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白家窑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61)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62)。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
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65)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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