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了给建文帝平反，折腾了24年。按理说明成祖朱棣是篡位上台的，万历皇帝恢复建文帝的名誉，不就等于打祖宗的脸，自己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吗？要弄明白万历的动机，还得从万历的成长历程说起。
公元1572年7月5日明穆宗朱载坖驾崩，明神宗朱翊钧继位，也就是万历皇帝。不过此时的万历皇帝年仅10岁，实际上什么都不懂。所以早在病重期间明穆宗朱载坖就事先安排了三位托孤大臣，分别是高拱、张居正、高仪。其中明穆宗朱载坖后期的内阁首辅高拱是最主要的托孤大臣，其次是张居正，最后的礼部侍郎高仪有点凑数的嫌疑。
然后问题就来了，明穆宗朱载坖驾崩之前一个月多月的时间里，就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10岁的太子朱翊钧还很懵懂，身边最熟悉的人也只有太监冯保。冯保知书达理，音乐书法样样精通，造诣颇高，太子朱翊钧十分喜欢。所以冯保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朱翊钧的态度。但是恰好内阁首辅高拱非常讨厌冯保，而冯保也看不惯高拱，两人势同水火。
这个情况被张居正看在眼里，便利用了起来，暗中勾结冯保。冯保不仅给朱翊钧说了高拱的坏话，还跟朱翊钧的母亲李氏说了。本身高拱大权在握，可能有点得意忘形，李氏听着像是那么一回事，便把高拱给罢免了。
按照《明史》里的说法，高拱被罢免之后，高仪因此吓死（可能年纪大了本身有疾病）。三大托孤大臣就剩下张居正一人，可想而知内阁首辅的位置只能是他。
张居正对权力的欲望很大，掌权之后，肯定是希望年幼万历皇帝安心做好“傀儡”。所以张居正努力跟冯保、李太后搞好关系，这也是之后他推行变法改革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张居正、冯保、李太后三人将万历皇帝管教得服服帖帖，年幼无知的他开始反而很“崇拜”张居正，直到叛逆期渐渐来临。
《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万历皇帝在听张居正讲课的时候，提到了建文帝朱允炆，但是语焉不详。这不免激起了这个孩子的好奇心，不断追问之下，张居正说出了一个不知道真假的秘密，说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之后出家做了和尚，然后隐居了起来。
年幼的万历皇帝那时还很单纯，心地十分善良，不免对建文帝朱允炆产生了同情，于是便萌生了给他平反的念头。但是张居正作为当时的文臣之首，肯定是不答应的，直接驳斥了万历皇帝的这种幼稚的想法。
于是乎，万历皇帝开始对张居正产生了不满，叛逆心理出现了。
实际上张居正掌权之后，有点独断专行，打击异己，变法过程中就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希望能通过皇帝对付张居正。再加上张居正本人也不是绝对地清廉，处处以权威以及“年幼”为借口否定万历皇帝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这让万历皇帝更加不满了。
从“崇拜”到“反感”也仅仅10年时间，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马上就着手清算他了，连李太后都劝不住，可见是有多恨张居正，也足以见得这个孩子“叛逆心理”有多严重。
另外冯保因为是张居正的盟友，也被万历皇帝逐渐疏远，后面也进行了清算。
万历皇帝的这种执拗的性格一旦养成，就很难改了。毕竟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彻底掌权，高高在上，谁也管不住他，就连生母李太后也不例外。所以万历皇帝开始着手给完成童年夙愿，给建文帝朱允炆平反！
万历十四年，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年，万历皇帝开始行动了。不过明太祖朱元璋设计的“士大夫治天下”制度，却在此时大显神威了，将他气个半死。
明朝的文官制度虽然有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其一是逐渐积累容易产生了党争问题，其二是腐儒泛滥。尤其是腐儒的问题，过于古板，一切遵从祖制，自然是不可能同意给建文帝平反。结果整个朝堂全是反对声，而且言官个个都不怕死，任凭万历皇帝怎么打骂都不同意，让万历皇帝很是揪心。
前面说过万历皇帝心地很善良，舍不得杀这些忠心的官员，所以最多就是抓几个典型打一顿，解气了，然后硬忍了下来。
不仅如此，在立储问题上（国本之争），也让万历皇帝感到很难受。他一直想立最宠幸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大臣们有一半以上反对，坚持长子朱常洛才是太子人选。这件事也折腾了15年，影响还非常大。
万历皇帝就是这么执着，不服输，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喜欢跟大臣们对着干。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他才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恢复建文帝的年号，重新编写国史，记录建文年间的历史。
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始终斗不过大臣们，又不忍心诛灭他们，万历皇帝的内心委屈极了。之后他索性就自暴自弃了，开始了28年不上朝的历史，出现了皇帝不认识大臣，大臣不认识皇帝的状况。虽然大明王朝仍然能维持运作，但是很多问题也因为怠政而暴露了出来。
首先是万历皇帝后期任用宦官，搜刮民脂民膏激起民愤，社会出现动荡；其次是国本之争引发了党争，留下巨大隐患；再次是吏治没有整顿变得臃肿腐朽，大量蛀虫出现。
此前万历三大征消耗了过多的国力，而以上三个问题也一直在各个层面持续损耗国力。再加上万历晚年输了萨尔浒之战，东北地区军事压力陡增，也会消耗大量的财政，大明的衰败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明朝灭亡距离万历皇帝驾崩，仅仅24年而已，可见问题是多么地严重。
给建文帝平反这件事，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万历皇帝的善良与执拗引起的，但其过程却反映了明朝的制度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虽然中央集权高度化，但是皇帝对大臣的控制越来越弱，到了要讨价还价的地步。
明朝后期的党争本质上是这个问题的表现，是大明统治阶层分裂的信号。万历皇帝被大臣们气得28年不上朝，无疑加剧了这一进程。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难怪历史学家们会认为“明亡于万历”，看来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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