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
唯此一役战败，竟至一蹶不振
诸葛恪新城惨败后在长江水洲上滞留一个多月不回朝，其间部队的状况惨不忍睹，士兵伤病得不到医疗救助，互相搀扶而行，有突然倒地不起的，有跌落深坑沟壑而死的，有被敌军抓走的。对这场战争的愤怒和哀痛的情绪弥漫在各阶层将士之中，诸葛恪视若无睹晏然自若。
迫于朝廷接二连三的诏书催促，诸葛恪八月回到京城。回来后，对召其回京的行为大为光火，立即召中书令孙嘿来见，劈头盖脸地指责说：“你们怎么敢妄自下达那么多诏书召我回京？”孙嘿吓得惶恐不安，告辞而出。不知是被吓出病来还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病避祸，反正孙嘿称病辞职返回家乡去了。
新城大败，对诸葛恪打击太大，像变了个人一样，接连做出一些过分离谱的事情。先是罢免了他出征新城后新任的各署令长职司，一律重新推选。愈加显示自己的威严，下属稍有不如意就会被降罪指责，因公需要经常来见诸葛恪的官员没有不提心吊胆的。紧接着又调换宫中宿卫部队，全部换成自己的亲信。更荒唐的是命令各部队整装待发，准备攻打青、徐二州。
诸葛恪这些行为使得朝野上下普遍对他大失所望，从众心一致地拥戴他迅速转变为众口一致的埋怨甚至痛恨他。
失去人心的诸葛恪离死不远了。同时期的魏国兖州刺史邓艾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趋势，说：“（诸葛）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於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诸葛）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诸葛）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
正所谓“旁观者清”，从魏国张辑、邓艾二人先后对诸葛恪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诸葛恪“当局者迷”的狭隘困境，以及其不善理政的缺陷。如果说东兴之战后，张辑看到了诸葛恪功盖其主，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只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预判诸葛恪的前景，那么，新城惨败后，邓艾则是从诸葛恪的整个执政行为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断定他不会长久。
还记得前面讲过的，诸葛恪的朋友，曾经写信劝诸葛恪不要北伐的丹阳太守聂友吗？在诸葛恪回到朝中后，聂友就预料到诸葛恪会有难，给卫将军滕胤写了封信，说：“当人强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缩，人情万端，言之悲叹。”对将要出现的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表示担忧和感叹。诸葛恪死后，孙峻忌惮聂友，想把他转为郁林太守，还没来得及安排，聂友发病忧虑而死。
想起罗振宇先生在《罗辑思维》里讲述的隋炀帝杨广的事情。罗先生认为杨广才华横溢文韬武略俱全，讨平南朝，扩建洛阳，兴修运河，干得风生水起，引得万国来朝，却在征高句丽之战中一败涂地，从此陷入失败的阴影中无法自拔，再无雄心壮志，成天纵情享乐以麻痹自己，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甚至置自己的个人生命与不顾，经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这么好个头颅，会被谁砍下来呢？”
罗先生据此得出的结论是，杨广一生顺利，突然遭遇逆境，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再也无法振作起来。这是心理不健全的表现。
诸葛恪和杨广有些类似，也是一生顺畅，在皇帝、太子、百官、外臣面前都没有输过，平定山越，东兴大捷，何等的辉煌，突然遭遇新城惨败，经受不起这个打击，再也无法自拔。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其叔父诸葛亮北伐屡败屡战，从不气馁，最后身死疆场，同样博得国人爱戴。诸葛恪只不过吃了一次败仗而已，怎么就一蹶不振了呢？这就是差距。明代李贽评论说：“诸葛恪不禁熬炼，不济，不济，有愧令叔多矣！”“不禁熬炼”，说得太妙了！
如果诸葛恪能够正视这次失败，认真检讨得失，总结失败教训，不是没有重整旗鼓的机会。虽然诸葛恪新城惨败给了司马师稳固权力的机会，但魏国内的拥曹派仍然不服司马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李丰谋杀司马师案、淮南二叛、三叛等事件。诸葛恪抓住其中的任意一次机会，特别是淮南叛乱时，完全有可能打一次翻身仗，赢回人心。
可惜诸葛恪不是这样的人。民间把这类人简单直白地说成“赢得起，输不起”，好像后面还有一句是“帽子拿来狗戴起。”后面这句话是说这类人不大正常，意思是对的，但太过刻薄，最好不用，再怎么说人和狗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人老是爱拿人和动物来类比，什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啊、什么“乌鸦有反哺之恩”啊，“羔羊有跪乳之义”啊，也是个奇怪的现象。
君臣合谋，诱杀诸葛恪
诸葛恪失去民心，招来众怒，其所作所为已经危及到吴国的社会稳定和生存发展，吴国君臣意识到不能让其继续胡作非为了。
这里有必要说说诸葛恪此时是不是吴国丞相的问题。《三国志》里没明确记载，只说其是太傅，但《建康实录》里有记载，东兴之战后“诸葛恪都督中外诸军事、荆扬二州牧、丞相”。《襄阳记》中也有记载，说西晋攻打吴国时，丞相张悌自知吴国将亡，发誓要战死沙场。诸葛诞的小儿子大司马诸葛靓劝阻张悌，张悌说“我是从小被你家丞相提拔起来的，经常担心不能死得其所，辜负了你家丞相的知遇照顾之恩。今天以身殉国，还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吗？你不要这样阻止我。”。张悌所说的“你家丞相”，指的就是诸葛恪。那么，诸葛恪此时确实就是吴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做丞相的一味胡作非为，如果不及时予以制止，这个国家很快会被搞垮。侍中、武卫将军、都乡侯孙峻准备出手了。
孙峻，字子远，是孙坚的弟弟昭义中郎将孙静曾孙，定武中郎将孙暠的孙子，散骑侍郎孙恭的儿子，算起来应该是当朝皇帝孙亮的堂侄，正经的吴国宗室。
孙峻本来是支持诸葛恪的。前面说过，孙权在为孙亮选择辅佐大臣时，就是孙峻推荐的诸葛恪。在孙权犹豫要不要诸葛恪时，也是孙峻坚持要用。也许正因为如此，孙峻才要主动出头来收拾这个残局。
值得注意的是，孙峻并不是自作主张做这件事情的，而是事前请示了皇帝孙亮，并得到孙亮同意的。虽然孙亮此时只有十一岁，还不能亲政，但也并非就是个摆设，能够同意孙峻那么干，起码说明其对诸葛恪也不满。
商量好之后，孙峻请诸葛恪晚上入宫在迎风观宴饮。诸葛恪来之前的事情有些迷信色彩，各位读者姑妄看之，不必十分当真。
诸葛恪赴宴前一晚莫名其妙地睡不着，烦躁不安，通宵不眠。第二天起来盥洗，闻到水腥臭无比。侍者拿衣服过来侍候他穿衣，衣服也腥臭无比。诸葛恪觉得太奇怪，换水换衣，还是一样的臭。诸葛恪无比郁闷。收拾好后出门，狗跑过来咬住他衣服，诸葛恪说：“这狗不想让我走吗？”就回去坐下，坐了一会，起身又走，狗又去咬住他衣服。诸葛恪让侍从把狗赶走，上车出门。《三国志》了有许多这种迷信记载，如董卓临死前去赴宴时也这样。
诸葛恪在宫门停车。孙峻已经在屋子里埋伏下士兵，担心诸葛恪不及时进来，呆在外面就有可能有人去告密，事情就会败露，反而给自己惹来祸害，就自己出去迎接，还装着不在乎的样子说：“使君（指诸葛恪）如果尊体不安，可以另外安排时间宴饮，我去告诉主上就是。”这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恪知不知道要被谋刺的事情。诸葛恪哪里知道啊，说：“我应当快点进去见主上。”
入宫路上，散骑常侍张约、朱恩悄悄传递了一封密函给诸葛恪，说：“今天的酒宴布置得异常，怀疑其中有诈。”诸葛恪看了后立即转身离去。
此时应了一句古话，合当有事。诸葛恪要走时，偏偏遇到卫将军滕胤。
滕胤和诸葛恪是亲家，诸葛恪的儿子诸葛竦娶滕胤女儿为妻。诸葛恪最初不想让滕胤知道这件事，敷衍滕胤说：“我肚子突然痛起来了，不能进去。”滕胤这时不知道孙峻的阴谋，劝诸葛恪说：“你回朝后就没见到你，现在主上布置酒宴请你，你已经走到门口，应该进去。”
诸葛恪见敷衍不过去，就把张约、朱恩的密函给滕胤看，滕胤就改劝诸葛恪回去，也许是滕胤的劝辞反而刺激了诸葛恪，诸葛恪又改变主意，说：“孙峻这小子有什么能耐害我？只是担心他们在酒食中下毒害人罢了。”就自己带着药酒进去。
诸葛恪这种性格的人就这样，自视太高，天不怕，地不怕。诸葛恪进去后带剑穿鞋上殿，先向皇帝孙亮谢恩，回到座位坐下。侍者倒酒，诸葛恪自然不会喝。孙峻为了打消诸葛恪的怀疑，说：“使君病还没好完，应当有常服的药酒，可以取来喝。”诸葛恪就喝自己带来的酒。
君臣对饮了一阵后，孙亮起身先走，孙峻也借口上厕所出去，出去后脱掉长衣，换上精干短服，提刀冲进来说：“有诏拿下诸葛恪！”诸葛恪惊吓而起，仓促之间拔不出剑来。孙峻挥刀砍杀过来，张约在旁边拔刀护卫诸葛恪，二人同时砍向对方，张约砍伤孙峻左手，孙峻砍断张约右臂。
孙峻是武卫将军，掌管宫中宿卫，宫中士兵都是他的部属，此时一拥而上，杀死诸葛恪。孙峻高呼：“只杀诸葛恪一人。”命令士兵收起兵器，清除干净地上的血污，继续喝酒。也许是压惊吧。
喝完后，孙峻让人用苇席将诸葛恪裹起来，缠上竹篾，抬出去扔到建业南边一个叫石子冈的乱坟堆里。此时诸葛恪年仅五十一岁。
一人之错，祸及全家
诸葛恪有一个弟弟，三个儿子，其被杀后，弟弟和儿子（除长子外）也惨遭杀害。
弟弟诸葛融为公安督，奋威将军。孙峻派无难督施宽去集结屯住江陵的镇东将军施绩、屯住夏口的镇南将军孙壹，以及将军全熙等攻打屯住公安的诸葛融。
诸葛融比起其兄诸葛恪来差远了，是个只知道玩耍的公子哥儿。他督公安时，秋冬射猎讲武，春夏请客吃饭。许多休假的官兵都喜欢到他这里来玩耍，甚至不远千里而来。聚会的时候就是喝酒、下棋、摴蒱、投壶、弹弓，水果不停地上，酒任意取用，完全是大型酒会游戏派对。
诸葛融到处观看，以此为乐，终日不倦。诸葛瑾、诸葛恪十分简朴，穿的衣服从来没有彩绣纹饰，诸葛融则是衣锦灿烂，奢侈绮丽。
驻守公安期间，还与施绩结下冤仇。那是250年年底，魏国征南将军王昶趁吴军十万大军西移之机发动攻势，以新城（今湖北省房县）太守州泰攻巫山（今重庆市巫山县）、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以荆州刺史、扬烈将军王基攻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王昶自攻江陵。
此时的江陵守将就是平魏将军、乐乡督施绩。王昶初战打败施绩后，又羞辱施绩，引诱其出城野战。施绩知道是魏军诱敌之计，不能贸然出击，但又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将计就计，写信给诸葛融，请他引兵接应。先由自己攻王昶，引出王昶后，诸葛融乘势攻打。诸葛融答应了施绩。
施绩倾巢而出追击王昶，王昶把施绩引诱到离城三十里的纪南（今湖北省江陵县北）时，反身杀回，与其他几路后撤部队合围施绩。这也在施绩预料之中，他也正要拖住魏军，等待诸葛融杀来，里外夹击魏军。
施绩没有预料到的是，诸葛融根本就没有来。孤军作战，很快败下阵来，损失惨重，部将锺离茂、许旻阵亡。
此战之后，孙权表扬了施绩的勇敢，但因为诸葛瑾、诸葛恪的关系，并没有处罚诸葛融，只是略加斥责。施绩和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关系本来不大好，他请诸葛融帮忙有些一厢情愿，诸葛融怎么也不可能来成全他的功绩。这之后双方关系更加恶劣。
此时诸葛融突然听说大军来攻，不知道该咋办，等到进攻部队把城包围后，没做任何抵抗，服毒而死，三个儿子也被杀。
诸葛恪的长子诸葛绰，任骑都尉时正逢吴国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二宮并争之时，诸葛绰党附鲁王孙霸。孙权处理二宮并争之事时，将其交给诸葛恪处置，本来是放了诸葛绰一马。谁知诸葛恪居然将儿子毒死了。虎毒不食子啊，不管诸葛恪是为了消除后患，还是因为儿子不与自己一起党附孙和，是政敌，都不应该这样做，这种行为太过丧心病狂。
二儿子诸葛竦，任长水校尉。小儿子诸葛建，任步兵校尉。听说诸葛恪被杀，带着母亲乘车逃亡。孙峻派骑督刘承追杀，在白都（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西南）将诸葛竦斩杀。其实诸葛竦是个明白人，多次对诸葛恪不合理的行为进行劝谏，因为诸葛恪不听从，自己总是担忧会惹来祸害，果不其然。
诸葛建逃过长江，准备北投魏国，被徐平的部曲抓获。徐平是曾任吴国零陵太守徐陵的儿子，诸葛恪征丹阳山越时，以徐平为丞，后来升任武昌左部督。也就是说徐平是诸葛恪的故吏，不忍心为难府主的儿子，就放走了诸葛建。谁知没跑多远，又被其他追兵抓获斩杀。
诸葛恪的亲戚也遭到连累。外甥都乡侯张震（张昭的孙子，张承的儿子，张承娶诸葛瑾女儿为妻）、常侍朱恩等人，全部被夷灭三族。
诸葛瑾生前对诸葛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的预测完全言中。诸葛瑾一族被满门抄斩，后继无人。后来还是以早期过继给诸葛亮的二儿子诸葛乔在蜀汉的儿子诸葛攀返祖归宗，承继香火。
诸葛恪故吏临淮人臧均上表请求收葬诸葛恪，孙亮、孙峻同意。孙休为帝时，有朝臣请求为诸葛恪立碑，遭到博士盛冲的反对。孙休也不同意，说：“盛夏出军（新城之战在夏四月），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盛冲反对得是。”
追根溯源，根在孙权
就事论事地看，孙峻最初力推诸葛恪出任辅佐大臣是为国举贤，后来谋杀诸葛恪是为国除害，尽管手段太过残忍，牵连太过广泛，但皇权体制下的宫廷政变从来没有这么单纯过，都是错综复杂的。就像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当下发生的事情，往往是前人种下的因，却被人忽视了。
诸葛恪被杀这件事仍然如此。诸葛恪一反常态的癫狂暴戾危及到吴国政权的兴衰和社会的安稳，固然该杀，但深究下去会发现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其因在孙权身上，起于二宮并争。
二宫并争时，诸葛恪是太子孙和一派。孙和被贬为南阳王后居住长沙，诸葛恪又有迁都武昌的意思，民间就出现诸葛恪要迎回孙和的谣言。而孙权病重期间确实有迎回孙和的意愿，因为女儿孙鲁班的阻扰没能实现。
孙和回归，有两种方式：一、取代孙亮；二、为王。无论哪种方式都会严重威胁到孙亮的地位，孙和、诸葛恪一党与孙亮、孙鲁班一党势必要拼死一博，而孙峻是孙鲁班的情夫，肯定会站在孙鲁班这边。
从诸葛恪同时实施的另一项政策来看，取代孙亮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政策就是将凡是在滨临长江重镇兵马集中之地的诸侯王全部迁徙到内陆地区，琅邪王，居住虎林的孙休就是因此被迁徙到丹阳郡的。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有什么理由要迁徙诸侯王呢？如果不能以孙和为帝，又怎么能让张妃“胜过其他人”呢？诸侯王妃多的是，要胜过这些王妃，只能是皇后。
在这个背景下，不论诸葛恪有没有那些错误，孙峻、孙鲁班都会对诸葛恪下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有理由相信孙峻杀诸葛恪背后有孙鲁班的影子。
直接的证据就是孙峻杀诸葛恪后，立即剥夺孙和南阳王的印玺绶带，流放新都，接着又派使者赐他自尽。如果孙峻仅仅是要杀诸葛恪，又何必急着要对孙和下手呢？
诸葛恪上任即杀孙弘，是二宮并争的延续，孙峻杀诸葛恪同样也是，这就是历代学者认为吴国是亡在孙权手里的原因。
孙峻杀了诸葛恪后，由武卫将军陡升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进封富春侯，朝中大权全部归于手中，成了继诸葛恪后的又一位权臣。（孙峻这一宗也是奇葩，其祖父定武中郎将孙暠在孙策死后就想夺权，没能成功，两个孙子孙峻、孙綝却相继成为吴国权臣，了了祖父的愿。难道篡权谋逆也有遗传？有空聊聊这家子人）
尽管有孙权种下的因，埋下了孙峻、孙鲁班争权夺利的伏笔，但如果诸葛恪应对得当，完全有可能避免这场杀身之祸，比如东兴之战后不要急于北伐，像上任之初那样继续实施各项利国利民的政策，赢取民心，巩固政权，就算孙峻、孙鲁班要兴风作浪，也可以放手一搏，鹿死谁手还为未可知啊。
诸葛恪死在自己的性格上，太过自傲，目空一切，又太过脆弱，经不起一丁点打击。当初孙权让诸葛恪辅政时，大司马吕岱就诚心告戒诸葛恪说：“现在是多难之时，你每做事务必要十思而后行。”诸葛恪回答说：“春秋时鲁国的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闻后说'考虑两次就可以了’，现在你叫我十思，这是在说我太笨了吗？”噎得吕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太自负了。
几乎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诸葛恪都是见谁怼谁，不论是皇帝、太子，还是大臣、朋友，毫无谦卑，毫无自省，这样的人搞政治，有一个死一个，有两个死一双，有多少死多少，典型的有假包换的性格悲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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