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农历四月二十五，魏征给唐太宗李世民上疏说：“人主善始者多，善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天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樽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以上是《资治通鉴》中所记魏征上疏内容。
“十思”就是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子向皇上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这里的大意是：君主有好的开始的很多，能有好的结局的却太少。这难道是得天下容易而守天下难吗？大概是忧患之时，君主一定拿出诚心来对待臣民，到了安乐之时，就骄蛮任性而轻慢众人；诚意以待，那么胡越就同一条心；轻慢待人，那么六亲没有恩德，虽然用威压发怒来胁迫，他们也都是表面顺从而内心不服。因此，一是君主真能看见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想到知足不贪；二是打算大兴土木时，就要想到知止；三是顾忌自己居高位有危险时，就要想到谦虚谨慎；四是遇到骄傲自满时，就要想到克制收敛；五是喜欢游乐时，就要想到厉行节约；六是在安乐的时候，就要想到日后的灾患；七是防止耳目被蒙蔽，就要想到采纳臣民的意见；八是讨厌身边有说坏话做邪事的人，就要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不被蒙蔽；九是封爵、赏赐时，就要想到不因一时高兴而过分；十是实施刑罚时，就要想到不因一时生气而滥刑。综合以上这十思，而选用有才能的人，一定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苦自己的精神、体力，去替代百官的职务而去管理呢？
魏征敢于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 。看来他经常上疏进谏，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最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忠言逆耳，那么魏征为什么敢于直言呢，因为他知道唐太宗李世民要吸取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要保持节俭、谨慎的作风，要问计于民，取信于民，做开明的君主，以求长治久安。这是他上疏的前提和底气。
李世民也真采纳魏征的建议，三天两头地上疏他似乎一点不嫌烦，其实这也是做给世人看。你看我多有胸怀，多有格局，臣子让我公正、谦虚、仁爱、节俭，让我以诚待人、居安思危、赏罚分明、谨慎克制、知足常乐、适可而止……我都采纳了，也都做到了，百姓和夷狄能不服气么？
魏征五十三岁病死时，李世民伤心欲绝，说“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说魏征死了，我丢了一面正衣冠修身心的镜子啊。他亲自为魏征撰写墓碑碑文，魏征可谓备极哀荣。可惜，李世民还是没能“善终”，很快听信谗言毁了魏征的墓碑，导致他身边再没有敢于上疏直谏的臣子了。
今天有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常常会在吹捧赞扬的蜜糖之中迷失自我，不愿意听信忠言劝谏，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判断嗅觉，不闻香臭，不辨黑白，即使穿上皇帝的新装丢人现眼也不自知，所以说身边有个魏征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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