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宁
父亲离开我们整八年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
父亲出生于中医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他就离家出走，随着二哥（我的二伯）学开汽车和修车，参加远征军到过云南，去过缅甸，参加过抗日。解放后一直在交通运输部门从事汽车材料工作。父亲当最大的官就是材料库主任，相当于副科级吧。由于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汽车一万多种零部件和材料的型号、价格、产地他都能倒背如流，如数家珍。当时被汽车材料行业美誉为“江南一枝花”，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许是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父亲做人和做事都非常小心翼翼。
父亲默默地做事，不善言谈，所以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然而文革初期，一顶“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套在了他头上。没多久，全家下放到比较偏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每当看着父亲灰头土脸地回家，看着父亲阴郁黯淡的眼神，心里莫名地涌出一种恐惧和悲戚的感觉，幼小的心灵从此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本该是天真无邪、憧憬美好未来的我，在学校里不敢和同学们说话，在家里不敢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就像一只丑小鸭躲在角落里，孤独无助。在十年浩劫中，父亲的秉性影响了我。
后来，我走上了工作岗位，随着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我有了两重性格。在单位“少讲话，多做事”几乎成了我的警示信条。上班时也像父亲一样，只是埋头工作，不喜欢与别人交谈，不善于迎合他人，特别在领导面前，尤其显得语钝、木讷。也许是这方面的原因，评选先进、晋级升迁与我无缘。但我并不为患得患失的名与利而懊伤，在我失去的同时，我得到了许多，因为我拥有宁静、轻松、快乐、健康的心境。我自信而不自负，寡言但思想活跃，情感丰富，在朋友、同学的圈子里，我能言善辩，能歌善舞，生活中我有真情意笃的朋友。有了这些，我感到很欣慰，很自豪。
父亲走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只给我们留下了做人的品质：勤奋工作、善待别人、淡泊名利。
（原载2006年3月29日黄山日报·黄山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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