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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的施行
“改土归流”是赵氏七年“经边”的重中之重，实属可圈可点的一笔。 其实这“改土归流”的“发明权”也不属赵氏，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因改土归流，在贵州还引发了思州、思南两宣慰使（即土司）的叛乱。到清朝的康、雍、乾三代，在广西、贵州、云南更是积极推行。毗连康巴的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就是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完成改流的。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土司，设流官，即由中央直接委派的“流官”取代“土司”对一方的统制，以加强朝廷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土司是世袭的，流官是不断更换的，所以老百姓有“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之说。
土司制度始於元代。元中央设有“宣政院”，由一品官员“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下面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由二品官员执掌，设有五员宣慰使和“经历”、“都事”、“照磨”、“捕盗官”、“镇抚”等。追本溯源，早在元世祖忽必烈于宋淳祜十二年（１２５２年）征大理时，对沿途“西番诸酋长”便实行招抚政策，凡归附者皆授以世袭官职，并发给“玺书及金银符”，后来在沿大渡河及其相邻地区，就设了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隶吐蕃宣慰司。给“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这些机构所授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武职及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设、由土酋担任并世袭其职的土知州、土知府、土知县等，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土司”。这个“土司”制度遍及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明初仍沿袭元制，打箭炉明正土司的祖先，就是明初洪武年间，袭元代“长河西土官”，被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的。
元推行的土司制度,也不过是始於秦、汉,直至唐、宋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借爵赏以资羁縻的“羁縻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所谓“羁縻”，就是中央王朝的势力还难以达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便借封赏对“土酋”以笼络，再通过他们“以夷治夷”、“以土官治土民”，以此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事物都是久则生变，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边区地方势力的发展，势必形成尾大难掉头，中央再难以“羁縻”的局面，以致危及朝廷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这种情形，到了明代中叶便逐渐突显出来。为了加强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便开始改行废土司而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
“改土归流”，直接触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绝不是件轻而举的事，土官们既掌政权，又握兵权，俨然一方“土皇帝”，弄不好即生大乱。明代开始归流时，是抓住土官犯罪、绝嗣，或土官之间产生纷争的时机进行的；也有将土官辖地划并其它州县而将其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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