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小偷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有一个情节，几千块钱（台币）的班费不见了，教官进入教室，要求大家写出可能是偷儿的名字，投票前几名的同学要被搜查书包。

同学们抗议，以粗话骂教官。连好学生沈佳宜也奋起鸣不平。大家把书包扔到教官居身上，结果几个起头儿的学生被罚蹲马步，连小沈同学也未能幸免。

   

类似的情节，我其实也经历过。

那年读初一，我十二岁。有一天中午过后，政治课老师刚刚走进教室，她的脚还没有踏上讲台，就听见班级生活委员大王红忽然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说，放在书包里的十二元班费不见了。

我同桌牛牛低声说:“钱咋说丢就丢呢？告诉你，大王红是老师的大红人，所以班费才会放在她那里保管。”

政治课老师一听班费丢了，就赶紧让一个同学去教研室叫我们班主任李老师。

很快，班主任李老师和教务主任刘大胡子走进教室，开始进行调查。

    

每个同学都被搜查书包，但重点对象是我们四个中午留在教室里吃午饭的人。

军绿色帆布书包，有限的几个本子，铁的文具盒，教科书，棉手套，翠绿色针织公主帽，铝制饭盒。正是隆冬，我生了冻疮的手，不够麻利地，将被检查过的东西一样一样放进书包里去。

   

这还不算完，李老师和刘大胡子还把我们四个重点被怀疑对象分别叫出去问话。

    

教室里不暖和，外面更冷。走廓很窄，东、西、北三面有木制的门框，但是门不知哪里去了。站在教室门口结了冰的红砖地上，冷风从走廊三个门框外吹进来。

班主任开始问话。问我中午都干啥了，注意到别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没有。

邻班的班主任，我们的语文老师王老师也站在一旁，他不时地为被问话的女生拂一下围巾什么的。看来他对班费丢了这件事也非常很感兴趣。

我心里觉得这样的调查很可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我又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没办法帮到老师。

李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起来什么一定要早点告诉老师。然后我被允许回到教室继续上政治课。课堂上，我根本没有听老师在讲什么，而是努力回忆中午都干什么了。

上午第三节下课时，我们四个带饭的人，我和刘荣华、谭桂芹、吴清秋，把铝制饭盒放在教室火炉的铁盖子上。最后一节课下课，我们的饭盒都是热热的。我那天带的是两只牛肉馅大包子，热过以后有些硬，但我还是坚持吃完了包子。

她们三人带的什么饭我不知道，只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带了炖酸菜，因为我讨厌那种酸臭的气味。

吃完饭，我和刘荣华去了一趟室外厕所。老话讲“冷尿热屁穷撒谎”，天气太冷了，我们总是不停地往厕所跑。

回到教室我就看《大众电影》，因为杂志是陈颖她姐借的，好多人等着看呢。另外三个同学，我并没有注意她们中午都干什么了，她们不是在一起说说话就是踢毽子，那时候又没有手机平板电脑，还能干什么呢？

她们三个人看上去都老实巴交的，谁都不像小偷。但会不会有人怀疑我是小偷呢？对此我不能断定。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带饭了。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我宁愿在外面冻着，中午也不留在教室里面。

  

调查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反正就是大王红同学不用负担损失，我们重新交了班费。几十年过去，小偷最终也没有现出原形。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没有人知道谁偷了班费。除了那个小偷，也没有人知道真相。有些同学甚至像个侦探般煞有介事地推测，班费根本没有丢，是生活委员自己先把钱花掉了。

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人骂老师，每个被怀疑的同学都认为被搜查是合情合理的，或者心里抵触但没有人肯提出异议。

我的同学阿边后来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有一年她做初一班主任。班上一名同学拿来一块三万多元的名表，同学们都抢着看稀罕。

放学时，名表同学找到老师，说表不见了。阿边说：“你别着急，老师想办法帮你找。”

第二天，名表家长来到学校，要求报案并严惩小偷。

阿边答应一定给家长一个满意的答案，一周内解决问题。

她不动声色，在自习课上给全班同学讲诚信故事，观察同学们的反映。她发现名表同学后座的乔新粱神色与平日略有同不。他既不抬头看老师，也不像平常那样在下面搞小动作。

课后，阿边找所有男同学谈话。但她一句都没有提名表，而是跟班长谈纪律，跟体育委员谈间操，跟名表同学谈低调节俭，第四天才找到乔新粱。阿边和他谈科学，肯定他的钻研精神和好奇心。然后告诉他：“老师知道你对新事物有求知欲。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半钟老师办公室的门会开着。等你的科学研究完成，记得把研究的物品送到老师这里。”

第五天，阿边打电话请家长到校，完璧归赵。家长看到名表完好无损，也就不再追究了。

三年后，乔新粱顺利毕业，考上了重点高中。再三年以后，乔新粱考上了北大物理系。他一拿到通知书，第一时间来找阿边。他说:“要是没有边老师，自己可能初中就会辍学，真的走上犯罪道路也说不定。谢谢老师没有找家长告状，没有惩罚我，更没有让我的人生早早留下污点，而是给了我最好的教育。”

在阿边的教学生涯中，此类事件并不少。其实她当时并没有预见到自己培养了一个北大学生。但是她没有把一个学生不负责任地推进寒冷的冬天，她有理解和尊重，那么她就是伟岸的，强大的，优秀的。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分量，真的不是只用荣誉称号来衡量的。

《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将情节加以弥补，或者说，在想象中，我们完成了一次对往事的重温，对成长的再记忆。所以仅从这一角度说，它就够得上一部好电影。

而如果以阿边这样的普通老师为原型，我想拍出来的电影一定也好看。虽然她不是什么特教名师，但和许多真正的好老师一样，有情怀有爱心，也有因材施教的方法。只是他们深藏功名，看上去普普通通，不被更多人知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