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封建王朝时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个人因替父母报仇而伤人甚至杀人，曾一度被认为是“孝”的表现，也能得到百姓们的理解与同情。
武周时期，就曾发生过一起真实的替父报仇案……
据《新唐书·列传》之“孝友”记载：
武则天年间，在同州下邽县（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有一个名叫徐元庆的人，因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便一心想要为父报仇。
此后，徐元庆隐姓埋名在一个驿站当起了差役，并伺机接近赵师韫。
几年后，赵师韫升任御史，恰好在徐元庆所在的驿站下榻。于是，徐元庆便亲手手刃了仇人，随后就去投案自首，自缚报官请罪。
徐元庆投案后，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们可谓一筹莫展、左右为难：
如果说，从儒家的“孝道”作为出发点，徐元庆为父报仇一事，应该算是一种大孝，非但不用治罪，还应给予奖励。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徐元庆擅自杀人一事，也是一种公然挑战国法权威的恶劣行为，非但不能鼓励，还要予以严惩。
于是，左右为难的官员便将此事逐级上报到中央集团，以寻求此案的解决之道。
朝廷命官在官家驿站惨遭草民戕害，霎时间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而对于如何处置这个凶手，朝堂之上也是分歧不断。
那么，对于徐元庆的替父报仇案，武则天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原本，武则天念在徐元庆一片孝心，想要赦免他的死罪。
谁承想，左拾遗陈子昂却对此事有着不同的看法……
为此，陈子昂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复仇议状》的文章，就此案提出了一个折中之策：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
在陈子昂看来，徐元庆一案实属蓄意谋杀，案情清楚，按照国法理应判其死刑。但是，念其为父报仇、一片孝心，也算情有可原，因此建议执行死刑后，再对其为父尽孝的行为予以表彰。
当时，朝堂上的官员们连连点头，都觉得陈子昂的建议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一方面兼顾了孝道，而另一方面也捍卫了国法。
于是，按照陈子昂的提议，徐元庆被判处死刑，在其死后，朝廷又对其的孝义进行了一番表扬与宣传。
几十年过去了，当柳宗元读到有关徐元庆复仇案的记述，以及陈子昂所写的《复仇议状》时，却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建议不但自相矛盾，同时还违背了礼法，随后便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么，对于这件几十年前的案件，柳宗元为何会如此较真呢？
在柳宗元看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徐元庆复仇案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说，赵师韫本身就是一个虐杀无辜之徒，而地方官府又对其包庇纵容，非但不追究罪责，反而还官官相护，那么徐元庆在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正义的情况下，不得不处心积虑的杀人报仇，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守礼而行义也”，不应该判其死刑。
如果说，徐元庆的父亲本身犯罪，作为县尉的赵师韫将其杀死，并不违背法律，则其“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那么徐元庆就是罪有应得，不应该对其进行表扬和宣传。
可以说，柳宗元一针见血地就指出了审判血亲复仇案的总原则：若复仇本身合“礼”，那就应该合“法”，也应该予以奖励；若复仇本身不合“礼”，那它肯定不合“法”，就应该受到惩罚。
而柳宗元之所以驳斥陈子昂的《复仇议状》，实际上就是为了再一次强调儒家“以礼入法”的思想观念。
距今为止，徐元庆“为父报仇案”已经1000多年过去了，而陈子昂的《复仇议状》和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却依旧记录着那场千年前的“礼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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