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郊今在大关东

人与环境密不可分。自然的、社会的，都是如此。清初至中叶，由关内流放到东北的十余万“减死免等”的流人，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这种流放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迁徙和流动，丰富和推进了当时东北文学的发展。尤其在诗作中，由遥远距离之外的想象到扑面而来的活生生的现实，东北自然景观自然而然地成为流人在诗中描绘和塑造的非常重要的意象。

当时以函可和“冰天诗社”、吴兆骞和“七子之会”为代表的文化流人，在诗中或抒万里投荒之悲愤，或述东北边地之风物，或记遣戍生活之情状，或写边陲军民之抗战，处处展示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中独特的东北印象。东北自然风光，于是鲜活而直观地形诸流人诗中。

山海关外的东北大地辽阔广袤，白山黑水环绕，辽河松花江横贯，风光景致别具一格。而文化流人多来自鱼米之乡山清水秀的江南，面对当时寒冷、辽阔和人迹稀少的东北，不能不产生浓烈的思乡情与身世感。在艰苦的流放生活中，诗歌创作成为他们心灵放逐的精神依托，成为他们感怀抒志的一种救赎方式。

僧人函可应当称为东北流人诗创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因将南明弘光政权的兴亡与各阶层抗清斗争的事迹写成《再变纪》，惨遭酷刑，于顺治五年四月被流放到沈阳。

在长达十二年的流放生活中，函可广泛结交文化流人与隐逸之士，组织诗社，互相酬唱，写下许多感叹时世、抒发情怀的诗篇。他所创办的“冰天诗社”是清初东北第一个文人结社，他实际上成了这一时期辽沈文坛活动的领军人。

在《初至沈阳》中，函可写到：“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这是函可对东北的第一印象。

当时的东北，在流人诗中，被称为“远塞”、“沙碛”、“寒碛”、“寒边”“北塞”和“大荒”等，这些词无不让人联想到荒凉与僻远，寒冷与凄苦。如函可的诗句“大荒到处应犁遍，一钵从今莫浪嗟。”大荒本指辽阔荒远的地方，《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谓大荒之野”，用来代指东北地区，极言其偏远荒凉。在“白山黑水日悠悠”的流放生活中，函可以“不识大风与大雪”“天风吹木叶，一夜满边城”“晚风连蟋蟀，木佛共含辛”等诗句寄寓了沉郁的身世感和独立高洁的精神追求。

另一位流放到宁古塔的诗人吴兆骞写到：“黑林天险削难平，唐将曾传此驻兵。”这里的黑林指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赫哲地区的原始森林，可见当时东北地区森林的广袤。

在《渡混同江》中他又写到：“江涛滚滚白山来，倚棹中流极望哀。”松花江与黑龙江会合后名混同江。在此极写松花江与黑龙江的磅礴气势。

在《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中，他进一步描绘了黑龙江的壮阔雄浑：“驼帐连延亘东极，海气冥濛际天白。龙江水黑云半昏，马岭雪黄暑犹积。”

行走于辽阔的黑土地，面对从未领略过的雄奇风景，吴兆骞以诗人的方式来叙述流放生活和东北风物。在《北渚望目》中他写道：“徘徊临北渚，永夜目光寒。顾兔飞难定，金波泻欲残。风微频泛滟，浪细不成团。”这应是最早描写镜泊湖的诗。

他命名的“泼雪泉”家喻户晓，流传至今。他想念故乡，给次子取名“苏还”，取苏武还乡和归还苏州之意，但东北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年老归乡后，吴兆骞在友人资助下，于苏州故里筑“归来草堂”。然而，长期的东北严寒生活，使诗人已不能适应江南气候，因此一病不起，不得不返京医治。在贫病中，他常思念宁古塔的山水风物。临终时，最后念叨的竟是宁古塔的松蘑。二十几年的塞北风霜改变了他，同时也成就了他别样人生。事实上，东北的宁古塔成为了他灵魂最终的栖息地。

其他清代流人诗，同样描绘了东北的壮丽山河，多侧面多角度多色彩表达了对辽阔边土的热爱之情。由于东北地区寒冷，因此冰雪寒风是流人诗中最多见的意象。流人们对凄惨命运所带来的失落与困苦，并未采取对抗的形式，而是以情感的寄托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写风的有方登峄的“墙短邻园鸡犬路，风高沙碛马牛声”。描绘冰雪的有方孝标的“我居辽东西，三月冰尚涸”，李呈祥的“雪飒沓兮幽谷，冰凝滑兮海路”“门开千里雪”，左懋泰的“无待笛声吹彻处，天山雪落已凄然”。在一些诗中流人更状写了东北江河的奔腾、山川的雄伟、鸟兽的新奇、平原大野的辽阔和森林的幽深浩莽。左暐生在《李宁远看花楼》中写到：“云山一望寒旌色，辽水于今日夜流”，戴国士的《次左锡侯范庄》中有：“日出柴门晓，烟高大漠宽。”“地僻海天东，双流夹万松。洪荒藏太古，旷莽接长空”，戴国士的儿子戴遵先在游铁岭城东的龙首山时写到：“黯黯榆关芳草暮，凄凄辽水荻花秋”，李呈祥有“野鹿来相值，闲禽坐不还。饥鸦蹲不语，冻犬卧成团”，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东北大地古朴苍莽的自然地理环境特色。

然而绝大多数清代流人诗中出现的自然景色常常是暗淡压抑的。东北的山是寒峰、崖冰、乱山和重山千仞，地是荒沙、鸟道、野荒和莽莽惊沙，风是朔风、悲风，云是愁云、暗云和孤云。他们所描绘的荒原、大坂、峭崖、陡壁都染上了灰暗寂寥的色彩，给人寒冽如严冰般的直觉。应当说，通过写景诗所展示的流人诗的审美特征是悲苦愁郁的。

事实上，这也是文化流人的一种心理锤炼，面对不可抗拒的残暴当局和自然环境，流人们普遍感到个体生命的渺小与脆弱，欲从大自然中汲取一种原动力，因而才有了陈梦雷在《东北口占三律》的“瘦骨可堪边塞苦，敝裘宁耐朔风寒”的诘问和“临岐不洒伤心泪，忧因当年泪已干”的决心，这是诗人调动起自我全部精神力量的应激方式。正像张贲《莫言》中写到的“莫言穷塞苦，随俗即吾乡”，他们渐把异乡当故乡，另有一种豁达。

清代流人诗中对东北自然景物中所包蕴的雄大壮阔苍莽刚健之气的摄取，体现了对生命活力的渴望和赞美。这些诗无疑受到当地文化环境粗犷豪放氛围的感染熏陶和边塞军民直率奔放性格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扩张感和冲击力，并且用与具体地域文化大环境同构的艺术形式，传递出自己新的生命感悟。因此函可才吟出了具有旷达浪漫情怀的“云水满堂春满野，乐郊今在大关东。”

正是清代流人以诗歌创作的形式再现了当时东北边疆风习、人民生活和社会历史，揭开了东北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篇章，也使东北文学渐成为一种具有开拓精神、流动和开放形态的文学，从而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