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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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叔彻底离开这儿之后一切照旧,除了A总会笑我,原来我也真的能做你在乐队里的活儿。我愿意相信他不会想念这儿,因为他说那帮毕业生无比怀念学校的时光,肯定不是想学习,无非是不想工作,之余还时刻想着和未成年的少男少女玩票。而我觉得他们和在学校的时候区别只是年龄,以及身边的女人的年龄。他们确实应该找一点更实际,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做,比如看电视,养花,养宠物,去聚会,看电影,送孩子上学,反正大家都活的没意义。
除了A的周记,我再也没有代写他人的周记,会仔仔细细的写自己的周记,私人的简直可以在簿子上写”C收“。C偶尔会写回几张长长的信,在三里屯喝东西的时候拿给我,而我得以常常坐在晚自习时跑去三里屯。
A不总是喜欢待在三里屯,周末拉着我去图书馆。上楼的阶梯很长,她蓦然的拉着我的手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地方。
我找了了很多青春小说,都摆在韩寒文集的旁边,打算就此写周记,比如批判一下他们语言老土文字平淡就变成了戏谑幽默,描写详细就变成了精致情调。写完之后却突然想到,韩寒好像也真的老了,和C一个年纪了。
图书馆里据说不允许吃东西,A显得很焦虑,左右摇晃着脑袋,手搭着下巴,不知情的还以为学习上遇到了难题。她皱起眉间纹,两条细细的痕适时的印在了白嫩的脸蛋上。她的眉间纹很漂亮,不会总是出现,一边的痕紧贴着一边的眉毛,一边儿的痕的尖儿比另一边高一些。每次见到,总会让人思绪颤动,抖动,持续一会儿,让人想亲她的眼睛,吻她的眉间,告诉她什么都会好的。她的眼睛和她一样焦虑,转动的着急,和拿着书经过的,偷偷看她的男生被发现后的眼睛转动一样迅速。我想等到她平复下来的点还有一段时间,转而研究身边的好色之徒。这些转动着眼睛的家伙仅仅是好色,平淡无奇。然而在我初次将每一个和姑娘相关的记忆留存在脑海中的时候我就发现身边有些家伙肆无忌惮的常年围在姑娘的身边,而其他的孩子只能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为所欲为。一旁看着的孩子觉得他们鄙夷不堪,心里却想着,要是我也有那么多姑娘在身边,那该多好,等到这些孩子不小心有了女朋友,羡慕的仍然是得不到的姑娘们。一旁的孩子谈及这些家伙之时都充斥着文人的不甘和忌恨,因为姑娘们在这些家伙左右的时候都红光满面,偶尔还能看到姑娘往他们身上砸几拳。
“你当然不羡慕,”A说。“你已经从中得到了你想要的,其他你想要的,你都会得到。”
更小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训练,其中有一个白白瘦瘦扎马尾的姑娘,身边总会发现一个瘦的更尖锐的男孩捉弄她,开她的玩笑,再被她追着在训练场里跑。我对调情本身没有多大想法,唯一担心的是训练场环境险恶,我一边走一边看他们追逐就能踩扁若干个地上的兵乓球,稍有不慎还能被已经被踩扁了的兵乓球绊倒,被教练训斥。而他们拥有广阔的心胸和开明的眼界,总能准确无误的避开地上的五颜六色兵乓球。
训练经常到傍晚六七点,每个人会往训练室里上锁的柜子里扔一些吃的。而该男孩总是会往她的柜子里拿饼干,在她面前咬几口,等她发现了,生气了,再从自己的柜子里扔几个一模一样的饼干给她。旁边的一个家伙恨恨的对我说,买那么难吃的饼干,没品位。等我从小男孩变成了男孩的时候我在校外上课,另一半都是艺术生,其中就有一个艺术生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姑娘关注的特别。姑娘同样白白瘦瘦,扎着马尾。尽管艺术生的房间和我们的房间有一段距离,哪怕一星期只有周末一个早上的时间,也不妨碍他跋山涉水上来弄弄她的马尾,拔掉她的发夹。她偶尔不在,这个家伙就会对另一个姿色略差强人意的姑娘做点类似的事情。这些姑娘叫什么都已模糊的很,只记得都是三个字,名都是重复音,听起来像奥运吉祥物,什么贝贝,欢欢,听起来和她们的容貌一样不经世事,脸上总会红扑扑的,眼睛也不会黯然无神,然而她们对这样接触她们的男孩都不抗拒。
很久之后我在小区楼下踢球不慎踢碎了路灯,跑回家的时候在电梯口碰到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她的头发看起来很直很舒适,转动几下,会像电视机里的洗发水广告。还喘着气的我有强烈的冲动想要轻轻的触碰它,长发大概也是一种古老的生殖崇拜,毕竟不只是那个艺术生,连巴黎圣母院的主教都会向魔鬼和主请求穿过女人的长发,主有没有宽恕他倒不清楚,但他肯定是宽恕自己了,这就是唯心的好处,信仰的力量。冲动变成现实以后她抱着孩子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而我一向以为这么长的头发抚摸一角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我一度以为她要像伤痕文学里边的大龄女青年,大喊非礼或是抓流氓,然后我就被抓起来了,警察在看守所毫不客气的对低着头的我说:你今天调戏妇女,明天就能危害社会。然而她很快又转回去了。再往后在家里练琴的时候楼下一个不需要再抱孩子的青年妇女上来说想听琴,又拉着我下去她那儿,一块儿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和她说着话,看着她的孩子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她的声音让人充满希望,而那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让人自暴自弃。
我正想多谈谈生殖崇拜的事儿,把注意力转回焦虑,可A早已不见踪影。我转头看到她朝我小跑过来,扔了一张没有开封的唱片给我,右上角还有标价。她说:“我听你们唱过这里边的歌呢。”不等我回答,她快乐的继续写作业去了。
我把上文一五一十的告诉她,她瞪大眼睛问我:“这又是哪本书里写的?”不等我张口,上前咬住我的嘴唇,任凭图书馆里的旁人惊愕的看着她,而后又埋怨似的对我说:“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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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炎热的夏天充满了不安的热枕和憧憬。离开图书馆的时候A毫不犹豫的抓紧了我的手,这应该是要过马路了。马路的对面又是一家书店,将一家书店建设的比旁边的图书馆还大显得周遭都很有人文气息,这从在周围卖吃的店铺出来擦着嘴唇上的油光的家伙身上可以看出来。
“跟我讲讲生殖崇拜,”A说,尽管她明明方才堵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下去。“它不应该是对......特定器官来说的吗?”
“不,生殖崇拜只是一个代名词,和强烈的肉欲一样,它可以是长发,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器官,可以是一个动作,一个整体。”
“那怎么区分猥琐和生殖崇拜呢?“我的手心快要被A夹得快要湿透了。
”那要看是谁说的了,对于大部分人和动物而言,他们只有生殖和肉欲,哪怕特别喜欢一个器官,一个姿势,都只能算特定的癖好,可以叫癖好,也可以叫猥琐。“
”那难道艺术家就不会吗?“
”当然会,艺术家也在大部分人里边,只不过他们的态度很模糊,都觉得自己淫而不乱。“
”你把我搞晕了,所有哪些人才不在大部分人里边?和尚?“
”和尚们当然在这里边,他们故意放着亲昵和肉欲不要,也算是另一种癖好了——一种特别不喜欢亲昵和肉欲的癖好。所以这要看是谁做,哪怕是一样的动作,有人只能把它做成肉欲,有人却能做成强烈的肉欲,带着宗教信号符合的肉欲,它只差几个字,但却不会和猥琐混为一谈。“
”可你明明说是一样的动作,“她说,”我不懂。“
”像他一样。“我注意到一个路过的孩子,闪着不甘的光的眼睛一边小步行走,一边盯着擦着油唇的家伙们。他也看见了我,从我身边走过,再晃过A的面前。他的眼睛不听话,不同于来来往往的毫无生气的眼睛,像是黄昏落下来的一刻只剩下单一颜色的光晕,转瞬即逝,没有等待到那个若影若现的心,来填补自己的不甘。我想知道他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是否毫无头绪,将来是否不复存在。我想和他说,没关系,在你没遇到她之前,一切只会变的更糟。我想他会知道所有未知的美好都可以用她来代替。
”他怎么了?你不是不喜欢小孩子吗。“A说。
这个孩子让我想起了L。我想让A看看L说的话,他不着急是“当我幼年”还是“当我童年”的时候说的话。我拉着她跑进书店,L的书没有塑封。在我寻找页数的同时A环顾四周,喃喃的说刚才的唱片是在这儿买的,真奇怪,为什么书店总会有音像区。翻到页数之后我借故去了趟洗手间,一路上我想她是什么表情,这会儿看到了哪里。
“我问妈妈:’妈妈,我是不是很坏?’我生来就是个好色之徒。“借故去的洗手间的路很长,它比我的理想长。”我生来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躲在母亲的怀里,周围有许多女人向我伸出手,叫着我的名字要抱我。“这条路上有不少文化人,文化男人,文化女人。”我躲在母亲怀里把她们一一看过,然后向其中一个扑去。大了之后我才弄懂,那是一群中最漂亮的那个。可我生来就是个真诚的恋人。我把我的糖给女孩儿们吃,把我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随便她们玩,随便她们把糖吃光把玩具弄坏我都会愿意。我只是盼望她们来,盼望她们别走,别离开我。我咿咿呀呀叽里咕噜的跟一个大女孩儿说我的事,我想把我的所有心思都告诉她。“我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想她读的快一点,翻页翻得沙沙鸣鸣作响。”那时候我三岁,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次表达我的心意。但那心意已经存在,在那儿焦急地等待一个恰当的词。女孩儿们离开的时候我急的想哭......我跟在一群女孩儿身后跑来跑去,听凭她们调遣,心里充满希望。希望她们高傲的目光依旧高傲但不要对我不屑一顾,希望她们尊贵的声音总是尊贵但不会让我走开,希望她们跟我说话也听我说话,那时我就把心里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她们。“我往外边看去,我还想再看看那个孩子,想让他知道那个恰当的词。我转过头,想要在A读完结尾的时候回到那儿,我不应该走这么远。”我想让她们看见我的美好也看见我的丑恶,看见我的纯洁,我的污秽,我的高尚和我的庸俗,看见我的欲望多么纷纭可我的希望多么纯洁。一切希望,就在于她们看清了我的真相而依然不厌弃我。我对我的恋人说,我既是一个真诚的恋人,又是一个好色之徒,我对她说,我不能想象离开她我可怎么办.......但我对所有美好的女人也都着迷,我让她看见了我的真相,而她,就离开了我......“
L的一生都在里边了。我站在书架旁,A在旁边的唱片视听区和一个孩子说笑。A蹲着,孩子站着叽叽喳喳,书早已被她扔到一旁的地上了。
她看到了我,离开了孩子,问我:”书里都说了什么呀?“
我只好顺着自己的语速和想象继续讲下去:”我才明白,我喜欢的不是糖,不是玩具,不是盼望女孩儿们来,而是希望她们真的来了的时候,无论他们拥有什么,失去什么,我还是那个真诚的恋人,我还有我的糖和玩具......“
这该不会是L心水的,我想。
她什么都知道,她什么都清楚,她不需要知道别人的一生,她只需要拥有别人的一生,而我就像那个叽叽喳喳的孩子一样:我说,我什么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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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上课的时候我在走廊的窗户旁碰到了抱着书快步向前的C,高跟鞋的声音紧凑的真实。我问她晚上要不要来三里屯坐坐,她笑着点点头,想要向我挥挥手继续走,又迟疑的扭头看了一眼教室里的学生,踩着高跟鞋往另一边走去,走过了这个教室再冲我笑笑,挥挥手。我提前离开了学校,C还没有来,阿明正在看九叔寄来的信,邮戳都是上个月的了,信里说他继续给杂志投稿,写了一篇批评孙睿的文章,说孙睿的文字在某些地方和王小波一样乡土,编辑将稿件退回并批注,对王小波的观点有待商榷。九叔气的和我们大骂王小波写文章写的像高考作文,什么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非要从丑的东西里找出美的,抒发一通感情,其实水准和娶老婆的水准一样差;写的情书和旗袍的清华男一样艳俗,和孙睿土的不一样的地方只有发型,平时穿的和冯唐似的,小作坊生产的大号T恤小号避孕套,写的情色还和冯唐一样变态,连带着把几个人都骂了一通。这要是真送回了出版社发表,肯定要被冠上人身攻击和对已去之人不敬的帽子,毕竟一众作家及其老婆都已经被捧上神坛,骂不得
信里还讲了一些关于生命的东西,我还没有看的很仔细,发现阿明正准备拿着粗字笔写一块酒单牌子,说是有个学生把家里的名酒拿了几瓶给我们。我把信扔进抽屉里,毕竟这是为数不多的新鲜事情,一切都太平静了,经常有几个高中生带着家里收到的礼酒来,剩下的就留给我们。阿明一边弄一边说要重制我们的盗版唱片,在他的蓝图中,我们将成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无烟酒吧和盗版唱片厂牌,旗下拥有多名艺人,包括我和他。虽然我和他还没有出唱片,出了唱片也不能叫盗版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印的。阿明语出惊人,说盗版他人的唱片是做不长久的,做音乐又毫无发展潜力,毕竟市场经济了,供过于求,两者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是会被洋人说我们抄袭,山寨的。我们要做自己的音乐,再盗版自己的唱片,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的产业链。随着十八大的召开,他认为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阿明总会和我报告三里屯的战略发展和他的计划,哪怕我显然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高谈阔论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老板,毕竟我们也没有员工。阿明讲的眉飞色舞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和她的朋友一起坐在角落的位子上。我和九叔代写周记的时候经常坐在那儿,可以靠在墙壁上,舒服。姑娘并非漂亮的十分出众,村上肯定会忘了她的胸部大小。她的眼睛很怜人,是个学生的装扮,却是个婚后有点后悔的模样。她让我想起从前在学校也有一个类似的女朋友,类似的并非长相,毕竟这个人在脑袋里已经很是模糊,不仅是长相,鼻子,眼睛,胸部是大是小,都将近要忘得一干二净。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脑海里的人儿都没有确切的轮廓,但你知道这是那一个人,就好像鼻子啦眼睛啦胸部啦都印着名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坐前后桌,听课我总会回头看看她,拿走她的包包或是笔盒,打闹一整节课。我已经忘掉了很多,唯一留存的是,她的声音轻快但不容反抗。电话只能用座机打,有一天家人在我刚要踏出房门的时候接起电话,然后告诉我:“有个女同学说你的语文作业放在她那里了。”
第二天在学校她笑着对我说:“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从未在学校以外见到她,然而我对姑娘身体的渴望不会因此停止。上课的时候教室里的雄性雌性动物们睁大着双眼往黑板上看,往外看。我坐在墙边,往后触碰着她的小腿肌肉,她伸手下来想要拍走我,等我在课桌下抓紧她的手指。一天我在傍晚毫不客气的往她的胸口上轻压过去,她没有反抗,没有抬头,任凭我在白白的衣服上游离,哪怕她的同桌把瞪大的双眼转回来看着我。想到这儿我有点茫然,我不应该连胸部是大是小啦都忘得一干二净。下午吵架了,傍晚踢完球回来还能看到压在我书本下道歉的纸条。这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人。很久之后她给了一条围巾给我,我将其摆在房间的沙发上,妈妈问我这是哪个女孩子想栓住我的心,我想,她恨不得亲手用它把我勒的窒息。我只能记得很多她闪着光的事情,不止是她,无论漂亮与否。一如一个女孩来问我借作业抄,笔直的身驱,笔直的眼神,放在我俯身翻动抽屉的手部动作上。我起身后她仍旧笔直的盯着抽屉的放线,默默的说:“你长高了。”我同样也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人。我记得她笔直的穿着短裤白舞蹈鞋的,笔直的身驱,尽管那会儿她已经前凸后翘的比别人都多出了两大截。
我走进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斯米诺,期盼会有九叔说的尘世间姑娘都会爱上自己的感觉。我想上去和她说点什么,听听她的声音也好。但我更希望她走上来先说点什么。
“你一个人吗?”她低低的问。
“和你一样。”我低低答。
“那么,你一定也很寂寞。”
“尼采曾经说过,好人是不寂寞的。我们可以心照不宣,不必,也不能讲出来。”
这是我从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俄国式的魔谍,六十年代的咖啡馆,可惜后边满是乡土文人气息,它和王小波唯一不同的是......我想起来九叔的信还没有看完。C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把”今日特别酒单——马天利VSOP“挂在凭学生证九折优惠的牌子旁边。她穿着白紫连衣裙,淡金松软的头发小心翼翼的搭在左肩上。她问我:“你怎么不去晚自习?”
自从有了她我总可以在晚自习的时候跑出来。我没回答她,说我在机场看见分别的一对年轻人,男的对着旁边婴儿车里的小孩说,“我真舍不得你”。为什么舍不得的只是孩子?孩子总是很多事情里边唯一的牵挂,唯一的重心,真不可理喻。
“可能是平时他们都能感受到对方的牵挂呢。”她说。
“我不信。”我展开九叔的信,我还没看完。
“我也不信。”她咯咯的笑。我给她念九叔的信:”他说,现在的音乐人做的歌里边已经没有人类的声音了,全是电音和合成器,以后做民谣才有出路,符合人们急需找回纯真的理念。“
”是吗?我不太懂。“她让我念下边。
”我也不太懂,至少他没说现在作家写的书里已经没有人类的语言了。嗯......”我停了好一会儿,审视着信,她已经兀自将面前的一小shot斯米诺喝了下去,“他不太明白社会的艳俗,觉得特别没有意思......他还说,女人们都长大了,会说怀念从前的自己了,他记得她们的从前,但他不会想,更不会记得她们的现在。他还是那个他,其他人却觉得自己看透了生活了.......他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好像他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很多的意义了。你听的懂吗?”我大概的概括了一下,问C。
C把信拿过去自己看了。一边看她一边问我:“你最近好像很忙呀,到处跑,作业都很久没交了。你在忙什么?”
她看着信,眼神没有转向我,我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是害怕,害怕时间走的太快,自己一停下来就会感叹,就会变老,会变成九叔,那我们就真的只能做民谣了。她问我:“他从前不总会和你一起画画么?”
我说:“是呀,他不写东西以后,就一直画画了。”
走之前在门口抱着我,说:”可怜的孩子呀。“而后吻了我。又说:“他看起来很悲观,给你放假,你去看看他吧。”
我问她孩子是指谁,她不回话,轻轻的笑着,又吻了我。她问我,期末考试之前能回来吧?我想了想,说没问题。她又咯咯的笑着,说那她走了。
我转身回到吧台的唱片机,角落里的姑娘和她的朋友起身离开,经过我们,冲我们打招呼。阿明问她们喜不喜欢我们的酒吧,姑娘微微的说”挺好的呀“,说要常来帮衬。
柏杨和李敖正在对话。柏杨说,那么,她一定很寂寞,李敖说,或许她应该知道我喜欢她,或许我应该让她知道,虽然我不相信除了知道以外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会属于我,我们没有互相了解的必要。也许在多少年以后,我们会偶尔记起,也会永远忘掉很多,惟一不忘的大概只是曾有那么一个段落,段落里我曾歌颂过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
她或许不再会记起,而我已经忘掉很多。因为当她和她身边的人走出门口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她的胸部是大是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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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舷窗内竭力看清很多长度单位以下的建筑,不太相信九叔能在这个地方待的下来。他的电话从他离开第一天起就打不通了,阿明在旁边说他可能出家了,地点肯定在法源寺,先上了李敖的山,又去了李敖的寺。我们从未想要真正找着他,也不能报警说这个人不见了,比较文艺青年闭关禁欲修炼是常有的事儿。一个文艺青年失踪,大家想到的肯定是在哪个小房间里吸入不明药品,肯定比不上祖国的花朵们或者老年人失踪值得重视。此时北京冷的十分骨感,我和阿明万分激动的想看雪,但没有下雪,也没有余秋雨,我们只好扔下行李,在迷笛学校贴了一张告示。之后我们在学校闲逛,看看能不能撞见他。身边满是背着琴箱长发飘飘满是纹身的家伙,其中有一个绑着马尾的家伙的琴箱里发出了许多玻璃瓶碰撞的声音。学校周边涂满了涂鸦,电线杆上贴的不是代考四六级和办证,而是“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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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电话和酒店房间号留在了告示上之后便和阿明回到了酒店。我们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九叔的电话。早上九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拿起来一听发现是问要不要养生,我很生气,哪有早上养生的,那边的女声说,当然没有,姑娘们都睡下了,但是你现在可以预约晚上的。阿明在旁边说假如九叔来晚上预约一个也不错,我没理他,挂了电话。挂电话的同时我发现房门下边的细缝塞进了一张养生的小卡片,阿明对着上边的电话拍了一张照片就把卡片推回了外边。我们看了一会儿早间新闻,阿明就放下电视说要出去感受大自然的温存。当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显示着一行字:
“过长时间观看电视有害健康。”
在那之前,也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过长时间观看电视有害健康之前,我们在不知名的地方四周晃荡。依旧没有下雪但是我感到不住的寒意正在吹打着我的衣服和脸颊。来之前A给我织了一条围巾,说反正我们那儿也用不上围巾,学会了织也没有用,正好带过去。戴上去之后才发现围巾织的很牛仔,布料与布料之间有着难以名状的裂缝。想必A是想致力与让我体会首都的原生态,亲近大自然,或者是一定要想着她织的才会觉得没那么冷。我们从酒店门口走过天桥,这里是有名的学区,我们决定入乡随俗,加入到学习的新浪潮中去,于是我们在清华踢了一场球。球场里满是各种年龄段的学生和女学生。我们被一堆穿着整齐训练服的初中生模样的家伙踢得找不到离开这个学校的路。我想起九叔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暗地里争着射手榜,他还祝我细水长流,我祝他永垂不朽还是什么的,这会儿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做些什么,有没有来过这里被这帮家伙踢得失去人生目标。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很迷茫,因为九叔并没有出现,而且我们连着踢了几天球,连着失去了几天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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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完球路过网吧的时候我们恰好遇到阿明的朋友,这家伙认为香港太小,不适合花花公子生存,于是来到这里,发现皇城的腐败圈子更小,像从前皇帝临幸哪个妃子,第二天圈内人全知道了,为跟随潮流也去调戏该妃子。他先是埋怨了一番阿明来到这个破地方也不提早通知他好准备,又问阿明退学之后在哪里发财,再嘲笑了一下我的围巾。我们决定晚上一起在三里屯吃饭,而他先将和他同行的四个姑娘送回去,晚些再过来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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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坐在车里向我们挥了挥手,说一会见。阿明说现在天色尚早,那个家伙的后座又挺宽,八成还会拖延一番,不如我们走路去三里屯,还可以沿街观赏风景。我们在街边拦住了一个穿着鲜艳的姑娘,阿明总是对这种粉色红色特别感兴趣。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阿明已经说话了:“姑娘。”姑娘一愣,开始咯咯的笑:“姑娘?你们装文艺呢?”我眼前闪过阿明在学校门口拦住姑娘问要不要加入乐队的情形。阿明没有理会,继续问:“请问三里屯往哪个方向走?”
姑娘停住了笑声。经过一番劝说之后阿明终于放弃了要步行去三里屯的想法。阿明刚想道谢,姑娘发话了:“你们的搭讪方式真老套。”见阿明没有反应,又补了一句:“你不要我的电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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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姑娘喝了一个很迟的下午茶后我们打了个车,路上我们还在讨论她说“北京有很多像你们这样儿的人”是褒义还是贬义,阿明则说此人很有意思,可以多多联系。三里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漂亮,而我们给了他太多的象征意义。我们坐了下来,阿明的朋友已经在等我们了,还抱怨说这破地方吃的什么都还可以,就是汤实在是太难喝了,一定要让我们尝一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点完之后他问我们:“温饱思淫欲,晚上要不要去养生?”
我们表示没有异议,尽管我们还没有吃饱。阿明也说早上打来的电话确实不适合,要是现在打来,就省事多了。
他又问我们前几天都干嘛去了,阿明说每天下午去踢球,晚上回酒店看电视,像个初中生。我插嘴说我们其实是在等一个人一起去三里屯,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他问我:“为什么要等到一个人才能来三里屯?”我看了看阿明,他又说:“你们这些文艺青年总是这样,什么事情都要给上象征意义。三里屯不就是一个来玩乐的地方么,什么时候来不是来。”
我和阿明同时说道:“我不是文艺青年。”
阿明补充到,上个月有个读哲学系的香港人跳楼,那才是文艺青年。
这时候我们的汤送到了,速度快的令人发指。阿明在我们的注视下喝了一口就吐了,抹着嘴巴呛着自己:“那青年还给救了下来,你说......”
这时候服务员正好端着菜走过来,“啪”的摔下菜就说,“不好吃那你别吃啊”,语气像超生稽查队。阿明说这有了对比,待会去养生吃到什么姑娘都会觉得好,建议我也来一口试试。阿明的朋友说养生是会好的,汤也还是要尝尝看的。于是刚才的服务员又别了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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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望还能依稀感觉到三里屯的暧昧。这家伙示意了一下不远处只有门牌号的一栋楼,带着我们走了进去。进门之后我发现前台旁边贴了一个牌子很熟悉,上边用英文写着“未满18岁者进入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和九叔的“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制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差一个“凭学生证八折优惠”了。阿明的朋友轻车熟路,和前台打了个招呼就拉着我们进了一个房间,说进去之前要先在这里准备一下。房间很大,但装饰很简单,只有沙发茶几电视。阿明半躺在沙发上,咬了块西瓜说来养生还要吃药,不符合新世纪大学生的形象。他的朋友则拿出了一根雪茄皮包住的细条,说是提升情欲用,末了还补了一句,“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上雪茄皮这么奢侈的。”据说加了雪茄皮抽起来会有独特的橡木还是什么叶子的香味,可惜这大约像我们喝威士忌,你知道它有着一百种香味,但是你什么都尝不出来,喝完还得赞不绝口。阿明这时候义正言辞的说到:“你们这些文艺青年总是这样,什么事情都要给上象征意义,雪茄皮不就是一个用来玩乐的东西么,什么时候用不是用。快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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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燃烧的味道并非迷人,阿明和他的朋友在慢里斯条的聊些什么,我觉得我听不见,我的脑袋沉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发现阿明和他的朋友已经在看电视了,他们什么时候打开的,怎么决定要看电视,一概不得而知,我想这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开始和他们一起看,看的是足球比赛,我的身体像是进去了现场,看的还是高处可以移动的包厢视角。此时穿蓝色衣服队里有一个家伙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飞铲,被铲的家伙直接顺势来了两个空翻之后摔倒在地上,我们三个人开始放声大笑,此时电视台还很合时宜的给了慢镜头重播。我们的笑声没有办法停下来,这并不是特别的好笑,但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认同它不好笑的事实。我感到很愉悦,若干倍的愉悦。此时转播镜头又给了一个戴着球队围巾却穿着短袖的姑娘,看着她的脸颊和裸露的不多但精致白暂的肌肤,我感到我的身体已经在温水煮青蛙的中间偏后阶段,就快要开始燃烧了,但我知道这是温水,沸腾了也是跳不出来的。我想竭力看清一切,但我知道在药品的作用下我毫无办法。我仍然没有停止住大笑,笑声此刻比找到一个女人更迫切。阿明的朋友也没有停住他的笑声,但他已经将墙边的电话拿了起来,看他的句子像是打给了前台:“哎!可以叫女孩进来了。”他在控制他的笑声,声音像是变了样,但是在这个点我觉得这才是人们平常应该发出的声音,这很滑稽,我很滑稽,电视机里的人们也很滑稽。他对我说:“加了雪茄皮重很多,很少有人第一次就用这个。感觉怎么样?有些人第一次就爱上了,有些人…”我听不见,我起身想找一点水喝,但是站起来之后我发现这个点我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动作,现在的我不是自动的,我站在起身的地方没有办法迈开步伐,会像是摇摇晃晃。我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他都站不稳了”,好像还有一个声音说“你喝点水”。我想我可以分辨出这两个声音是分别属于谁的,我的脑袋就快要能分辨出来,但它告诉我现在的它和我一样茫然,不想得出结论。我看见有一处地方摆着几支矿泉水,我想得到它,但是我触摸不到它们。
这真急人,这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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