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的对，叫“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西方人以对上帝的信仰来安心立命，我们中国人以什么来安心立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心。
东周末年天下大乱，周王室被架空，上百个诸候小国彼此征战血流成河，当时的中国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是作为一个整体民族解体了；二是出现伟大的引路的先哲。我们的民族是幸运的，在先秦时出现了一批论道的哲人，纷纷开创了他们的学派，就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 到了汉朝，政治家汉武帝和思想家董仲舒联起手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定儒家为一尊，于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形成了，就是古人所说的道统成立了，这个道统以儒家为根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两汉经学”时期。 东汉末年又乱了，礼教得不到遵守，再一次礼崩乐坏，中国人好象无路可走了，结果发现还有一条路，就是道家的路，中国文化进入了“魏晋玄学”阶段。玄学就是形而上学的道家学说，玄学的思想努力并不能阻止中国文化生命的衰落，整个民族依然是没有精神家园的，只有少数文人得到了精神解脱，叫“得大自在”，形成了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典型的就是“竹林七贤”。中国文化精神那时成了少数人的实践。在中国文化生命濒于死亡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次拯救的机会，佛学在两汉之际传入了中国。
中国思想遇到了印度来的佛学思想，在翻译佛经的阶段，大量的佛学思想无法翻译成汉语，它表明中国思想中缺这块。经过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理解消化吸收，到了唐朝，我们终于做到了让佛经说汉语了，它表明佛学思想进入了中国，成为了中国思想的一部分。它为宋明新儒学的产生做好了准备，中国的问题虽没有解决，但我们有了解决的希望。因为受佛学思想的启发，我们居然有了一个禅宗，禅宗的法门就是怎么修心，大纲十六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就是佛教中的心学。得到佛学启发的中国人开始要完成一件事，就是“返本开新”，在原有道统的基础上开出新道统来，仍然是儒家的，但要有新道统。
这个新道统指向什么？就是要树立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王阳明说：每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能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宋明新儒学是儒释道三家合流，但以儒为根本。阳明心学为什么没能大行天下，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入主中原，清朝用军机衙门取代了宰相制度，用军事统治取代了士大夫政治，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关怀的路径。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了解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和中国文化命运展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中国古代文化新道统的开创者--阳明心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树立独立的人格，如何建构道德自觉的主体。这个建构实际上是心的建构，这个道德自觉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不可能以宗教信仰立心，因为我们还是中国人，但我们仍然需要解决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你除了是个物欲的个人，还有没有自己可以安心立命的地方？活的有道德。这是今天摆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在考虑人生意义人生价值人生目标的时候，必须得到哲学的启示，我们的人生缺失这段教育，终要补课。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中国人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他又如何能相信别人。随着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的解体，我们步入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但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却没有精神基础，人最终沦为了物欲的个人。人生树不起信念来，只有一个功利的目标，并用功利的目标取代了人生的目标。然后每个人又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熟人社会或叫人情社会。
从孔子的角度来说，这叫不仁者，就是心没安顿好。出世方能安顿我们的心，出世而后再入世。出世是为了安顿我们的心，心安顿好了，再回到现实中生活，这叫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人要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解决的方案只有一条，就是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出世是第一步，安顿我们的无限性；入世是第二步，按你领悟的实践吧。实践也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超验的神，而是奉献给天下，“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体本有，我们没有发现它，是因为心被遮蔽了，将种种妄念祛除掉，禅宗叫去蔽，这个去蔽的功夫就叫修行。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我们本自具足，只是你没发现它而已。这样我们便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这个哲学是提高我们生命情感境界的学问，不是提高我们头脑中知识的学问。头脑不会有风暴，头脑中只会有知识和观念，心灵才是会起风暴的。心灵给我们的行为提供动力。中国哲学是我们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化是我们的心灵归宿。
中西文化差别巨大，根源又在哪儿？哲学都是追求普遍真理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哲学是通过理性逻辑把普遍真理找出来，而中国哲学是从生命情感把普遍真理说出来。西方人认为情感是主观性偶然性的，人与人的情感又千差万别，在这里怎么会有真理呢？这就是西方思想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恰恰认为真理一开始就原始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情感里，因为人类的情感和动物的情绪不是一回事，人类的情感里面包含着生命体验，而在生命体验上，人与人的情感有共同的地方。我们把生命情感中生命体验的真相说出来，那就是把普遍真理说出来。儒家是这样做的，道家、墨家、法家也一样。他们走了一条从生命情感去阐发普遍真理的道路，这是中国先秦哲学的共同特点。
我们今天阅读先秦儒家道家的典籍，会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判断演绎、没有概念推论。比如，庄子的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章里充满了宏大的境界、生动的形象。中国人没有做一个和文学完全隔离开来、和历史完全隔离开来的纯粹的概念体系的哲学，于是西方人就说我们没有哲学。实际上当我们读先秦儒家道家的典籍时，我们不是在读一套概念体系和理性逻辑，我们是在读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受。如果我们不读那些经典文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感受就是散漫的、不成境界的，它只是积累在那里罢了。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生命境界。
儒家和道家为什么是不同的学派呢？因为它们提升我们生命感受为一种生命境界的角度不同。儒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道德境界；道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天地境界。两汉之际，佛学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理解消化吸收后中国化了，佛学思想也进入了中国文化。佛家的经典如《金刚经》等，把生命感受提升为解脱的境界，解脱生死之苦恼。儒家教我们有德性，道家教我们得自在，佛家教我们得解脱。到了宋明的时候，儒、道、佛三者合一，糅合起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境界。作为中国人，儒、道、佛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不管你读过没读过书，也不管你识字与否，因为我们活在汉语的世界里，它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西方人通过苏格拉底的哲学分出两个世界：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又建立了一个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对立体，并认为真理在理念世界，不在感性世界。他们一直要用理念来支配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如果不符合理念就要改造，这就是西方思想。中国思想中从来没有改造实践的要求，因为中国人没有理念体系拿来对比。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感性生命的世界，真理全在这个世界里。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根本点。
中国人没有把理念事实和感性事物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实事求是”是中国哲学的命题。在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客观规律叫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违背人之常情，中国人不能把道理和生命情感区分开来，情和理高度融合。中国人在用“道理”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想着纯粹的理性法则，而是意为人之常情。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真理全在里面。我们只要求人人去弘扬自己的“心”，即生命情感。
总之，中国文化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是理性规范的精神，那么到底哪一种更高呢？也许大家会说这是不同的文化精神，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其实，还是有优劣高低之分的。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就要严格地遵守规则，就市场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来说，中国文化精神显得不如欧洲文化精神适用，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的文化给抹平了。其实我们的文化精神比他们的高。例如，我们读西方哲学著作，严密的范畴演绎和概念推理，把我们的理性思维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密，其效果和学数学差不多。我们读先秦的中国哲学著作，则没有严密的逻辑思考和理性推理，但我们在养心，读出了我们的生命感受并把它提升为生命境界。学西方哲学叫锻炼头脑。
头脑和心有区别吗？举个例子，某人失恋了，找知心朋友倾诉。这个朋友劝他：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在理性上完全正确。失恋的人一听，完全认同，于是头脑中作出一个决定，要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他刚刚做好这个决定，心里又难受起来了。正如李清照的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头脑和心的区別是很清楚的。那么，头脑和心，哪一个更可怕？心更可怕。当我们面对命运的挑战，我们被考验的绝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从哪里来？心灵的力量来自我们生命情感的壮大和升华。这种力量无法用大脑从西方哲学著作中学到，只能通过对中国本民族的伟大人文经典的阅读来滋养，直到把我们的心养得和天一样大。
编辑于 2020-07-29 ·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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