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夜读,心渐明而眼亦亮,实在是因为困惑之处豁然开朗,于幽深曲折之后见畅达明快。
以前读谭嗣同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样一种态度,总令人疑惑。
他以三十三岁之年轻勃发的生命英勇赴死,而同道中有许多人为求保全性命急急远遁,于刑前不可能还要作诗高扬他们的英名以彪炳千秋的罢。以我小肚量的心胸揣测,谭嗣同最多只能是不怪罪那些人而已,否则不符合他刚烈耿介的个性。
一般的解释是,敌者的杀戮,我从容面对,而无论是留下来的,还是远走的,都是肝胆相照像巍峨昆仑山一样的好汉。梁启超曾解释为,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大刀王五。这大致成为后人解读谭嗣同诗的依据。近读余世存《大民小国》,在《值不值得谭嗣同》中得到满意解答,才绕过一般意义上的解读,更切近了史实和真相。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的武功师傅大刀王五明明可以助他逃走。大刀王五对他说:“咱俩出关去东北吧,那里沃野千里,牛羊遍地。我买牛买马,你来做王......”可是谭嗣同认为既是变法,如不能流血牺牲,就不足以唤醒国民,因此宁愿以身赴死。
在狱中,谭嗣同拾起地上的煤块不停地作诗。可惜看守没文化,没能将他的诗作保存下来。只有一首《狱中题壁》,想来是留在那里的最后一首,当时广为流传,读来令人为之动容。原来这首诗是经梁启超改过的。原诗应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这才是这首诗的本来面目,这样才更符合谭嗣同的性格。
他既能英勇赴死,就愿意这死能引发人的警醒与深思。而原文“直谏陈书”和“留将公罪后人论”才现出诗人浩荡的胸襟与心之所向。据说临刑之时,不明真相的围观百姓竟向谭嗣同扔白菜帮子,这更说明诗人当时已然明晓不被时人所理解的处境。面对污浊,自己高洁清正的灵魂岂能被随随便便玷辱?是非自有公论。
而今天,谭嗣同果然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改过的诗更上口,更流畅,却并非诗人本意。其实这是剽窃的对面,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篡改和强加,反正人已先去,无法对证。也许是出于愧疚,梁启超才如此改动,以使自己得到心理的安慰。到底人家是慷慨就义的勇士,自己再是为保全革命火种,也是临阵退却。
展卷之中还有另一处解惑。举世公认,老子是道教的始祖,我存疑之处在于,区区五千字的《道德经》如何就成了道教的圣经,老子固然创立了一家之说,但他如何创立发展并传播道教一直为人所不明。
我在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老子并非道教创始人,后世所谓道教本是出于张角、张脩、张鲁、于吉等人,他们假托老子为创立者,煽动蛊惑民众以图“大事”,因有《道德经》可作咒语和经典,这样才更令人信服。而老子学派古称为道家,实在并不是道教,跟张角、张脩道教半点关系也没有。
史学家的细致推考,钩陈出新,具有斧正厘清的深远意义。聆听大师和智者匡正的过程中,也是与史实和真理对话,由肤浅之表至真相之里,实在也是思想者为我们及时擦亮了求得真知的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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