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村庄撤并工作。对于一些发达地区来说，村庄撤并有其必要性，比如通过农村社区化建设，可以有效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多种生产要素节约集约利用，降低农村宗族势力影响，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一些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村庄来说，村庄搬迁或者合并也有一定合理性。这些地方或者难以做到“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或者人口流失特别严重，与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不如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村庄搬迁撤并。但在村庄撤并过程中，也确有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个别地方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范围，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让村民上楼住新房，换取城镇建设用地的指标，获取土地收益。对相关农民来说，获得的补偿标准偏低，上楼住新房还需要额外掏钱，有的地方甚至每户需要补差价十几万元，加上装修、购置新家具等等，费用压力大。此外，对于还没有形成足够产业支撑、缺乏就业岗位的地区来说，农民上楼并不意味着成为市民，有的仍要回村种地，因此也面临生活成本增加、务农成本上升、生产生活不便等具体困难。脱离现实条件，不尊重农民意愿，单纯以获取土地收益为主要目标的村庄撤村，牺牲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牺牲的是农民利益。村庄撤并是一项系统工程，须慎之又慎，单算经济账是远远不够的。超越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是不允许的，即使在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在此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也必须细致耐心，把大大小小问题考虑周全，把方方面面工作落实到位。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对于一些只合村、未并居的地方来说，尽管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降低行政开支、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但个别村庄合并之初，仍然出现了合村不合心、干群关系一时难以融洽等现实问题。在长期基层治理实践中，以“熟人社会”为基础构建的村庄，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态。村庄撤并，势必打破原有生态，给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课题。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出于“好心”但办了“坏事”，引发农民不满，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半月谈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些村庄，其中一个山区村庄由4个村庄合并组成，由于历史上发生过争水、争地的矛盾，部分村民互不服气，合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事务一直难以正常开展。还有一个村由3个村合并而成，南北两个村民聚居点相距约9公里，合村前有12名村干部，现在只有5名村干部，由于干部和群众联系减少，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导致群众意见较大。乡村振兴任重道远。通过立法严格规范村庄撤并，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农民意愿得到尊重、农民利益得到保护，可以有效避免脱离实际、不顾条件的强迫命令行为，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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