说明高明如上帝者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迈进吗？但生活的目标又的确无处不在，正是这些现实的、具体的、世俗的目标（而不是所谓消极目标），构成了诗歌研究的对象，它们也同时构成了我们的欲望。欲望是灵魂得以存在的主要理由，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是欲望，它同样是非善非恶、有善有恶的中间状态。欲望是诗歌的宗教，但诗歌不是崇拜欲望，而是分析、研究欲望，借以达到研究生活与灵魂的目的。欲望是一门大学问哩！我们如果不了解欲望，我们也许永远不会了解人与生活。
诗歌就是学习生活。茨威格（Stefan Zweig）记载了一件关于歌德（J.W.von Goethe）的轶事。后者用佩服的口吻说，歌德在生活面前，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直到后来才敢于说出那句神秘的话：“我已学习过生活，主啊，限我的时日吧。”我想说，歌德说出了诗歌想说出的话。
三、诗就是给灵魂一种形式……
诗歌的最终生成，毫无疑问，要落实在语言上。语言是诗歌的外衣，对诗歌而言，它的意义仅在于它是灵魂状态的某种看得见的形式——诗歌就是把灵魂翻译成语言，诗歌就是框架灵魂某方面状态以及何以会有这种状态的语言形式。
孙文波说，诗人的存在，“不光是目睹了人类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主要的是他仔仔细细地记录了这种变化，并将它放在人类思维能够达到的对真理认识的范畴中去辨识，为它做出结论性的判定。”孙文波太夸张了一点。诗人其实并无能力、诗歌其实也并无义务去作什么“结论性判定”。有关于灵魂的真理吗？灵魂或许有真相，但疗救灵魂的处方才称得上真理，真理就是解决问题。假如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真理，诗歌就是无能的。这个世上的真理太多了，但它们大多数被证明是胡说八道的、是虚拟的。我们最好不要从真理的角度去理解诗歌，我们要尊重诗歌自身的谦逊。而诗歌的任务仅仅是把孙文波所说的那种变化记录下来，也就是把生活事件、生活形式中包含的灵魂要素——灵魂对这种变化的应答——翻译成语言形式。而这就是那种叫做诗歌的器具。这里边无可奈何地包涵了同义反复，但它恰好是诗歌的辩证法，为诗歌所欢迎。
关于生活事件，柏桦的话可谓意味深长：“事件是任意的，它可以是一段生活经历，一个爱情插曲，一支心爱的圆珠笔由于损坏而用胶布缠起来，一副新眼镜所带来的喜悦，等等。总之，事件可以是大的，可以是小的，可以是道德的，可以是引发道德的，可以是情感的，也可以是荒诞的，这些由事件组成的生活之流就是诗歌之流，也是一首诗的核心，一首诗成功的秘密。就我而言，我每一首诗都是由感受引发的，而这感受又必须落到一个实处，这实处就是每一具体的诗都应具有具体的事件……为此，它们（事件）试图解释了生活，解释了某种人格，也解释了时光流逝的特定意义。”其实，生活事件中早已本己地溶解了灵魂的各种要素，生活事件是灵魂诸要素、诸状态的形式；诗歌面向生活、研究生活，就是为了测度生活形式中的灵魂要素，真正目的是想把生活形式转换为语言形式。生活形式在灵魂状态与语言形式之间，仍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中介。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我们把生活形式放在什么样的高度，都不会过分。
诗歌语言形式的真正动力来源于灵魂的庞大需求：灵魂渴望向某类人说出自己的话，是它选择了那些一心想测度灵魂状态的人成为诗人。需求从来都是任何一种形式生成和完美的最大理由。归根到底，也只有灵魂在找到了一种可以框架自己的形式时，灵魂才成为可承纳的、可“了解”的“事物”，否则，灵魂就会从们身边逃遁得无形无踪，我们对灵魂也将不会有任何了解。
如果说生活形式是灵魂的被动形式，因为生活事件是必须的，它是灵魂的唯一必然要求，那么，诗歌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则是灵魂的主动形式，因为诗歌只是灵魂在众多人造形式中挑选出来的可能形式。诗歌框架灵魂并不是灵魂唯一的必然后果，它只是偶然产物。极端地看，与其说灵魂选择了诗歌作为自己的可能形式，不如说，诗歌要得以存在，主动选择了灵魂，它像蛔虫之于人一样地需要灵魂并依附于对灵魂的描述，最终使灵魂与之无法分割。这也就是英国大诗人奥登（H.Auden）在那首题作《Muse des beaux Arts》的诗中说过的——
关于苦难他们从来不会错
旧时代的大师们：他们多么理解
它的人类处境：它是怎样发生的
当别人在进餐或打开一扇窗或仅仅在黯然行走
怎样在年长者可敬地，热情地等待
奇迹般的诞生之时，总是必定有
不特别想它发生的孩子，在
树林边缘的一个水地上滑冰
他们从不忘记
甚至可怕的殉难也必须走完它的行程
无论如何也得在一个角落，零乱的某处
那里狗继续过它们狗的生活，而拷问者的马，
在一棵树上擦着它无辜的臀部。
诗歌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它包涵的灵魂内容始终使语言只处于某种受动状态，尽管语言有着自身庞大的自述性——即“话在说人”（兰波语）的那种自述性。我觉得诗歌理论界一直错误估计了这种自述性的力量，以为有了它，诗歌就可以自动完成。这种错误的来源之一在于：大小理论家及准理论家，始终愿意把诗歌看成是被灵魂操纵的必然形式，而不是将它理解为可能形式。能够表达灵魂状态的形式远不只诗歌，还有许多别的形式。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就会犯下诸如不加限地定理解“诗到语言为止”那样的低级错误。
当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理解诗歌对于灵魂的作用，对于生活形式的作用，我们或许就能正确理解诗歌的真正效用：它是为了揭示灵魂深度以及何以有这种深度的“精神现象学”（但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而且它还是为了从生活形式出发，通过揭示我们的生存状况与生存处境，来完成这种特殊精神现象学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不仅是灵魂的一种形式，更是对现实生存境遇从灵魂角度的揭示和描述。正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诗歌又不能仅仅被视作纯语言的操作，那么，诗歌真正要面对的就只能是上述二者之间的中介——生活形式。诗歌的真正目的是将重心放在生活形式（生存状况，生存境遇）上，来达到给予灵魂状态一个形式的目的。没有这一点，或忘记这一点，我们始终会或者把诗歌理解为空中楼阁，或者把诗歌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这两种可能至今都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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