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戴国杰的革命生涯
为海丰和平解放立过汗马功劳的戴国杰同志,当时采访他时虽年事已高,但记忆还好,生来一副教书先生模样的他,很难让人联想到那番非凡的经历——任凭三寸不烂之舌劝降当年国民党县长戴可雄。
戴国杰原是海丰公平西坑乡人。祖辈是耕田人,虽然因族中多位亲属奔往马来西亚谋生,留下了田地由他家代管而多了田租收入,生活还比较殷实,但戴国杰的父亲是位读书人,不善理家,使经济逐渐陷入困境。戴国杰只念了四年私塾,就回家耕田了,但聪明好学的他并没有就此放下书本,而且,他的爷爷是位贡生,平时喜欢吟诗作对,这对戴国杰的影响很大,同样喜欢读书的他思想也比较开明。
1942年,17岁的戴国杰经他的同乡刘群介绍到九龙峒任小学教员,不久又由刘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教书为掩护,做起了党的地下工作。
1944年,戴国杰利用他的老师戴晋棠任西坑乡公所乡长的关系调到乡公所当事务员,继续开展地下工作,组织进步学生、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再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时任西坑副乡长的戴国杰,一方面他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做乡公所的兵丁、联防队员的思想工作,准备待时机成熟,就让他们参加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因他单线联系的,领导人林海北辙,介绍人刘群又失去联系,他四处秘密联系党组织,后来终于得到蓝训材、刘夏帆等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回乡自筹粮草、自筹武器,包括事先安排好的20多名联防队员和所丁,并由他带队借打野猪为名,把这支队伍开往山上。
戴国杰说,那是1948年2月20日,那天下午三点多钟,他事先让人在村里大声喊叫某山地有两头野猪正在食番薯,大家一齐去打呀。这么一叫,戴国杰也跟着大声疾呼,并叫上联防队、自卫队、乡丁荷枪实弹上山去,然后装模作样地在山上搜索了一番,直至黄昏,戴国杰有意把队伍带到偏僻的村子,吃了晚饭,开会决定白天掩蔽,夜晚到各乡收缴土豪劣绅的枪支。一面向地主富商借粮借款,一面招收青年农民参队。经过20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成立了一个拥有50多人的队伍,填补了西坑革命武装的空白点。
后来,戴国杰率领队伍在海陆丰人民自卫队的领导下,整编为平北队(代号飞虎),配合主力军英勇作战。
1949年6月,粤赣湘边纵队解放了紫金之后,转战海丰,对如何打掉盘踞在海丰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时任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的尹林平,决定采取隔离敌人、各个击破,实行政策攻心、地下党在敌人内部策反等战略,争取和平解放海丰城,并决定派戴国杰对伪县长戴可雄进行劝降。
提起当年的情形,戴国杰依然十分感叹,他说自己虽然是戴可雄的侄子,但毕竟是两个阵营的人。戴可雄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生兼蒋介石亲信,身份是国民党少将、高级参谋兼广东保安司令部督导专员,派他到海丰任县长,因为海丰是块“难啃的革命老区”,而戴可雄熟悉当地情况。
戴国杰回忆说,他秘密参加革命不久,戴可雄曾回乡探亲,见到当时一表人材又有知识的戴国杰,有意拉他加入国民党,戴国杰只好以“说要照顾年老的母亲无法走开”为由婉拒,戴可雄听后表示可惜,但也没有勉强,拿出名片给戴国杰好让他到国民党政府某机构谋一职。
不同的信仰和选择,使若干年后他们叔侄俩在非常情状下见面。他将怎样对待自己这个侄子?开始戴国杰心里未免忐忑不安,经过我方一番精心的策划,戴国杰鼓起勇气迈上伪县府的门坎,对叔叔进行攻心劝降。他首先向戴可雄分析当时的形势,揭示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大势已去,犹如日落西山,他希望戴可雄识时务,还要他明了,一旦打起来,会有多少鲜活的生命牺牲!此时不顺应天理人心,也要考虑一下自己下来的结果……
戴国杰与戴可雄整整“谈判”了一天一夜,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促使海丰县城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
他感慨地说,那时候年轻有胆魄,在送走伪县长等七个国民党官员时,为了保证他们能安全撤退的承诺,戴国杰一个人赤手空拳甘当人质护送荷枪实弹的他们到达海边上船离去。戴国杰说,那情景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依然历历在目。(20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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