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家中学位于查干浩特城区北八公里处。公交车从火车站出发开往平安镇,路过猴家乡。猴家中学的老师住在城里的,有的骑自行车上班,有的乘公交车。我家住城南,所以要先骑自行车到火车站,再乘公交车,每天路上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
我是在教育局工作一个月后来到乡下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生都要下基层,在乡下工作不满五年不可以调入城里。政策虽然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留在了城里,甚至有些师范专业毕业的人改了行。许多年以后,这些人又流向了更加不同的所在。
学校教务处办公室里有三张办公桌。两张面对面摆在窗下,一张面向窗子背对门,三张桌子紧紧贴在一起。
门窗是原色的木框。透过窗户,能看到院子里有一个花坛,还能看到里面开着深红色的奚粉莲。那种红,仿佛被百般摧残蹂躏,又脏又旧,但就是开不败。办公桌是深橙色的。门口东墙边还有两个旧旧的柜子,是另一种斑驳的橙色。西墙上挂着一个镜子,上面用红漆写着: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猴家中学。地面是裸水泥的,年深日久,凸凹不平。
东边的桌子是主任老马的,西边的桌子是另一个主任老关的。他们的桌子都是一头沉,就是除了上边的三个抽屉,下边侧面还有一个柜子。第三张面向窗子的桌子是我的,不是一头沉,只有三个抽屉。我被校长安排做教务处干事。
在走廊东边共有五间办公室。我们办公室东侧是副校长办公室,再东侧是校长办公室。西侧是文科组大办公室,再西侧是理科组大办公室。整个学校只有一部黑色的电话机,被放在校长办公室桌上,全校所有人通讯全靠它。校长虽然接打电话方便,但同时也是大家的义务接线员和信息传达员。哪个老师恋爱了,校长就有得腿儿跑了。
走廊西边有两个教室,一个厨房,一个仓库。教室门楣上挂着班牌,写着三年三班,三年四班。教室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出现过一个学生。像格致的《减法》里写的一样,乡下学生从初一到初三一直在流失,一直在做减法,堵也堵不住。
乡亲们认为,孩子认识几个字,能在卖粮卖菜时算个账就够了。考重点高中和考大学堪比登天,一步一个坎,还浪费钱,不如早早帮家里上地干活划算。这些流失的学生,名字都在学生名册上,他们的人并不在教室里。老关说:“就是弄虚作假,应付检查。不然你还能上地里把学生像拔草一样一个一个薅回来?”
我是学中文的,猴家中学不缺语文老师,所以不能教语文。其实猴家中学教务处也不缺干事,但既然教育局分配来了,总得给安排个位置。
到校第三天,万校长找我谈话。说英语老师小郎兼任初二地理课,还要管图书室,忙不过来,问我能不能教初二地理。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两天来无事可做,只能坐在桌前练字,我已经写了八百遍“永和九年,岁在癸丑”了。
小郎把《世界地理》教材和教案拿给我,告诉我从哪里开讲。我发现教材和我读高中时几乎一模一样,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于是心里有了底。但临到上课前,我还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紧张得不行。
老关说:“小孩儿,别紧张。我刚上课时也紧张,老教师就告诉我,你就当哭一场,有啥的。去吧,就当哭一场,还不容易么?”
我抱着地球仪,带着两手粉笔灰回到办公室时,老关大笑,露出两排大板牙,说:“咋样,哭回来了吧?”
隔一会,老关说:“你就安心教地理吧,语文你是教不上的。全校一共七个班,祁老师和李老师两口子就包了四个班,郑老师和田老师俩人三个班还不够教呢。田老师为了和郑老师争班级,偷偷改成绩,真是何苦。祁老师弟弟呢,是李老师教的。她这个小叔子,前年是全市中考状元啊,那个牛。小郎呢,她父亲是文化局的局长,她一来,文化局就给咱们图书室拨了一百本书。咱们学校呢,历来都是英语老师要兼任地理课的。谁不愿意只教主科啊?但就这情况下,你教个副科也行了。”
午休半小时,老师吃午饭。一碗米饭,一碗土豆炖茄子,天天如此。乡村孩子家里都吃两顿饭,他们在学校不吃饭,也不回家,就在操场上玩。我吃完饭就去图书室看书,有时学生会在窗外喊我,让我跟他们踢毽子。
老关总是在十分钟内吃完饭,然后就拎个柳条筐出门。二十分钟后,老关能采回一大筐蘑菇。学校北墙外是一片树林,里面有杨树、柳树和榆树。他说只要下雨,树林里就一定有蘑菇。
下午,老关把蘑菇整理好,装进一个大布口袋里,然后去给学生上一节体育课。下班时,老关把蘑菇袋子放到自行车后架上,我们还在校门口等回城的公交车呢,他一溜烟蹬着自行车回家做蘑菇酱打卤面去了。
老马寡言,除了去教育局开会,给学生上品德课,就是在办公室里做表格,记笔记,写材料。老关说什么,他偶尔点一下头,说:“唔。”
老马让我试着写材料。我很快就交了作业,他和万校长看了都非常满意,宣布从此学校所有文字材料就都由我来写。
老关讲话时,其实只有我一个听众,老马可能并没在听。我可以一边写材料一边听他讲故事,两不耽误。
周六早上,万校长让门卫杨师傅不要做饭了,中午他在村口惠民饭店请客,他女儿结婚,提前安排大家。老师们纷纷张罗份子钱,一人拿了五十元。只有小郎没有和大家一起交份子钱,李老师悄悄说:“人家要特殊表示呗。”
三天后,万校长调到体育中学做校长了。老关很兴奋。老马不在时,他说:“副校长位置空出来了!”
又过了一周,副校长老石成为校长,但新的副校长并不是老关,而是老马。李老师丈夫祁老师接老马的位置,做主任。
老马搬去隔壁副校长室,祁老师并没搬到我们办公室来,不知为什么。办公室只剩下我和老关了。
老关没有当上副校长,脸上是一副失落的表情。他晃着头说:“咬人不露齿啊,脚下使功夫,真没看出来!”他是在说老马呢。
没想到,老关的失落只持续了六七天,就被掰苞米的兴奋代替了。
学校停课一周,师生到西墙外的地里掰苞米。
学校的苞米地一望无际。老关掰苞米速度惊人。他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下过乡,做过知青集体户户长,干过很多农活。
学校老师有一半是城里的,有一半是乡下的。乡下的老师自己家里也有地,他们干起农活来又快又好。城里的老师也就打打下手,组织一下学生。而干农活冠军,非城里老关莫属。瓦蓝瓦蓝的晴空下,老关站在垄台上,一手提一只装满苞米棒子的大土筐,那个形象至今还定格在我记忆里。
结束劳动时,老关把淘汰下来的不够结实的苞米棒子收好,放进仓库。他说:“得留起来,不然也太败家了。”
到了冬天,他就在办公室炉子上烤爆米花,给我留一大把,其余的带回家,说是给媳妇和儿子吃。
一提起媳妇,老关带着两坨高原红的大圆脸就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来。
现在想来,那时候老关不过三十五六岁,但怎么大家就都叫起老关来了,真是不得而知。那时候,他媳妇应当也很年轻。
老关总是夸媳妇长得天下第一。他说:“在集体户,最漂亮的就是她,家庭条件最好的是她,最手巧的还是她。我是啥,啥也不是啊,我父亲老工人,母亲没工作,家里孩子多,条件也太差了。人家是干部家庭,对我好,不嫌弃我,给我织毛衣。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上毛衣!”
老关用炉钩子捅了捅炉子,火苗“噌”地一下窜了出来。他脸一偏,用一锹碎煤把火压下去。又说:“我们刚结婚,没房子。跟人家住对面屋。为了攒钱盖房子,我媳妇挺着大肚子,去街上卖苹果。有一天下班我看见她的秤被城管给撅了,我那个心疼。这才知道她是背着我去摆摊了。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让媳妇受委屈了啊!”
“我回家跟媳妇说,千斤的担子我来扛。说干就干。要过年了,我就上沈阳批发了对联、福字和挂签,放寒假卖一个月,攒下了第一桶金!”
“现在我房子也盖起来了,媳妇骑上了新凤凰自行车,金项链金耳环也戴上了。今年过春节前一个月,我还是得摆摊卖对联。你上商业街,肯定能看见我。戴个大狗皮帽子,穿双大头棉鞋,人家都问,大爷大爷,这个多少钱,哈哈。”
“我媳妇大高个儿,长得白,以前梳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现在你去联营商场,二楼卖男士羊毛衫的,组长,最漂亮的,喏,就是她。”
有一天午休,我也学老关去树林里采蘑菇,可是没有发现一朵蘑菇,只看到了一只灰色的小狸猫。天气越来越凉,小狸太小,有点受不住了。我一把小狸抱进办公室,老关就接了过去。
他一边给小狸挠痒痒,一边说:“小郭,你打算养它不?要是不能养的话,就给我吧。我媳妇一直想要养一只小花猫,我还没淘登到呢。”
我看见小狸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就说:“关老师,您要喜欢就抱回去吧,我也不会养。”
老关一谢再谢,欢天喜地把小狸装到怀里,骑着自行车回家了。老关怀里,其实还有一个四角磨破了的钱夹。钱夹里,放了一张她媳妇的二寸黑白侧影照片。他给我看了一眼,就十分小心地收起来了。我看到他媳妇浓眉大眼,有少见的高鼻梁,睫毛很长。老关说:“啥陈冲刘晓庆啊,都没我媳妇好看。我媳妇要当电影演员,全盖!”
那以后,老关每天都要在办公室口述一篇媳妇养狸日记。其余时间是烹饪篇:怎样炖鲫鱼;怎样炸蘑菇酱。家务篇:怎样拖地省水还快;刷碗不用洗涤灵,可以沏一盆热碱水;女人的手要保护好,不能洗衣服刷碗。教学篇:怎样稳住淘气包,维持好课堂纪律;怎样监考,把打小抄的一网打尽;讲课要有激情,不能嘟嘟囔囔。穿着篇:周日休息,把皮鞋擦得锃光瓦亮;真丝裙子熨起来温度要低,还要铺上毛巾。生意篇:在乡下工作时间是九点到两点,一早一晚都能摆摊儿,不用剜门盗洞调回城里;春节前卖年货,来钱最快……
十一月初,教育局组织全区中学教学竞赛,这是石校长上任以来第一次大型活动,他非常重视,让全校十七名教师全部上阵讲一堂公开课,选出代表参加大赛。打分共两轮,第一轮全体教师无记名打分,第二轮领导打分。打分结果在周例会上公布,理科组是老教师张宾朋胜出,文科组竟然是我。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小郎在我身侧盯了我一眼,我感觉很不舒服。她的目光里好像有钉子,所以我不想参加竞赛。会后一回到办公室,我就直接告诉老关,我最近扁桃体发炎,需要做个小手术。
老关“滋喽”喝一口大茶缸里浓浓的红茶,说:“哎,不讲就对了。”
他把茶缸子往桌上一撂,拿起指甲刀剪指甲,一个一个,“咔嚓咔嚓”。慢悠悠地说:“李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咱们学校代表,虽然课讲得平淡了点,可是还没人替代过呢。再小的江湖也是江湖啊。你以为那些老师给你打高分就是真的认可你的能力?这里面很复杂的,有斗争。不然,有的没的,你就等着吧。”说完,就帮我去跟石校长说明情况了。
一学期结束后,在石校长与教育局人秘书科的协调下,我被调回城里的职业高中工作。没有人知道我其实特别愿意在乡下工作,甚至还幻想着十年后能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乡村女教师呢。
在新学校,我终于可以教语文了。老关有一天打电话到我新学校,说:“你不用感激石校长,你以为他那么好心把你们调回城?他是倒出位置把他姑娘和儿媳妇从偏远小学都调到学校里来了。你有才,好好干,别理他们!对了,联营商场要黄铺儿了。你可以去我媳妇柜台,给你对象挑件羊毛衫,过这村没这店,贼啦便宜。”
我问:“那您夫人接下来做什么呢?”
他在电话里大笑:“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她负责清货,自己留一部分,然后可以租柜台自己干啊。这么好的机会,必须抓住嘛!”
几年后,老关终于当上了副校长,石校长退休,祁老师当校长了。那时猴家中学学生并没有增加,却有了四个副校长。
老关当上副校长时,我被借调到区妇联工作。他又打来一次电话,说他媳妇的一个亲戚出了一本诗集,让我帮着卖。那是他和我最后一次联系。由于乡村缺少生源,猴家中学在2010年前后解散了。校址变成了预制板厂,因为那几年正值房地产大热。老关调到体育中学当校长了,其他老师各显神通,调去不同学校了。
三十年过去,我再也没见过老关,更没见过和他一样的爱妻狂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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