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吗？能够担当中国文化自信推动强国经济和谐世界的任务吗？这是每个研究学习国学者都面临的问题。
在当代，最热门话题之一是中国崛起后，在“平天下”过程中，即国际力量格局的重新洗牌过程会否引发“文明的冲突”，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了全球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由此形成了新的全球竞争新格局。
如果说，2500年前的中国“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知识分子为了各诸侯国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崛起而贡献其智力、为天下的统一与和谐进行争鸣、进行游说、进行合纵连横的路演、营销、推荐自己的理论与学说，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第一轮高峰；当代中国在强国过程中，也需要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重新重构、重组、扬弃，从而萃取2500年前的思想精华，为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理解中国服务。
中国走向世界，首先需要中国文化国际化、中国价值国际化、中国经济崛起后才能和平地国际化，中国才会顺利地向全球推广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货币、中国的标准、中国的品牌，从而形成中国化的“世界”。当然，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实力对比中的真正崛起。反过来讲，中国经济中最开放最具有活力的资本国际化过程，必然导致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组分即儒学的国际化。
为了更清晰地定位中国崛起后会否引发文明的冲突，我们有必要回顾新教革命与资本主义运动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崛起的背后，是新教运动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相互促进。新教的崛起与西方世界文化价值的重构，个体彻底摆脱了发财致富与精神提升之间的隔离与冲突，当发财致富成为接近天堂的“修持”行为，人性中恶的力量全面释放，从而将个体道德精神边界的打破，让人性恶的力量的解放，对内形成了“羊吃人”的以圈地运动为标志的“治国”崛起过程，对外引发了地球“大发现”和全球殖民浪潮，即形成了西方标准下的“平天下”血腥过程。因此，新教革命下的资本主义运动，是资本增值为核心、个人实现和精神重塑的全方位经济、政治、文化和传统精神价值洗牌式重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物化过程，是对人类文明的全盘异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危机、冲突、战争，周而复始，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三百年河西，三百年河东”，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世界的和谐问题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到中华文明身上。但是，西方基于新教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后的国际冲突的痛苦历史的回忆，对于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出现新的“平天下”过程，矛盾、冲突、战争必然出现。
为此，当代中国学者有任务有义务与西方文明主动对话，介绍、解析、宣扬中华文明的仁爱为核心的和平本性、和平基因。具有25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在与自然交往、在与民族竞争、在与列强对抗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基因结构，具备了开放、包容、和平、进取、自新与复制的能力。
当代世界，正处于新“战国时代”，以G7为代表的列强，类似于中国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七雄”，以“金砖四国”、“南南合作”和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类似于2500前的边远弱小诸侯国。老大中国如果要老树新芽，凝聚可持续的后发优势，需要在新“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继承、发扬、扬弃传统文化，萃取其精华、创造出与时代需要相适配的仁爱新文化，从而扩展、创新儒学新功能和作用边界，从与基督教博爱务标榜的国际对话的话语权中占有一席之地。
诞生于农业文明初级阶段的时代，儒学在分工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可能无法全面预先规划和满足信息化时代中“精细分工”对协同的高度需求。但是，由于儒学直达人性的基本需求、直指人心的最深需要，后工业化或者信息化时代的人，只要仍然是以肉体形式存在，就仍然在原始儒学的“原则”范围中，因为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变的只是实现人生目标的方法和具体路径。
在新战国时代，既有G7的连横的游戏规则，也有“金砖四国”内部的协调规则，也有南南之间的合纵联盟，更有G20的复合博弈。这些游戏、矛盾、联盟、博弈，既可以表现为国家集团联合对付中小国家的血腥的热战争，也有表现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甚至货币的无形冷“战争”。要想在新战国时代和平崛起，现代中国有必要以儒学为核心融合古典百家思想的基础上，开放吸收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补与重构的关系，从而重塑、发展和丰富中华儒学，让儒学在现代化背景下与全球的文明进行对接、融合，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同时，开放世界文明进入中国，从而为新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文化新生的“干细胞”，即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国文明滋养下，不断复制强化提升自己的功能。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华文化国际化与世界文明中国化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要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联结与对话，需要对中华文明进行现代化的解读，让世界人民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容易消化并享受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在现代世界，“资本”最具有国际性，因为资本无“国界”。利用“资本”的视角，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经典进行解读、解构、重组与创新，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新路子。李国旺先生是资本市场的实践者，他利用资本估值的理论，以“公司估值”的方法，对中华文明中儒家学说进行重新审核、估值，从而再发现并发掘了儒学的新价值。他独具慧眼，选择《大学》为儒学的“核心资产”，考核、分析、解剖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优秀基因，剖析中华文明面对各种挑战不断新生过程的阵痛、解析中华文明重生与复兴的艰难，并通过“亲眼”观察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在现代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传播、实践、发扬的过程，通过解读“资本精英”们自觉运用中国优秀文化成功地进行实践并提升自己“幸福”生活的经验，向读者提供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智本家“众生相”和他们实践路线图，从而将常人理解成“曲高和寡”的国学日常化，即生命之道就在我们的吃饭睡觉生活工作中，如果你自觉运用国学的精神进行生活和工作，你的精神边界和你的事业边界就可能会自然扩展，这种扩展是在“大家用了都说好”的和谐状态中实现。
这是因为，人的和谐是各种关系的和谐。按马克思的讲法，人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儒家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处理各种关系中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包括知识、真理、心理、身体、品德以及家庭和满、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为了达成和谐的极致即中庸的致中和目标，《大学》认为，个体不仅要追求真理、提升品德，为此要处理好自己的心理问题、家庭问题、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问题。
李国旺先生全面解剖、重组了《大学》外在结构中的“三纲”“七证”和“八目”，还通过现代物理学理论提供的方法，发现了《大学》的暗结构即“三不主义”或者“三大纪律”，即发现了《大学》内含的“不与天斗、不与地斗、不与人斗”中指向的环境友好、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精神，即现代智本家需要在生态责任和社会责任上做贡献，才能在科技创新中享受风险溢价。“三大纪律”与《大学》中的人性“八方力量”共同组成了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将古老的儒家学说与现代人生的规划方法进行对接，使儒学在实践中具备了可操作性，使儒学走向国际的圣诞中具备可推广性。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企业的利益各方必然处于国家利益、机构利益、居民利益和国际利益的格局中，无论是谁，都无法摆脱“四方力量”的利益博弈格局，无论你吃喝玩乐还是购买房屋洗车，都受到四方力量的制约。利用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操作模型，李国旺先生提出，无论是国家资本、机构（厂商）资本、居民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实现在博弈中的协调进而形成协同关系，要在博弈中实现可持续的利益增长，“修身”是解决各方利益冲突和满足各方利益的根本之道，是重构、扩展、创造、优化个体、厂商、国家和国际资本利益的共同支点，也是构建利益各方彼此行为边界和道德底线的共同“锚点”。完成这个共同的利益支点构建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中华文化的肩膀上，这是因为中国的仁爱思想，体现了“我要生活得好，得让你也生活好”的换位思维，儒学体现的中华精神文明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好理论体系。因为儒学是一种包容、宽容、大气的大思维，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气象、大格局，只有这种大格局，才能为新战国时代提供和平的“解决方案”，因此儒家学说成果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李国旺先生通过类似“资本估值”的研究方法，重新发现、发掘、萃取了中华古典文明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人本精神，必然后引领和帮助人类在解决西方新教文明带给现代的“文明病”后，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阶段。因此，在对《大学》明暗信息的分析、获取和提炼中，通过“三大纪律、四方力量、七步论证、八方力量”的分析与解构重组，李国旺先生为儒学研究与实践运用提供了新空间：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只要你明德和亲民，就会开辟出与众不同的人生境界，塑造出你独一无二的发展空间，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搞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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