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名叫“五铢钱”，材质为铜，铢是重量单位，五铢重量约为3.25克。从董卓开始，曹操、刘备、孙权都在经济上大做文章，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三国的走势。
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日薄西山，各地诸侯割据一方，蓄势待发。董卓率先站了出来 ，做了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开启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河。董卓的这第一枪让其他诸侯高兴不已，终于可以名正言顺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帜瓜分天下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董卓要壮大军队，已一己之力对抗18路诸侯的讨伐，首先得有钱。董卓起初主要靠抢夺财宝振奋军心，甚至还盗了汉武帝的墓，这点被后面的曹操大力引进。但仅靠抢劫和盗墓费时又费力，无法快速为军队筹集到资金，还容易引起暴力反抗，并不是个好办法。于是董卓便开始用金融手段收割百姓的财富。
董卓准备重新定义货币，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偷工减料。他命令铸币时，将五铢钱中的方孔扩大、厚度减薄，而大小不变。最后铸出来的新币只有0.5克左右，不到此前3.25克标准币的1/6。虽说是明显的劣币，但董卓还是要求在上面刻上“五铢”二字，意思是这个面值还是和以前一样的。为了迅速生产更多的劣币，董卓还把秦始皇留下的“十二金人（铜）”给融化了，用很短时间就造出了大量的劣币并投入市场。
当劣币流入到市场后，习惯了重量等于面值的百姓心里起初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收到劣币后就会急于想办法花掉，这反而又促进了劣币的流通。之前重量标准的良币在人们心中的价值也随之升高了，开始被珍藏或被融化私铸成更多的劣币。劣币迅速开始驱逐良币。由于物价的上涨是具有延后性的，董卓就这样用劣币快速攫取了百姓的物资和财富，等到社会物价飞涨时，董卓的财库和军队早已充盈。这也是18路诸侯联合起来也干不过董卓的原因之一，论消耗，董卓财大气粗，而18路诸侯各自打着算盘，都不敢多花自己的钱。
造劣币最终也显而易见地造成了中原一带恶性的通货膨胀，人们抛弃了劣币，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董卓通过劣币收刮百姓的模式也走到头了，董卓的军队也渐渐衰弱了。
影视里展现的曹操性格暴躁、说一不二，其实历史上的曹操非常懂得妥协之道。东汉末年时期，士族豪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在地方拥有很高的威望，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货币也大量掌握在他们手中。虽说曹操出身于官宦世家，但毕竟曹腾不是他的亲爷爷，所以曹操要坐稳江山，就需要考虑士族豪绅们的利益。
当曹操缺钱时，也想过发行更多的“五铢钱”，因为士族豪绅的反对，后来他妥协了，没有选择这条路。停止或减少铸币对士族豪绅是有很大的利益帮助，因为大量的货币都在他们手中，社会上货币越少，那他们手中的钱就越值钱，反之就是贬值。但大战需要钱，怎么办呢？曹操选择了实行屯田制，当然还有盗墓。
曹操招募农民垦种荒地，参与屯田的农民免服兵役和徭役，后来闲暇的士兵也进行屯田，屯田制在曹操势力范围内的大获成功为曹操提供了大量的给养，还解决了异地长途运输粮食的问题。中原地区自古就是政权密集地区，皇室贵族的墓穴很多，曹操组建了一支专门盗墓的团队，授予“摸金校尉”的官职，专门盗墓取财，贴补军饷。
虽然魏国也存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倒退，但有士族豪绅们的鼎力支持和粮食保障，经济情况就比蜀国和吴国的要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继承了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能灭掉蜀国和魏国的重要原因。
刘皇叔可称作三国时期最牛的金融操盘手。当年刘备为了拿下西蜀，答应手下将士打败了刘璋就可以分掉他的财产。打下来之后，刘备又觉得不能太过野蛮的征收人家的财产，不能失了民心，毕竟这里以后是要做自己的根据地的。但许下的承诺要兑现，刘备的压力很大，这时他的手下刘巴出了一个主意。
刘备没有像董卓那样偷工减料去铸更多货币，而是提高面值，因为这样才能玩得更大。他把标准货币“五铢钱”改动了一下，在上下各加了“直、百”两个字，这样“五铢钱”摇身一变就成了“直百五铢”，面值一下翻了100倍。
董卓的做法最多算作开了个假币制造厂，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下，这些假币就会逐渐变得去中心化，最终只能让市场决定它的价值。刘备实行的货币措施厉害之处在于，他给“直百五铢”装了一只“锚”。“锚”有什么作用？比如美元的“锚”曾绑定在黄金上，后来又将“锚”绑在了石油上，如果货币没有“锚”，就会一文不值。刘备做的事情就是规定了“盐、蜀锦”等商品只能使用“直百五铢”交易，于是“直百五铢”就有了“锚”，“直百五铢”一下就变成了市场的硬通货，成为了有政府信用的中心化货币。这样刘备就有充足的钱去购买百姓的货物、发军饷给士兵，几个月的时间，西蜀的财富被刘备收割了一大半。同时“蜀锦”在吴、魏国等很受欢迎，随着“蜀锦”在他国的交易，“直百五铢”也成了他国商人必备，这样刘备又能通过铸钱从他国套取物资，就像现在的美国。
由于战争影响了商贸往来，更重要的是刘备将很多良田赏赐给了将领，西蜀的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生产没有提高，而社会上货币总额增加了100倍，最终还是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倒退。所以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写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益州疲弊很大的原因就是遇到了经济危机。
孙权一方面看到了曹操的盗墓大队的一本万利，又意识到了刘备的“直百五铢”在捅自己国家的刀子。
孙权积极组织盗墓，但南方墓比较少，他的团队甚至跑到了广州去盗南越武王赵佗的墓，最后盗墓这个项目收效甚微。后来孙权就发行了“大泉五百”，和“直百五铢”一样，一下将标准“五铢”货币面值暴涨100倍，也很快把老百姓收割了一波。孙权还觉得不过瘾，过了两年，他又发行了1000倍的“大泉当千”再次收割了一波。
孙权一直是墙头草，并且更多时候是防守态势，为什么他还要搞那么多钱呢？其实孙权的野心一直是很大的，他一直想经营辽东地区（今辽宁地区）。当时辽东地区是公孙度的地盘，并不是曹操的势力范围。由于中间隔了魏国，吴国只能通过海上与辽东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但在当时海运是非常昂贵的，需要很大的资金。
让人瞠目结舌的“大泉当千”是三国时期最大的货币增发行为，没有打开海外市场，最终吴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大滞账，曾经富庶的江南也难逃亡国之命。
从古至今，经济永远是决定战争和国家未来的最重要一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经济都是处于大滞胀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经济都是倒退的。但魏国严格控制了货币的增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没受到影响，这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战争也是如此，二战末期，德国、日本国内出现的经济危机，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
任何时期的战争，最受伤害的都是百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万两黄金就被收割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枯的不仅是士兵，也是百姓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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