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史
想象是科幻小说的生命线。中国科幻小说在过去的百年之中，产生了愿望、可能、价值观等三种不同的想象模式和词汇暴接、感官诉诸、时间错配、情境极化、跨界隐喻等至少五种不同的表达方法。虽然想象力在科幻小说文类的构成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想象力的看法却有着两极化的差异。如何破除对想象力的错误认知，建立更多的想象方式，是未来中国科幻继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想象是科幻小说的生命线。无论是创作、阅读还是评论，想象在过程中都起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说的不可或缺，指的是一旦科幻小说中没有想象力的张扬，这类作品就会滑入现实主义。而不可替代，指的是任何一种想要通过其他元素替代想象的方法，也会使科幻小说的价值立刻大打折扣。但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力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模式、以及什么样的路径被中国作家用来展现他们的想象力？在过去很多年来，还少有人能清晰地论述。这样，一方面大家同意科幻需要想象，另一方面大家又无法从理论上发现这种想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使得科幻这种文类在文学领域一直处于某种神秘的悬置地位。
最早试图破解这种悬置的中国作家当推周作人。
周作人 ▲
1924年，他撰写了《科学小说》一文。该文开宗明义指出，当前儿童教育动辄让孩子看科幻小说（那个年代中还在使用科学小说的提法）的做法值得怀疑。他列举了凡尔纳和弗拉马里翁的小说作为案例，认为其中的所谓空气动力学、天文学、气候减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或技术，只不过是童话故事，且还缺乏童话故事的美感。 [1]他写道：“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所不同者，其中偶有抛物线等的讲义须急忙翻过去，不像童话的行行都读而已。”文章强烈地暗示，科幻小说应该有自己的想象力展现模式。至少，这种模式跟童话的展现有所区别。
顾均正 ▲
同样是对想象问题提出自己的批评，但顾均正[2]却选择了另一个角度。1932年，顾均正发表《在北极底下》序，该文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科幻文学的看法。他指出，阅读同期的英美科幻期刊让他感慨颇多。只有假定的事实没有科学的根据的作品名不副实，只能当成《西游记》《封神榜》来看待。增进科学以压缩想象，成了顾均正科幻创作的主要追求。近年来日本学者上原香发现，顾均正故事中那些具有想象力的情节，基本都是直接翻译自西方科幻小说的，他自己的创作就是给这些作品中加入一系列科学解释。
新中国建国以后，强调想象是科幻文学的核心的观点大为减少。论者虽然总会谈到科幻中存在着想象，但却乐意跟科学混杂在一起。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顾均正式思维，将科学跟幻想强烈地对立起来。但到头来，他们的尝试多数也以失败告终。例如，叶至善[3]就在《<失踪的哥哥>的自白》中承认，他想给孩子更多科学知识的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孩子记住的反而是其中的神奇想象。 [3]
叶至善 ▲
而处于种种目的所进行的限制科幻作品想象力的尝试，如新时期现实主义题材科学文艺作品征文，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 [4]
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有关想象力在中国科幻中的呈现方式和地位，都必须进行一次完整的梳理。
一、中国科幻想象的模式
研究中国科幻小说历史长河，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在某一个时段，作家们会集中采用某些独特的想象模式。这是一种类似集体行动的做法，形成了那一个时代的想象主旋律。我认为，愿望、可能、价值观，是中国科幻创作发展在三个不同时期想象模式的主线。
晚清科幻小说的幻想模式是非常容易辨认的。在那个年代中多数科幻作家的科学素养不足，对科幻作品的理解也才刚刚开始，因此，最多采用的想象模式就是书写愿望。因此，愿望模式指的是将以往早就存在了的群体或个体的愿望通过某种所谓的产品或技术出现在作品之中。这些产品或技术，多数跟科学无关，只是借用一些科学词汇，形成一种语言的外壳。以现在追溯到的第一部晚清科幻作品《月球殖民地》（荒江钓叟，1904）为例，其中的高速气球与凡尔纳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儒勒.凡尔纳，1863）中的气球绝然不同。
想象中的月球基地 ▲
凡尔纳会计算风力、绳索的强度、飞行的高度进而推算出航路和飞行的时间，但《月球殖民地》中的气球丝毫不管这些空气动力学阻碍，想多快就多快。由于现存稿件是未完成的，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气球是否还能通达真空进入月球轨道。《新纪元》（碧荷馆主人，1908）中所使用的诸多宝物，跟武侠小说中的宝物功能差异不大。但如果打上氯气炮、电子炮的标识，就立刻变成了科幻新器物。《新石头记》（吴趼人，1908）中的科技内容也可圈可点。老少年在泰山山门前给贾宝玉所做的体检，那些所谓的验骨镜、验脑镜撰写起来根本不用医学科学基础。故事中的化学博士用上百气球在空气中洒硫磺驱寒，用百座大炉蒸出热气制造春天，并由于能改变季节而成为“再造天”，其本领似乎也是愿望加倍的结果。愿望模式也不单单仅指物品的创想。愿望时代的科幻不但在科学技术和生活上的想象多数来自愿望，在社会发展上的想象也是没有理论背景的愿望产物。《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新法螺先生谈》（东海觉我，1905）中对教育和心理学的引入中国的种种畅想，《新纪元》对中国变成军事强国描写，《新中国》（陆士谔，1910）中的万国博览会，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人的某种期待或所谓的心想事成。阅读这样的作品，人们一方面为未来而憧憬，另一方面会因为没有提供通路或背后的可实现性太弱而感到失望。在社会发展方面，除了改良、立宪、共和、打击洋人之外，鲜有其他有独特性的方法。
愿望时代的中国科幻小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仅仅是词语更新就已经给作品带去了新意。
王德威 ▲
王德威用“另一种现代性”来肯定这种想象的价值。 [5]武田雅哉称其为“桃源乡的机械学”。[6]黄锦珠用“拟旧”包裹“创新”来定位这些作品[7]。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想象的新意，由于仅仅只是愿望的展现，因此跟西方科幻小说中那种由科学的繁荣带去的想象非常不同。愿望时代的作家没有科学教育和全新的价值观人生观作为基础，纯粹从儒家道家佛家观念去构想科技，难度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是作品根本没有跳出以往的古典小说的范畴，常常是作品虽然贴上科技的边角但也显得滑稽可笑。至于对新小说模式摸索，就更鲜有成果可言。也许，作家们对这种小说本身，就没有什么真诚的愿望？
恰恰是由于愿望为基础的想象模式，导致了晚清科幻小说的衰亡。这种衰亡一直到新中国建国前，都没有大的转变。前期热衷科幻繁荣且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如鲁迅早已远离科幻领域。继续坚持创作且有着科学素养的作家，由于主要阵地在科普期刊上，为了照顾科普的需求，也去掉了幻想的成分。仍然保持没有科学素养的作家，只好在鸳鸯蝴蝶派的阵地继续发表他们的作品。这样，想象成就的晚清到民国的科幻，也被想象力未能真正启动而失去了读者的青睐。[8]
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 ▲
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科幻想象的愿望模式仍然继续发展，但由于新一代作家大都具备了科学教育的初级基础，且对马克思主义等社会发展的理论有所了解，因此，愿望模式很快转移到可能模式。所谓可能模式指的是在继续保持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发展愿望的同时，通过寻找近期实现这些发展的可能性实现想象力的投射。郑文光在1958年的一个论文中，采用《往往走在科学发明的前面》来标识科幻的特性。[9]要撰写科学家大脑中的幻想，则是那个时代苏联科幻理论对中国的影响。[10]
想象模式的转变，给科幻创作带去了新的活力。晚清之后中国科幻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个时段出现。《第二个月亮》《从地球到火星》《太阳探险记》（郑文光，1954，1954，1955）用天文学和宇航科技为作品奠定了奔向太空站、火星、太阳的基础。《三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大鲸牧场》（迟书昌，1956，1961）用生物技术打造了全新的泳装和大鲸牧场。《失踪的哥哥》（叶至善，1957）用冷冻改变了生命成长的速度。《古峡迷雾》（童恩正，1960）通过想象大胆触及了社会和人文领域中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布克的奇遇》《铁鼻子的故事》（肖建亨，1962，1965）通过器官手术和电子工程，实现了头脑移植并制作了最早的可穿戴人工鼻孔。《北方的云》（刘兴诗，1962）中甚至出现了呼风唤雨的气象学。
与晚清到民国的改良、革新、共和愿望不同，新中国开启的可能模式不但给中国科幻小说带来了因为科技变革而创造的奇迹，更建立了通过社会学或政治学理论去阐发未来世界发展路径的方法。《火星建设者》（郑文光，1957）和《渤海巨龙》(王国忠，1963)等甚至开始触摸全球共产主义时代的可能式样。在作品的形式方面，由于建立了科学揭秘的故事模式，导致了文体从过去的没有章法、古体小说模式或科普创作模式变成了具有独立特征的短篇科幻叙事模式。注重民族特色的作品，如《梦游太阳系》(张然，1950)《孙悟空大闹源自世界》（郭以实，1959）《画中人》（李永铮，1963）等也开始出现。这些作品是早期在科幻中融入古典小说、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尝试。一些作品还难能可贵地将人物塑造放在重要的地位。《火星建设者》重点展现了火星探险家薛印青带领国际团队征服火星的艰辛过程。而《“科学怪人”的奇想》（迟书昌，1963）则通过祖孙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造福人类的科学愿望。
火星探险者 ▲
虽然第二时期中国作家的想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科幻文学也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但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和科技限制，这一时段的科幻小说没有能真正发展出比较多元化的、完整的长篇作品。[11]又由于这种重视近未来、重视可能性的追求，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也多数只能服务于儿童文学。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今天，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模式进入第三时期。这一时段，由于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创新中国等的促进，使创作的井喷式发展。第三时段的早期，愿望和可能模式仍然在共同支撑创作繁荣。这一点从《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1978）的脍炙人口就可以看出。但从《珊瑚岛上的死光》（童恩正，1978）《飞向人马座》（郑文光，1979）等的获奖，《温柔之乡的梦》和《月光岛》(1980)等引发的争论，直到《三体》(刘慈欣，2006，2008，2010)《北京折叠》(郝景芳，2012)等的走出国门，一种全新的想象模式已经产生和成熟。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模式。顾名思义，价值观模式就是通过孕育全新价值观从而构建另一种具有启发性的世界面貌。
刘慈欣的《三体》 ▲
《北京折叠》中的场景 ▲
价值观时期的作品内容多样，且想象丰富多彩。《珊瑚岛上的死光》一改建国以后多年不敢撰写海外华人，或者把海外华人写成具有潜在特务倾向、会带来资本主义可疑影响的做法，将主人公设置为忠诚祖国，忠诚科学，要把科学发明贡献给社会，造福全人类的新人。恰恰是因为这部作品在价值观和故事模式上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导致其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力图在以往的儿童文学基础上提升读者的年龄，是第一部货真价实的“青少年”科幻小说。故事没有放弃已经获得的愿望加可能的想象模式，但走向从更宏大的科技视野去全方位考察未来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道路。小说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美俄欧四角关系，以及掌握了科学的技术新青年形象，都是在以往想象模式上的拓展，但从相对论物理学去观察世界观察人生，使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发展。新时期科幻创作最有突破性的，是出现了《温柔之乡的梦》和《月光岛》这类触及中国当前现实的作品。
《月光岛》 ▲
小说以全新的姿态，以过去科幻中很少出现的担忧情感，把中国人当下的种种思索跟科幻小说的创意形式进行了有效融合。在《温柔之乡的梦》中，机器人的百依百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在《月光岛》中，极左思潮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本土进入了宇宙。到新世纪后，中国科幻作家对这种世界观变革的想象模式已经有了基本共识。《三体》 将作者对人类生存的宏观思考纳入现实，尽可能把中国历史和当前置于宇宙的坐标上进行回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审视过去，通达未来效果；而《北京折叠》则通过对一个城市做放大镜式的精密分析，让我们能重新体验时代给个体带去的影响。
完整地观察三个时段中出现的三种想象模式，可以看到它们的重叠连续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些变化，映衬出了中国作家探索如何采用想象的方式应对科技、文学、社会和时代变革所提出的挑战。在逐渐的过渡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从不了解科学到全面投入科学再到因为技术进步太快而疏离科学；我们的作家从完全不懂科学到沉浸于科学知识再到跳出科学从宏观把握世界观与方法论；我们的文学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断发展导致我们从不了解外国到了解外国到主动选择外国。所有这些变化推动了想象模式的改变。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体制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象模式的变化是作家对多因素变化的回应。
二、中国科幻想象的表现方法
词汇暴接
虽然从总体上看一个时代的科幻创作具有比较集中的想象模式，但具体到作品则人各有异。观察想象的具体表现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特征。下面总结的一些内容并不全面，作者只是期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词汇暴接指的是根据真实或推想的某些词汇的含义，将他们硬性拼接成一个新词并由此产生想象空间，这种方法在晚清科幻小说中最为应用。《新法螺先生谈》中的外观镜和内观镜，《新石头记》中的性质镜和验骨镜，《新纪元》中的海战知觉器和洞九渊等都是这样的词汇暴接产物。词汇暴接的基本原理，来自人类语义认知本身就是网状态的，一种词语的含义可以激活对周边一系列概念的联想。用这种方法进行想象的好处在于可以立即根据词义产生功能或者画面联想，但如果没有原理的跟进，词汇的使用过于抽象，这样的幻想方式就会给人以有名无实、夸大其词、甚至可笑之极的感觉。但词汇暴接的成功可能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因此这种方法在近年来的创作中也仍然可以使用，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和《偃师传说》（潘海天，1998）等就是成功使用这种想象方式的作品。
《小灵通漫游未来》▲
感官诉诸
所谓感官诉诸，是指通过语言描述使某种当前不存在的事物具有真实的外观从而获得存在感。这种方法在少儿和成人作品中都能使用，但在优秀的科幻作品中更为常见。《小灵通漫游未来》尽力将四个现代化的未来诉诸感官。通过气垫船、飘型车、珍珠一样的大米、报时手表等，使未来可视化。诉诸感官的撰写在《飞向人马座》中也特别突出。小说中的东方号宇宙飞船携带有全方位的虚拟现实系统，通过语音控制就能启动和关闭。这样，刚才还是狭小的飞船内舱一下子变成了开放的空间，这种感觉是想象力创造的奇迹。《三体》中的感官诉诸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小说中所谓的智子的二维展开，是当今科学界都还没有出现过的精彩描述。没有纯粹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写出这样的章节来。《时间深渊》（付强，2016）中所展示的一系列高速飞船上的时间现象，是通过相对论物理学进行的推论，而一旦这种现象成为感官信息，就导致了奇迹在作品中的产生。一般来讲，感官诉诸的质量影响到想象被接受的程度。无感官诉诸的作品常常是缺乏科幻文学意义的低劣作品。
《时间深渊》 ▲
时间错配
所谓时间错配，指的是通过将不同时间进行线性嫁接，导致场景或生活的错乱。这种想象虽然古已有之，但已经成为中国科幻小说中一个常用的手法，作品不可胜数。《新宋》（阿越，2004-2018）是一个以宋朝发生工业革命为内容的虚构小说。由于真实的宋朝并没有这样的革命，因此，属于时间错配类想象。梁清散的《新新日报馆》是另一个错配的晚清到民国的过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报馆的编辑能制造出人工智能记者，交通工具则是由小猫的能量提供的自行车。时间错配在中国科幻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将国外高科技的现实当成中国的未来撰写，这种现象曾经由王富仁提出，但在科幻中的研究还相当不足。由于时间错配已经成为当下一种新的穿越小说的常见写法，这里不再赘述。
情境极化
所谓情境极端化，指的是通过把事件发展到极端而产生的全新情境去超越在场。在刘慈欣、王晋康的近期小说中，有关宇宙诞生、毁灭、重生等的情节常常出现。《三体》中三体人和更多外星球生命对宇宙的维度变更，也是空间变化极端化的想象。在表现人类社会未来方面极端化也被采用。城市社会分层在《北京折叠》中被放大，出现了全新的外观。《荒潮》（陈楸帆，2013）是作家陈楸帆将自己家乡一个叫贵屿的小岛上电子垃圾现实进行的极端化处理。作品中，现实的贵屿变成了“硅屿”，电子垃圾不再是死的而是活的。
《荒潮 》 ▲
《闪光的生命》（柳文扬，1994）是通过将一生压缩到半个小时的极端化处理完成的。作者以此观察人类如何不忘初心，达到自己的追求。情境极端化是创作优秀科幻小说的基础，作家把握这种极端化场景的能力是作品成功的关键。
跨界隐喻
跨界隐喻指的是，通过对一个领域的某种机制或状态向另一个领域转移去实现超越在场的方法。《大鲸牧场》通过比照牧场方式放养鲸鱼，创造了新的想象空间。《失踪的哥哥》通过豆腐被冷冻后出现的孔洞，设想出使冰冻生命解冻后仍然能成活的方法。《决斗在网络》（星河，1996）中网上网下的活动相互映衬，对网上的描写多数是现实生活过程的跨界转移。《三体》中的思想钢印更是隐喻跨界的一个很好例子。魏雅华是中国科幻小说中采用跨界隐喻撰写作作品最多，内容也最为深刻的一位作家。他的《温柔之乡的梦》、《我决定跟我的机器人妻子离婚》（魏雅华，1981）等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隐喻国家文化的变革，主张从单一封闭进入一种多元的繁荣，这些都给后来的科幻创作提供了有效经验。
想象中的未来机器人妻子 ▲
三、重新审查评判标准
中国科幻小说界对想象问题既有强烈的好评也有极端的差评，并非特别难于理解的现象。四个重要的原因造就了这个现象。
想象思想史上的两极化
首先，从人类认知想象的历史上看，对这种独特的能力就带有两极化的想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想象一直是使人困惑的能力。亚里斯多德虽然提出想象力是一种表象加工，但却认为这种能力起源于人类的欲望，而欲望是容易滑入罪恶的。后人用亚当的故事来证明了这一点。柏拉图从一开始就贬低想象力。他的绝对理念体系中，想象力因为只是外物在人脑中的像生成，因此已经是远离真理、走向最外层的东西。他还由此得出了诗人是最不可靠的结论。经验主义把想象看成是观念的联想，这种能力，跟其他认知能力并无大的独特地位。给想象最高的评价来自于浪漫主义文学。在珂勒惠支看来想象是创造性的，类似外面今天说的“人类最美丽花朵”。但这样的评价好景不长，佛洛依德把想象当成一种不受控的意识状态之后，想象力的地位再度低落。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没有西方意义的想象力概念。虽然外面的文化中长期有对意义和图像之间关系的思考，但对想象力的跨界、超越不在场等观点几乎从没有涉及。[12]因此，当前中国话语场中讨论的所谓幻想或想象其实很大程度是外来文化的映射。西方观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对想象观念的两极化是一个需要单独且详细研究的问题。
弗洛伊德 ▲
对科学理解的差异
除了对想象力本身的认知差异，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差异也是造成对科幻作品中想象力两极性判断的重要成因。在中国，许多人将科学认同为真理，认同为一种不可抗拒、不可辩驳的知识集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任何跳出这些知识之外的判断都会被贴上不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一旦对科学的看法落入机械主义或以为科学等同于现有知识，对科幻作品的评价自然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科学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这个体系中已经预设了想象的存在。科学探索是对当前不了解知识区域的认知拓展，既然是不了解，就需要想象的参与。所谓思想实验就是科学应用想象的绝好例子。[13]只要注意科学界对想象的肯定的看法就会发现，这种能力是行业中罕见且难得的，同时也是成功做出发现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本身跟想象就是一体的，想象是科学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说科学研究聚焦的是在场而科幻探索不在场，那么两者的交互地带一定是那些前沿的混合区域。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人类的探索总是从已有成果转向未知领域，而一旦到达未知领域，想象的作用就极大地彰显出来。想象为科学创造新的假设并引导验证，同时，也为科幻作品创造新的背景设定和情节走向。刘兴诗曾经提出过将科幻作品跟科研过程相互衔接的看法。[14]
但科学和科幻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一种假设产生之后，要面对实验的多次检验，直到这一假设能够被接受成为常规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竞争性的假设都会被否定。但所有这些假设中的每一个都因为想象内容的不同而具有同等的科幻创意价值。作家可以为每一个想象创制一个全新的作品。每一个作品都会覆盖一个全新的不在场区域。检验科幻作品好坏的标准，就是这些想象的新颖性、大胆性和对人的思维的启发性。
一旦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来自中国科幻历史中对科幻的许多批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科幻是科学精神的弘扬者，这种弘扬是通过张扬想象，让想象在所有领域发挥作用产生的。王富仁在更高层次上讨论了科幻跟科学的关系。他在《谈谈科幻小说》中指出，想象是人类最初也是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是群体童年和个体童年的思维同构体这样的观念强调想象在科幻中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王富仁看来，想象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继续产生想象，丰富自己的形式，另一种则是面对现实，发展起理性和科学。而深谙其理的科幻，正是通过以科学形式表达人类想象或以想象形式表达的人们对理性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向往。[15]
王富仁 ▲
错误的心理学理论
长期以来，在心理学教材中一直把幻想放在一个难堪的地位。由于将再造想象、创造想象和幻想按照一个序列排布，而三者对在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们会自然地认为，幻想是想象张扬到极端的产物。但教科书中却大力否定这种最高级的想象，认为是没有边界的胡想。[16]这样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解了幻想的含义。幻想应该是指向对存在超越的。不在场是幻想的突出特征。恰恰是因为幻想能力的超越存在本性，导致了这种能力极难把握。因此，它无疑是人类思维能力中最高层的，不可能是被贬斥的。但也由于超越性导致了它的难于把握，因此，面对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发展起这种能力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可喜的是，近年来心理学教科书已经对这样的状况进行了修改。一旦这种修改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可，对科幻文学认知上的错误观念可以被更好消除。我以为，幻想是想象力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简单的表象改造，而是复杂而深刻的不在场思维。由于幻想问题比较复杂，将专门撰文论述，此处不再细谈。
未来检验的误区
对想象批评两极化的第四个产生原因是所谓必须接受未来的客观检验。一些人认为，只有能够被客观检验的科幻小说才是好的科幻小说，即想象跟现实之间的吻合是评价科幻的标准。所谓科幻应该写“能够实现的想象”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但想象力跟实现与否无关。恰恰相反，人类最伟大的花朵不是对可能实现的现象进行预写或复写，而是对多种不同观念的思考和创生。观念的创造本身就是人类超越现实的方法。科幻作品中的想象如果说对现实有益，那么这是因为这种想象让人离开现实。而科幻的作用比实现某种预言要复杂且丰富得多。抚慰人的心灵，提供多种可能的未来蓝图，建立信心，增加生活驱动力，造福个体和种群等都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古往今来，许多科幻作品并没有被现实所验证，但却仍然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品，那是因为它提供了刺激人类思考的全新资源。
瑰丽的想象世界 ▲
四、重建中国科幻的想象标准
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有关想象的一次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是将原有的科学小说标识改为科学幻想小说。黄海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海峡两岸都在1949年之后逐渐将这个词汇改为新的标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但到底谁最早、为什么这么修改，他没有答案。[17]就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数据库，找到了1948年8月《中学生》杂志上发表的符其珣翻译苏联作家萨巴林小说《工程师的失踪》。[18]这篇小说是当前发现的历史上最早是具有科学幻想小说标识的作品。可见，早在两岸分置之前，科学幻想小说这个用法已经出现。这良好地回答了黄海提出的问题。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两个作家或一两家出版机构改变用法是一回事，多数作家认同且整个社会接受，就是另一回事。海峡两岸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下，都共同确认科学幻想小说的用法应该也可以替代科学小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这类作品性质的认知共识。换言之，这一改变的确实捕捉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类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鲁迅的《月界旅行弁言》发表、科学小说改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完成是中国科幻文学领域摸索出文类独特性的肇始和第一次重大转折，那么今天必须完成第二次转折。
《月界旅行》 ▲
这个转折就是要面对丰富的、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幻文学创作，从理论上建构起想象的独特位置。与此同时，如何破除对科幻中想象的错误认知，建立更多的想象模式和找到更多想象的表达方法，是未来中国科幻继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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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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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东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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