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下面三个论断：
1.方孝孺不向朱棣低头导致被诛十族，不仅害了全家人的性命，还害了一众学生，这种行为太迂腐，很自私。
2.史可法拒不降清，顽强抵抗，但导致“扬州十日”，害了一城百姓；而钱谦益虽然怕死降清，却保全了南京一城百姓，很明显后者的做法更值得推崇。
3.张巡死守睢阳也是不明智的行为，应该学钱谦益投降或者撤走城中军民才对。
一、弱者有罪推论
暂且不论这三个论断对错问题，不知道提出这三个观点的人有没有想过在这些事件中要负最大责任的人是谁？
是施暴者呀！
取方孝孺全家以及学生性命的施暴者是谁？朱棣呀；扬州十日屠杀百姓的人是谁？是清军啊；要破坏平安盛世去反叛大唐祸害中原百姓的人是谁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啊。说这些话的人为什么不先谴责他们，反而将最大的责任全推给受害者呢？
我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最后才勉强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受害者有罪论。大概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吧，从来不敢找施暴者麻烦，就爱欺负受害者，一旦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进行有罪推论。
每当有女孩被侵犯了，总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是她们穿着的问题，这些指点的人就是出于这种本能做出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侵犯者是强者，被侵犯者是弱者，本能地不敢面对强者，所以转身去欺负弱者去了。
也许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弱肉强食的规则之下，动物总是向强者卑躬屈膝，而面对弱者则是一副居高临下的霸凌姿态。这种规则深深影响着人类，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潜规则，影响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
二、相互转换关系
当然了，我说它是动物的本能绝对不是骂人的意思，因为这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本能反应，这是自然界的淘汰法则影响我们基因的一个表现。请注意，上面说的强者有好人也有坏人，弱者当中也有好坏之分，甚至他们在某些语境下可以相互转换。
比如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大人是强者，小孩是弱者，大人打小孩的时候大部分人会本能地先考虑是不是小孩犯错了，然后才是家长打得对不对；但如果大人下手重了点，人们的同情心首先占据主导，小孩就变成了道德上的强者，大人变成道德上的弱者，我们会首先考虑这个大人是不是在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可能会有一闪而过的念头认为大人是无缘无故打小孩的，然后再考虑小孩是不是因为太皮才被打的。
这里提到了道德这个词，就顺便说一说方孝孺及其被诛的家人与学生。他们都是受害者，但对方孝孺而言，只有一个直接的施暴者朱棣；而对他的家人与学生而言，直接的施暴者也是朱棣，但方孝孺却是他们被杀的间接原因，所以导致一部分人认为方孝孺属于间接的施暴者。
三、道德认同论
方孝孺不低头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乃至今天肯定是占据道德制高点没错的，这个是气节问题不容置疑。所以很多人如果认同了方孝孺是道德上的强者，将朱棣看到道德上的弱者，就会本能地从道德弱者朱棣身上找原因，会发现他的残暴才是这个事件的根源。反之如果人们不认同方孝孺的道德强者身份，认为方孝孺的学生与家人的性命比方孝孺的名节重要，因同情心导致认为受害者家人与学生才是道德上的强者，就会本能地从方孝孺身上找问题，将迂腐与自私的评价给方孝孺，而真正的施暴者朱棣因为在道德层面被这类人认为是处于第二层，甚至没关系，从而选择性忽视。
所以持有开头论断中的人对方孝孺、史可法、张巡的否定，对钱谦益的肯定，终究还是道德认同的问题。方孝孺忠于的是旧主建文帝，史可法忠于的是大明，张巡忠于的是职守，这些如果是放在没有被诛十族（实际没有十族）、“扬州十日”、全城军民阵亡的语境中，可都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些都是立国之本，估计他们也不敢否定。但他们将这些道德的认同放在了性命这个关键词之下的时候，也就扭转了各方强弱属性，从而对本来是受害者进行弱者有罪推论。
四、对待态度
至于这些立国之本的道德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不过我想说的是，立国之本的道德更重要一点，因为如果这种道德不复存在了，会有更多的人遭殃。比如不忠诚的行为被过度提倡，会出现很多背叛者，对伦理秩序破坏更大，社会会更容易陷入混乱之中，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潜在的威胁。很多时候，往往是从我们内部走出去的敌人对我们伤害最大。要预防这些人出现，就需要这种道德观使人们信服。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们也是出于本能的反应。所以我更多的是提倡想办法改造他们，将焦点转移到真正的问题者（施暴者）身上，并且尽可能地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解决施暴者。
面对这类问题，我希望大家是多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当然了，能客观理性一点最好，这样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关键所在，避免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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