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史
吕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系主任,现任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科幻文学,先后主持两项科幻相关的国家社科项目“中美科幻小说发展机制比较研究”、“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指导九位硕士撰写科幻相关的学位论文。
摘 要: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电影《第九区》都以人的变形为题材,在荒诞或科幻风格的背后,隐含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批判。两部作品共同探讨普遍意义上人性的幽暗之处,并进一步追问背后的伦理困局,既包括人与人之间,也涉及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关键词:《变形记》;《第九区》;伦理困局
《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在荒诞风格的背后隐含着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批判,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巨型甲虫,变形后的他丧失了人类身份,最终被亲人无情抛弃,凄凉死去。研究者大多认为该作品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以及家庭内部冷漠的金钱关系。但笔者以为,这种分析尚未触及人性深层和伦理悖论,追根究底,《变形记》是在探源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幽暗之处,进而诘问深层的人类伦理困局。
卡夫卡的这一创作意图更鲜明体现在一部“向《变形记》致敬的科幻电影”《第九区》(2009)中。小说《变形记》将人的异化放大,并荒诞化处理,而电影《第九区》则将矛盾冲突激烈化、视觉化。该影片不仅票房不俗,在业内也好评如潮。编剧颇具创意地把外星生物设计为一群宇宙难民。公司职员维库斯因意外感染,逐渐变成自己讨厌的外星生物模样。人类为了利益,不惜要活体解剖甚至生吃维库斯,并对其展开一系列追杀。人性的幽暗和伦理的困局在影片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本文将把《变形记》和《第九区》整合在一起论述,厘清其离奇情节背后的幽暗人性和伦理困局。
《第九区》▲
一
我们常说灭绝人性,是默认人性为褒义词。但本质而言,人性的组成是复杂的,在意识的最深层,既有行善的动机,也有做恶的潜能。分析《变形记》和《第九区》,周围人对变形后主人公的冷漠和残酷,可以借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这一观点来审视。阿伦特重点分析集权体制下的人性,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探源更隐秘、也更普遍意义上的人性黑洞。
需求层次理论为大众所熟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众多需求分为五种: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它们按层次逐级递升。当前一种需求被满足之后,后一层的需求才会变得尤为强烈,并被重视起来。其实, “需求”的背后,暗含着人性的自保(或自私)本能。当然,该理论也存在不少争议,譬如有人认为该理论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色彩。实事求是的讲,需求层次理论并非对每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都完全适应,但一般而言,其对普通人的适用范围是较广的。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毋庸置疑,一些生理需求是维持个体存活的物质基础,譬如呼吸、饮食。当一个人极度饥饿时,会不择手段地获取食物,道德约束力自然会变得非常脆弱。极端的案例便是古今中外广泛存在的“为了求生而吃人”的故事。历史上的海难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为了求生而吃人”成了航海界的不宣之秘,甚至有约定俗成的规矩: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决定谁被吃掉,以及谁充当杀手。代表性事件发生在1820 年,埃塞克斯(Essex)号捕鲸船在太平洋被抹香鲸撞沉,幸存的船员本可以顺风漂流到马克萨斯群岛,但为了不成为食人族的猎物,他们选择了逆风前往智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饥饿,他们也开始食用死于饥饿的难友。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据此创作了世界名著《白鲸》(Moby-Dick)。
《白鲸》▲
1949年,美国学者富勒论证了著名的“洞穴奇案”, 借以拷辨人类目前的法律和伦理极限:一群探险队员在山洞里遭遇崩塌事故,在抢救队伍抵达前,这些人即将饿死。经过讨论,探险者同意抽签,抽到“死签”者被吃掉,其他人最终获救。至于吃人者是否有罪,站在不同的伦理立场便会给出不同的答案。[1]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选择宁愿饿死,也不吃人肉。据传,海难中有英国绅士斥责同伴吃人,但他嘴里却流着口水,该绅士最终饿死。故事虽然残酷,但也非常感人,生理的需求和精神的约束发生了激烈碰撞,更能彰显出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光辉。
在生理需求满足之后,人性的恶依然有可能在某种情境下被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名著《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2]描述了两个著名实验。第一个是1961年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邀请志愿者来考察学生的单词记忆能力。在试验中,作为被测试者的学生每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会对其电击一次作为惩罚。电压由低到高,逐次调升15伏,最高甚至达到450伏。实验过程中,被电击的学生不断惨叫,请求停止测试。(当然,志愿者并不知道被电击者是演员,其实并未有电流放出)。按照常理推想,每一位善心未泯者都会停止电击。但多次试验的结果却是:来自不同职业的志愿者大约60-70%完成了实验,一直提高电压至450伏。并且,有志愿者在电击时脸上闪现出诡异笑容。第二个实验是1971年的“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将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警和囚犯。本来实验计划是15天,但由于狱警对囚犯的种种虐待行为,试验第6天就紧急叫停。这两个实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某些情境下,所谓的好人也会逐渐堕落,人性中暗黑的一面会被释放,并无止境膨胀到邪恶的地步。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进一步推演,原因更复杂,波及范围更广的恶,当属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其历史背景是,1961年,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公审,最终判处死刑。身为犹太裔思想家的阿伦特,跟踪报道了这场审判。艾希曼自称“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 [3]。作为公民,他的行为符合当时德国的法律;作为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据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来解释这种现象。她认为“平庸之恶”是广泛存在的,同时也是不易察觉的。人类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入集体意识(譬如国家机器或政治体制)中,默认一些不道德的政策或法规,虽然偶尔也可能良心不安,但却依靠制度为自己的恶行开脱。阿伦特的新锐观点一开始不被大众所理解,被指责为纳粹罪行辩护。但历史证明,阿伦特的眼光是犀利的,她跳出了战争和仇恨的狭隘范畴,冷静地去分析罪恶背后的人性和体制之源。
汉娜·阿伦特 ▲
由此看来,人性中的善与恶是并存的,各种需求的背后不仅隐藏着欲望,也隐含着行恶的动因。从这一角度再来审视《变形记》和《第九区》中的“异化”问题,也就能解读更微妙的人性幽暗之处了。
卡夫卡身为保险业务员,对社会底层有着深入观察,并在作品中竭力表现人的异化和丑恶,进而批判社会关系的麻木和残忍。
卡夫卡 ▲
《变形记》里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在阶级分层上属于中下等,有着过上幸福生活的欲望。他们对生存之艰辛的无奈,也被无助的精神压力所放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极端境地,但他们却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充满着恐惧。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里的经济支柱没了,长期赋闲的父亲只得外出工作,即使在家也身穿工作服,随时表现出对上级的惟命是从。[4]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小人物生活的艰辛,以及社会体制的残酷。一开始,家人还对格里高尔有同情心,但很快,人性的最本能需求让他们害怕。随着恐惧、悲观混杂在一起,小人物会变得逐渐冷漠和自私。为求自保,他们选择抛掉格里高尔这个沉重包袱。在格里高尔死后,其母亲还感谢上帝,很明显,这只是给自己寻求一种罪感释放或心里安慰。基于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测,如果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变成甲虫,格里高尔很可能也会是冷漠待之。笔者之所以如此判断,不是为了给小人物开脱,而是人性确实有这种恶的因子。
观看《第九区》,我们也能理解作品中人性的混乱。如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开场时的维库斯也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他守护家庭、爱恋妻子、努力工作,但同时也有虚伪、自私的缺点。为了晋升,他通过裙带关系,争取到拆迁外星人定居点的任务,视外星生命如草芥。在暴力拆迁过程中,他对着电视直播镜头微笑着讲解如何杀死外星幼儿,并用火焰喷射器烧死了无数尚未孵化的外星卵,丝毫未表露出怜悯之心,反而很陶醉这种屠杀行为。电影中的其他人类,或者认为外星人侵占了有限的地球资源,坚持要驱逐外星人;或者因感染后的维库斯有巨大的利用价值,而不惜活体解剖(甚至生吃)他。更多的普通人,当得知维库斯会传染的虚假新闻后,唯恐避之而不及,甚至不惜开枪猎杀失魂落魄的主人公。总之,感染后的维库斯似乎成了“人民公敌”。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如果是其他人被感染,我们不难推想,维库斯也将毫不犹豫地加入驱赶者或猎杀者的行列。
《第九区》主人公维库斯 ▲
二
如上文分析,人性暗黑一面(内因)的存在,决定了小人物可能在某种情境下做出恶的行为。但如果社会能够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外因),给予正确的引导,也许会尽可能减少悲剧的发生。然而人类社会所建构的伦理观念,并不是完美的,有时甚至会加速释放人性黑暗的一面。针对伦理关系的双边架构,下文将分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人与人的伦理困局;其二,人与非人的伦理困局。
1、人与人的伦理困局
关于这点,让我们从一副著名照片说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女童爬行在路上,而兀鹰就在不远的后方,等候猎食”。该照片让黑人摄影师凯文·卡特荣获普利策的新闻摄影奖(1994),但随即也招来无数的批评、谴责,甚至谩骂:“摄影师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个女孩?”大家纷纷打听该女孩的下落,询问其现状。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结果。卡特本人则在寻找未果后,迫于舆论压力而最终自杀。
《饥饿的苏丹》▲
笔者相信,摄影师卡特并非十恶不赦,是一位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救助这个女孩呢?这一问题可以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该校的两位教授比布·拉塔内和约翰·达利发现,纽约城区曾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在40多人的围观下,一个女孩被罪犯追赶,最终被拉上楼梯强暴;也有路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街上被砍的满身是血,却没有见义勇为者出现。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可以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中找到:越是数量众多的人目睹罪案,旁观者就越不会主动介入,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 [5]。身为看客的“吃瓜群众”就是这样一种被群体所裹挟的“乌合之众”,在互相的微妙期盼和不断失落中,逐渐丧失了基本的良知判断能力。
《乌合之众》▲
上述现象是大众对恶行的不制止,进一步则会在某些情境下,参与行恶。试想在纳粹大屠杀中,有多少普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恶行。很多人一开始参与迫害昔日的邻居或朋友,或者迫于压力,或者仅仅只是不愿与别人不同,不得以而为之。但后来,有的人会逐渐丧失良知,成为杀人恶魔,甚至做出比杀人更发指的残忍行为;另一些人则试图给自己寻找良心的辩解,比如“我只是服从命令,做个本分的公民”;“我是被逼无奈,不然我就死定了”;“既然他们总归是要死的,那我就让他们死得痛快些,让他们尽早解脱”;等等。
当然,这些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情况,有时我们被所谓“科学”的社会规律所蒙蔽,会以追求进步的名义,来美化自己的恶。以广泛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例,虽然在学界和精英阶层饱受批判,但这种观点却早已深入人心。家长和老师会告诉学生:“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到工作,就会被社会淘汰,活不下去”;政府会警示百姓:“落后就要挨打,就会被其他民族奴役”;哲学界更是给出了“他人即地狱”的极端观点……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似乎并不愿过多考虑付出的巨大代价。譬如,明知修建摩天高楼、开掘矿井会有工人死伤,其死亡率客观存在,但我们依然要做,也会默许亲人去从事此类工作。在生存压力之下,整个社会以自然规律的形式营造了一个紧张(甚至恐怖)的氛围,而它明显威胁到需求层次理论中的低级别需求,比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等。在这一氛围下,普通人很少去质疑所谓的“规律”,而是紧张兮兮的去做被体制认可的事情,其中不可避免的触及恶的元素。分析至此,我们再来审视《变形记》和《第九区》,就不难看出作品影射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困局。
卡夫卡有句改写自巴尔扎克的名言:“一切障碍都能够摧毁我” [6]。这鲜明体现了在身不由己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备受凌辱、苦苦挣扎的各类小人物形象。他们孤独而充满怨怒,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逆来顺受。格里高尔有着“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这种锁门行为隐喻着家人内部关系的隔膜与疏离。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则世态炎凉,卡夫卡明确写道,身为推销员的格里高尔经常在外旅行,“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自然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和社会大环境下,一个人一旦丧失谋生的能力,比如身患重疾,就会在隐喻层面上变成一只甲虫,成为公司或家庭的累赘。那么小人物(或者更广义的普通人)是如何处理此类不幸的人呢?从《变形记》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三步:首先,给他们一些怜悯;然后,会习惯其存在,采取冷漠的态度;最后,当不幸者危及小人物的利益时,最终会被清理出户。所以在《变形记》的故事结尾,最温暖的心反而会变得最残忍,格里高尔的妹妹彻底抛弃了他,全家人在格里高尔尸骨未寒之际就庆祝新生活的开始。这就是一种残忍但却合理的现实逻辑,它暗含了适者生存的所谓“自然法则”。
《Dearest Father》▲
电影《第九区》中,当科研人员为了获取DNA而要肢解男主角的时候,恐怕很多观众都会义愤填膺。这种正义的感情是自然流露的。然而,让我们来对比思考另一种场景:一名警方卧底被犯罪集团派去执行一次枪决任务。如果不执行,卧底的身份就会暴露,进而影响整个计划的成败。那么,杀还是不杀?同样是做出杀的选择,《第九区》中的反面人物是为了金钱,而假设情境中的卧底则是为了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前者为人所不齿,后者却得到很多人理解。这便推导出一个棘手的伦理问题——是否只要初衷正义、动机高尚,就可以牺牲少数派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可是,又该如何裁定动机的崇高和正义?基于这一逻辑类推,当一名宇航员被外星生物附体,必须杀掉才能拯救全体船员,该如何选择?(参考科幻电影《异形》和《普罗米修斯》)当某个村庄肆虐恶性病毒,有迅速感染周边城镇的危险,又该如何选择?(参考电影《极度恐慌》和《卡桑德拉大桥》)很明显,壮士自己选择断腕的勇气固然让人叹服,但如果是他人强迫壮士断腕,则是另外一回事。同样,《第九区》中的维库斯并没有自愿选择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只是为了能卑微的活着而努力抗争。
《异形》(左上) 《普罗米修斯》(右上)
《极度恐慌》(左下) 《卡桑德拉大桥》(右下)▲
2、人与非人的伦理困局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道德伦理还是限定在人类之间,但因为涉及到变形问题,下文所要讨论的伦理问题,就将拓展到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困局。
中国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显而易见,这句话体现了人类对他者(异族)总是怀有提防之心。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思想哲学界普遍认为人类高于其它物种,在等级关系中处于上层。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动物可以被视作有生命的机器,缺少理性的它们可以被人类任意支配;德国哲学家康德则宣称“人是目的本身”。所有这些理论支撑起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并对普通大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来推演,人和非人分属两种不同的存在范畴,人类作为高等生命可以利用或奴役低等生命,而不用背负任何道义上的责难或良心的愧疚。这种学术观念对群体和个人道德具有潜移默化且持久的影响,甚至以历史规律或自然法则的面目出现,让人在利用异类生命时不必太多诉诸良心。
普罗太戈拉 ▲ 康德 ▲
但是,这种基于物种等级的伦理学也有很大漏洞。广为流传的达尔文进化论告诉我们,生物演化具有线性的轨迹:从单细胞体到低等动物,再到灵长类,最后成为万物之灵的人。这一过程貌似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和进步性。其实,真实情况如《生命的壮阔》一书讲述的,生命进化只是随机“区域性适应”,之所以进化出越来越复杂的物种,完全是概率的结果[7]。人类也不是物种的最高等级,因为所谓等级的划分,也只是人类自己界定出来的。地球的原始时代,最初诞生的是细菌,如今仍然是细菌的天下。它们的种类已经变得难以想象之多,适应能力也变得让人为之击节赞叹:在水温高达数百度的大洋底部,在几千米深的岩石中,都有细菌的族群存在。细菌虽然在生物构造方面远比人类简单,但却是这个蔚蓝星球的隐形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只是它们的庞大家族在自我繁衍和演化时,不小心变异出来的偶然生物而已。然而,普通人很少去质疑曾经接受的所谓“常识”,也很难接受这种敬畏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念。
《生命的壮阔》▲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丧失了人形,他为之服务(卖命)的公司立刻把他抛弃,昔日的朋友也不闻不问,家人唯恐避之不及。母亲不愿意见到它;妹妹也不再给哥哥提供其过去爱吃的食物,只是在上班前匆忙用脚把草草准备的食物推进来,犹如对待一个并不喜欢的家畜;父亲则不得不结束闲散多年的生活,外出当侍者,并逐渐厌恶它,甚至出手打伤了它,并最终导致格里高尔的死亡。就连家里的女佣,也没有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有丝毫怜悯,“她兴致一来就这样无聊地滋扰”格里高尔,骂他“老屎蜕螂”,残酷地将自己的愉悦建立在格里高尔的痛苦之上。直到最后,格里高尔凄凉死去,上述人员才感觉如释重负、重获新生。
如果说《变形记》影射的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伦理关系,那么《第九区》则隐喻着人类对待外太空生物的伦理学。对于尚未经验之物,人类又建构了怎样的伦理架构呢?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代表作《三体》给出了形象的答案,向读者展示了“宇宙黑暗丛林学说” [8]。该学说针对天文学界的“费米佯谬”:如果外星生命存在的话,为什么地球上的人类从未接触到呢?有人据此否认地外文明的存在,有人则给出存在的逻辑推理,“宇宙黑暗丛林学说”便是最经典的解释之一。该观点根据人类的思维逻辑,基于两条基本的假定:生存是所有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在发展时会不断对外扩张,但可供利用的资源却不是无限的。最终,宇宙似乎变成一处黑暗的森林,不断上演着弱肉强食的血腥争斗。
《三体》▲
以此来看《第九区》,我们不难理解片中人类对外星人的强烈厌恶和排斥行为,因为它们占用了人类的资源,又不给任何回报。然而,悖谬的是,很多观众却站在片中外星人的立场上。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观众身为旁观者,看到外星人虽然像畜生一样被蹂躏,但其实他们内心与我们人类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同样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善良的他们谁都不想伤害,只想早日修复飞船,返回母星。对比之下,片中人类却由于内心的异化(为了金钱、长生或外星武器),逐渐展现丑陋的一面:无情捕杀昔日的同事好友,一些黑帮老大甚至要生吃维库斯。面对能够理解并沟通的外星人,很多观众看到片中人类被外星武器像气球一样打爆时,大呼“解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外星人不能沟通,思维模式又无法预知,人类(不论是片中人类,还是场外观众)又会怎样呢?假设你偶然看到一个如《第九区》中的外星生物向你走来。如果你手中有枪,你是否会扣动板机?尽管它可能只是过来给你一个问候性的拥抱。毕竟,人性是在生存本能上衍生出来的,对异族的防备和恐惧,促使绝大多数人会为了自保而射击,这源于人性的幽微黑洞。但人性也有温情的地方,我们总还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光明和美好的东西。就像影片最后那朵钢铁玫瑰,主人公在变形之后因被追杀而无法回家,只得偷偷送到妻子的门前,虽然它源自垃圾堆,但毕竟表达着眷顾和爱恋之情。
结语
卡夫卡的《变形记》和电影《第九区》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幽暗维度,并拷问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非人之间的伦理困局。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卡夫卡幻化成为《变形记》中的人物,比如格里高尔的弟弟、同事或邻居;或者《第九区》的导演以及同情外星人的观众,成为电影中的人类,他们又会怎样抉择?是颠覆原有的故事情节,还是“与之俱黑”?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至少我们应该借此去反思人类内心,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局限。
本文原刊于《景德镇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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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碳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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