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缘
我的老家是东平湖畔的一个山庄，从湖边往东走，地势越走越高，尽管雨季的时候山上也有几眼泉水，叮咚作响，奔流不息，但大多时候这些泉眼是干涸的，特别是遇到旱天的时候，砸开田地里的坷垃就能看到冒出烟来。
文革的时候农业学大寨，村里修建了一些引水上山的灌渠，可惜运转的费用太高，加上分田到户后长期无人维护和管理，慢慢地那些高大的石拱桥失去了灌溉的作用，成了供人们回忆的标志性建筑，后来干脆被人们拆除盖屋了。所以，整个山峪的土地能不能丰产，基本都是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原来大家种的粮食很杂，有谷子、芝麻、黄豆、玉米、高梁，有也种棉花的，都是小打小闹的，养家糊口而已。不知哪年村里引进了地瓜，地瓜耐旱，并且不用打药，产量又高，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面对丰产的地瓜，大家又犯了愁，因为鲜地瓜不好保存，容易腐烂，后来人们就发明了晒瓜干，保存起来就方便多了。那个时候，中秋节过后，地瓜的肥嫩的叶子开始变黄，经过霜打以后更是枯萎发干，这说明到了地瓜收获的时候了。
我小的时候还是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每逢秋收开始，学校还放秋假。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师，他就把我们这些学生组织起来，集体劳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割秧子。地瓜的秧子特别发达，长的能长出三、米远，并且地瓜秧之间纵横交错，交织在一起。我们为了方便，挥镰割秧，边割边滚，不多远就滚成一个又大又圆的“秧捆”，活脱脱像一条巨龙爬在地上。这可苦了在后面运秧了妇女们，因为她们要将这些秧子拉到地堰上去。她们有的年龄已高，甚至还是小脚妇女，根本没有力起拉动这庞大的“秧捆”，气得在后面直骂：“你们这些小坏孩子，再这样割叫队长派你们去拉秧子。”而我们却恶作剧般地笑个不停。
分地瓜是下午的事情，队长和会计带领着三、四个人，拿着一个大筐和秤，按每家人员的多少分成堆，然后在每堆上压一个写了名字的纸条，人们散工以后就各自拿着工具去认领自家的地瓜。找到自家的地瓜堆，小孩们就开始在水桶里洗地瓜，大人们则用地瓜擦将地瓜擦成片，地瓜片带着乳白色的地瓜油堆了一堆又一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适宜”，此时麦苗已经长了出来，绿油油地散布在田地里，我们将切的地瓜片撒开在麦田里，然后再一片一片地摆开，这样凉干的才容易些。天完全黑下来，星星不知疲倦地眨着眼儿，寒气袭人，我们只好穿上棉袄继续干活，直到九点多甚至十点，我们才会拖着疲惫的身体转回家中。然而，那沾在手上的地瓜油已经变成了黑色，粘乎乎的几天都洗不去。
这个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天气变化。当风雨突然来临的时候，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黎明将至，就得马上起床去抢收瓜干，空旷的田野里晃动的手电光如同夏天的萤火虫一般。最难受的就是瓜干凉到半干的样子，收起来存放有可能发霉，不收起来肯定被雨淋在地里，满是泥巴。
过了几年，情况大有改观，因为我们村里的粉房如雨后春笋般地拨地而起，上百家粉房几乎散布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大家从地里收了地瓜，直接运到粉房卖掉，拿着票子回家完事。大大小小的粉房不分昼夜地加工，机器的轰鸣声连成一片，夜晚的灯光通亮如昼，彻夜不熄。人们形象地戏称“远看像香港，近看是粉房”，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竣工，东平湖进行了污染治理，这些粉房全部被取缔了，村子恢复了平静，只有那散发着特殊味道的臭气还在提醒着人们粉房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地瓜失去了市场，村东的田地里很少有种地瓜的，即便是有，也并非原来那种以出产淀粉为目的的大地瓜，而是适合摆上餐桌的彩色地瓜。
以前人们吃地瓜是为了生存，解决温饱问题，而现在吃地瓜是为了改善生活，丰富人们的物质需要。每每吃地瓜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过去，想起那个贫穷的年代，它催我不断进取，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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