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家中学位于查干浩特城区北八公里处。公交车从火车站出发开往平安镇，路过猴家乡。猴家中学的老师住在城里的，有的骑自行车上班，有的乘公交车。我家住城南，所以要先骑自行车到火车站，再乘公交车，每天路上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
我是在教育局工作一个月后来到乡下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生都要下基层，在乡下工作不满五年不可以调入城里。政策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留在了城里，甚至有些师范专业毕业的人改了行。许多年以后，这些人又流向了更加不同的所在。
学校教务处办公室里有三张办公桌。两张面对面摆在窗下，一张面向窗子背对门，三张桌子紧紧贴在一起。
门窗是原色的木框。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有一个花坛，还能看到里面开着深红色的奚粉莲。那种红，仿佛被百般摧残蹂躏，又脏又旧，但就是开不败。办公桌是深橙色的。门口东墙边还有两个旧旧的柜子，是另一种斑驳的橙色。西墙上挂着一个镜子，上面用红漆写着: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猴家中学。地面是裸水泥的，年深日久，凸凹不平。
东边的桌子是主任老马的，西边的桌子是另一个主任老关的。他们的桌子都是一头沉，就是除了上边的三个抽屉，下边侧面还有一个柜子。第三张面向窗子的桌子是我的，不是一头沉，只有三个抽屉。我被校长安排做教务处干事。
在走廊东边共有五间办公室。我们办公室东侧是副校长办公室，再东侧是校长办公室。西侧是文科组大办公室，再西侧是理科组大办公室。整个学校只有一部黑色的电话机，被放在校长办公室桌上，全校所有人通讯全靠它。校长虽然接打电话方便，但同时也是大家的义务接线员和信息传达员。哪个老师恋爱了，校长就有得腿儿跑了。
走廊西边有两个教室，一个厨房，一个仓库。教室门楣上挂着班牌，写着三年三班，三年四班。教室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一个学生。像格致的《减法》里写的一样，乡下学生从初一到初三一直在流失，一直在做减法，堵也堵不住。
乡亲们认为，孩子认识几个字，能在卖粮卖菜时算个账就够了。考重点高中和考大学堪比登天，一步一个坎，还浪费钱，不如早早帮家里上地干活划算。这些流失的学生，名字都在学生名册上，他们的人并不在教室里。老关说:“就是弄虚作假，应付检查。不然你还能上地里把学生像拔草一样一个一个薅回来？”
我是学中文的，猴家中学不缺语文老师，所以不能教语文。其实猴家中学教务处也不缺干事，但既然教育局分配来了，总得给安排个位置。
到校第三天，万校长找我谈话。说英语老师小郎兼任初二地理课，还要管图书室，忙不过来，问我能不能教初二地理。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两天来无事可做，只能坐在桌前练字，我已经写了八百遍“永和九年，岁在癸丑”了。
小郎把《世界地理》教材和教案拿给我，告诉我从哪里开讲。我发现教材和我读高中时几乎一模一样，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于是心里有了底。但临到上课前，我还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紧张得不行。
老关说:“小孩儿，别紧张。我刚上课时也紧张，老教师就告诉我，你就当哭一场，有啥的。去吧，就当哭一场，还不容易么？”
我抱着地球仪，带着两手粉笔灰回到办公室时，老关大笑，露出两排大板牙，说:“咋样，哭回来了吧？”
隔一会，老关说:“你就安心教地理吧，语文你是教不上的。全校一共七个班，祁老师和李老师两口子就包了四个班，郑老师和田老师俩人三个班还不够教呢。田老师为了和郑老师争班级，偷偷改成绩，真是何苦。祁老师弟弟呢，是李老师教的。她这个小叔子，前年是全市中考状元啊，那个牛。小郎呢，她父亲是文化局的局长，她一来，文化局就给咱们图书室拨了一百本书。咱们学校呢，历来都是英语老师要兼任地理课的。谁不愿意只教主科啊？但就这情况下，你教个副科也行了。”
午休半小时，老师吃午饭。一碗米饭，一碗土豆炖茄子，天天如此。乡村孩子家里都吃两顿饭，他们在学校不吃饭，也不回家，就在操场上玩。我吃完饭就去图书室看书，有时学生会在窗外喊我，让我跟他们踢毽子。
老关总是在十分钟内吃完饭，然后就拎个柳条筐出门。二十分钟后，老关能采回一大筐蘑菇。学校北墙外是一片树林，里面有杨树、柳树和榆树。他说只要下雨，树林里就一定有蘑菇。
下午，老关把蘑菇整理好，装进一个大布口袋里，然后去给学生上一节体育课。下班时，老关把蘑菇袋子放到自行车后架上，我们还在校门口等回城的公交车呢，他一溜烟蹬着自行车回家做蘑菇酱打卤面去了。
老马寡言，除了去教育局开会，给学生上品德课，就是在办公室里做表格，记笔记，写材料。老关说什么，他偶尔点一下头，说:“唔。”
老马让我试着写材料。我很快就交了作业，他和万校长看了都非常满意，宣布从此学校所有文字材料就都由我来写。
老关讲话时，其实只有我一个听众，老马可能并没在听。我可以一边写材料一边听他讲故事，两不耽误。
周六早上，万校长让门卫杨师傅不要做饭了，中午他在村口惠民饭店请客，他女儿结婚，提前安排大家。老师们纷纷张罗份子钱，一人拿了五十元。只有小郎没有和大家一起交份子钱，李老师悄悄说:“人家要特殊表示呗。”
三天后，万校长调到体育中学做校长了。老关很兴奋。老马不在时，他说:“副校长位置空出来了！”
又过了一周，副校长老石成为校长，但新的副校长并不是老关，而是老马。李老师丈夫祁老师接老马的位置，做主任。
老马搬去隔壁副校长室，祁老师并没搬到我们办公室来，不知为什么。办公室只剩下我和老关了。
老关没有当上副校长，脸上是一副失落的表情。他晃着头说:“咬人不露齿啊，脚下使功夫，真没看出来！”他是在说老马呢。
没想到，老关的失落只持续了六七天，就被掰苞米的兴奋代替了。
学校停课一周，师生到西墙外的地里掰苞米。
学校的苞米地一望无际。老关掰苞米速度惊人。他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下过乡，做过知青集体户户长，干过很多农活。
学校老师有一半是城里的，有一半是乡下的。乡下的老师自己家里也有地，他们干起农活来又快又好。城里的老师也就打打下手，组织一下学生。而干农活冠军，非城里老关莫属。瓦蓝瓦蓝的晴空下，老关站在垄台上，一手提一只装满苞米棒子的大土筐，那个形象至今还定格在我记忆里。
结束劳动时，老关把淘汰下来的不够结实的苞米棒子收好，放进仓库。他说:“得留起来，不然也太败家了。”
到了冬天，他就在办公室炉子上烤爆米花，给我留一大把，其余的带回家，说是给媳妇和儿子吃。
一提起媳妇，老关带着两坨高原红的大圆脸就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来。
现在想来，那时候老关不过三十五六岁，但怎么大家就都叫起老关来了，真是不得而知。那时候，他媳妇应当也很年轻。
老关总是夸媳妇长得天下第一。他说:“在集体户，最漂亮的就是她，家庭条件最好的是她，最手巧的还是她。我是啥，啥也不是啊，我父亲老工人，母亲没工作，家里孩子多，条件也太差了。人家是干部家庭，对我好，不嫌弃我，给我织毛衣。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上毛衣！”
老关用炉钩子捅了捅炉子，火苗“噌”地一下窜了出来。他脸一偏，用一锹碎煤把火压下去。又说:“我们刚结婚，没房子。跟人家住对面屋。为了攒钱盖房子，我媳妇挺着大肚子，去街上卖苹果。有一天下班我看见她的秤被城管给撅了，我那个心疼。这才知道她是背着我去摆摊了。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让媳妇受委屈了啊！”
“我回家跟媳妇说，千斤的担子我来扛。说干就干。要过年了，我就上沈阳批发了对联、福字和挂签，放寒假卖一个月，攒下了第一桶金！”
“现在我房子也盖起来了，媳妇骑上了新凤凰自行车，金项链金耳环也戴上了。今年过春节前一个月，我还是得摆摊卖对联。你上商业街，肯定能看见我。戴个大狗皮帽子，穿双大头棉鞋，人家都问，大爷大爷，这个多少钱，哈哈。”
“我媳妇大高个儿，长得白，以前梳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现在你去联营商场，二楼卖男士羊毛衫的，组长，最漂亮的，喏，就是她。”
有一天午休，我也学老关去树林里采蘑菇，可是没有发现一朵蘑菇，只看到了一只灰色的小狸猫。天气越来越凉，小狸太小，有点受不住了。我一把小狸抱进办公室，老关就接了过去。
他一边给小狸挠痒痒，一边说:“小郭，你打算养它不？要是不能养的话，就给我吧。我媳妇一直想要养一只小花猫，我还没淘登到呢。”
我看见小狸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就说:“关老师，您要喜欢就抱回去吧，我也不会养。”
老关一谢再谢，欢天喜地把小狸装到怀里，骑着自行车回家了。老关怀里，其实还有一个四角磨破了的钱夹。钱夹里，放了一张她媳妇的二寸黑白侧影照片。他给我看了一眼，就十分小心地收起来了。我看到他媳妇浓眉大眼，有少见的高鼻梁，睫毛很长。老关说:“啥陈冲刘晓庆啊，都没我媳妇好看。我媳妇要当电影演员，全盖！”
那以后，老关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口述一篇媳妇养狸日记。其余时间是烹饪篇:怎样炖鲫鱼；怎样炸蘑菇酱。家务篇:怎样拖地省水还快；刷碗不用洗涤灵，可以沏一盆热碱水；女人的手要保护好，不能洗衣服刷碗。教学篇:怎样稳住淘气包，维持好课堂纪律；怎样监考，把打小抄的一网打尽；讲课要有激情，不能嘟嘟囔囔。穿着篇:周日休息，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真丝裙子熨起来温度要低，还要铺上毛巾。生意篇:在乡下工作时间是九点到两点，一早一晚都能摆摊儿，不用剜门盗洞调回城里；春节前卖年货，来钱最快……
十一月初，教育局组织全区中学教学竞赛，这是石校长上任以来第一次大型活动，他非常重视，让全校十七名教师全部上阵讲一堂公开课，选出代表参加大赛。打分共两轮，第一轮全体教师无记名打分，第二轮领导打分。打分结果在周例会上公布，理科组是老教师张宾朋胜出，文科组竟然是我。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小郎在我身侧盯了我一眼，我感觉很不舒服。她的目光里好像有钉子，所以我不想参加竞赛。会后一回到办公室，我就直接告诉老关，我最近扁桃体发炎，需要做个小手术。
老关“滋喽”喝一口大茶缸里浓浓的红茶，说:“哎，不讲就对了。”
他把茶缸子往桌上一撂，拿起指甲刀剪指甲，一个一个，“咔嚓咔嚓”。慢悠悠地说:“李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咱们学校代表，虽然课讲得平淡了点，可是还没人替代过呢。再小的江湖也是江湖啊。你以为那些老师给你打高分就是真的认可你的能力？这里面很复杂的，有斗争。不然，有的没的，你就等着吧。”说完，就帮我去跟石校长说明情况了。
一学期结束后，在石校长与教育局人秘书科的协调下，我被调回城里的职业高中工作。没有人知道我其实特别愿意在乡下工作，甚至还幻想着十年后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乡村女教师呢。
在新学校，我终于可以教语文了。老关有一天打电话到我新学校，说:“你不用感激石校长，你以为他那么好心把你们调回城？他是倒出位置把他姑娘和儿媳妇从偏远小学都调到学校里来了。你有才，好好干，别理他们！对了，联营商场要黄铺儿了。你可以去我媳妇柜台，给你对象挑件羊毛衫，过这村没这店，贼啦便宜。”
我问:“那您夫人接下来做什么呢？”
他在电话里大笑:“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她负责清货，自己留一部分，然后可以租柜台自己干啊。这么好的机会，必须抓住嘛！”
几年后，老关终于当上了副校长，石校长退休，祁老师当校长了。那时猴家中学学生并没有增加，却有了四个副校长。
老关当上副校长时，我被借调到区妇联工作。他又打来一次电话，说他媳妇的一个亲戚出了一本诗集，让我帮着卖。那是他和我最后一次联系。由于乡村缺少生源，猴家中学在2010年前后解散了。校址变成了预制板厂，因为那几年正值房地产大热。老关调到体育中学当校长了，其他老师各显神通，调去不同学校了。
三十年过去，我再也没见过老关，更没见过和他一样的爱妻狂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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