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草何离离
——母逝三周年祭
母亲离开后,时不时在手机里翻看到她的电话号,一直没有响起,欲拨且止。三年了,虽然感觉她从未走远,按民俗三年该有个纪念仪式了。过去有三年丁忧,之所以三年,是报恩父母怀抱不离手屎一把尿一把的幼时三年。没有了“晓苫枕砖”的三年丁忧,竟何事可寄思念?心里明白,水往低处流,爱也是往下传递的,谁又真的能做到爱父母如爱子女呢?远古典籍《尧典》里关于舜的大孝是经几次不合常理的考验,读过后更觉得“孝”字于我是有愧心的,因此为父母作文自是不敢言孝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到父母的形与神越来越明显地在自己身上显现,特别是在失去他们之后,愈发地浓了。承载着父母赋予我的形与神,继续递传前行,大概也是一种怀念的意义。
在父亲去世十周年里,我写了纪念他的文字,满篇都是他自己的谨慎和对子女的严厉,那篇文字的记事多是我成长中与他的冲突场景。母亲的往事里,正好相反,她的一生多数行事无形中纵容了我内心的张狂。严厉下的张狂冲动,恰是贯穿人一生的“理智与情感”大主题,如影随形也缺一不可。也许这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年代里的平常,都说如今已转入慈父严母的时代了。
如果说父亲传给我是理性的一面,母亲传给我的是诗性(如果我还算有点诗性的话)。其实我所说的诗性并非说能写恃,实际上我资质平平不懂写诗,是指心中一直有写诗和被诗感化(读懂诗)的妄想。所谓的诗和远方,我想每个人大约都有或有过这种妄想吧。有人说黄河孕育了理性的儒家文化,长江激荡了浪漫的诗性文化,华夏两条江河的不息形成了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丰满了中国文化。我的幸运在于,父亲传给的理性和母亲传给的诗性,造化了我,让我在极其平凡无奇的经历中,偶能发现理智和冲动的均衡和合之美。正是因为这个发现,我至少可以大致从容地直面这个好坏参半、悲欣交集的世界,不厌弃自己,亦不厌世。
有五个子女当时也算是大家庭,从我姐开始每隔三岁顺序排到我出生时,无论国家还是小家,都经历了各种尝试和折腾之后,日子在慢慢地往好的方向转。所以身为家里老幺,自小总是被照顾的有些矫情。自记事的几岁起,就根据大人们平常所说,知道村里有几户邋遢的人,特别是马路对面的柯家表婶。她的房屋是被族人兄弟挤在中间细长的一路,从门口看进去黑洞洞。那时别人已经把猪养在屋前屋后的圈里,她家的猪还养在屋里。最被人乐道的事情是她常不洗脸,或者洗脸就洗正脸一块,脖子耳朵积污垢成痂,发生过在晚上老鼠去咬她耳朵积垢的事,——这是介绍柯家表婶的标签性事件。我因为矫情,从不进她的屋门,路过时她好心掰一块她手上正在吃的馍给我,我一定是低头快步离开,暗自觉得恶心。某一次我玩饿了回家,还没到吃饭时间,母亲和我姐在灶房门口忙碌着,还没等我说饿,母亲从案上拿过一块浆巴馍给我先打尖儿。浆巴馍是用秋收前的嫩玉米,剥粒磨成浆在盆里至少发酵一晚,再用于加工成饼。因为有发酵后的酸味加上油盐,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就是粗粮细作的美味。
我一口气囫囵吞枣地吃完了,抹一下嘴问还有没有,我还想吃。母亲先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很好吃,感觉比平时做的味道都好。母亲和姐姐一起笑了起来,笑里都有点不怀好意。母亲笑声还没止住就说:这是柯表婶刚送来的。……。受了愚弄当时想胡搅蛮缠,不过自己被问之下说好吃,先失了面子,想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跺跺脚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子躲出去。
母亲虽然在我小时候以她的方式修理了我的这个矫情,不过在后来长大工作后,母亲还是一直迁就我的矫情。成年以后从外地回去,即便她在别人家吃饭,也不勉强我去。有时是人家有意邀请,她也会替我挡驾。实际上后来出门在外吃住多了,也没那么矫情,也懂得了老家乡亲请吃饭是很当真的。
我不知道母亲用这种方式治我的矫情,是从哪里学到的计谋,是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她自身的经历。她自己说她的年代能上高小(过去小学五、六年级称高小)已经很难得了,她一生都很在乎她能识字,会拿我的课本或者报纸读出声来。也很在乎谁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并为此与我小舅也就是她的弟弟较劲了一辈子。两家孩子多,也都陆续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教育,在村子里是不多的。大表哥在恢复高考后没两年那个最难的高考年代考上理工名校,小舅的兴奋理所当然是溢于言表的。有了大表哥的标杆,接下来的超越是很难的。大表哥一口气本硕博连续十年在那所名校里,并留校任教,寒暑假往返要近二十多次把光环带回小山村里,对弟、妹们的激励不小,不过后来同辈里的确也没人超越大表哥。小舅溢于言表的兴奋对母亲是有刺激的,她也耿耿于怀,很多年来从没有放弃过找机会反击小舅,一直延续到第三代的高考。
母亲的好强不仅在孩子的学习,争胜好强是父亲评价母亲最多的一个词,这个词贯穿了她的一生。我出生在农历十月初,正是收挖红薯的季节,那时还是集体劳动的年代,父亲在县城里工作,地里的活就靠母亲。为了能够不欠人情的分到红薯,母亲在月子里就下地干活了。后来她常对我说起这一段事,并不是为诉苦,“没啥受不了的”——最后总是这样一句总结。
这些更多显示得是母性一面。母亲诗性的一面是在她自始至终的好奇心和直言不讳、不顾及情面的侠义心。我常感叹所有有组织的人和被统一教材教化的人,言语和行为理性趋同而无味,很容易归于千篇一律、面目模糊的群类。所以艺术家时常厌倦趋同化的城市群类生活,出走在简单甚至原始的地方获得灵感,寻找“异样的人们”。像沈从文的湘西,郁达夫山居中的《迟桂花》。也有如梅里美,在物欲绑架的磨具化世界里,找到卡门(也许翻译成嘉尔曼更适合一个女孩的名字)的个性重现、返璞归真,甚至于“道德返极”。
我毕业到南方谋生,稍稍稳定之后,会接母亲来南方住一阵子。十多年里先后三次有半年多的时间,带她走了不少的地方,她话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怪”,她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其实并不全是她久居乡间的少见让她大开眼界所致,此前的很多年里,哥姐们也带她住在省城西安,游过苏杭,也见识过一些别样的世界。她对山川异物有着孩童一样的好奇,揣摩并追根究底。她的追问我所能准确回答的比例不高,我想即便我带着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不一定满足她的好奇。“这个山石咋长得这么怪?”,“这种果子很怪,我们家乡咋没见种”,“海很怪,深不见底,鱼鳖海怪,千奇百怪”,“广东人方言很怪,是鸟语吧?鸟能听懂”……
对母亲的这些怪问,大多时候我都搪塞过去了。父母对童子的疑问大都一一解惑,即便当时不能回答,也多会在事后查证再回答。多年以后,我在看书时受到启发,才想起母亲的哪些“怪问”,如童子之问,也如楚辞的《天问》,都有诗人之问的意义。也是这件事,让我警醒自愧:母亲是传给了我诗性,正是因为没能做到爱父母如子女去解答怪问,诗性日渐散发,我也终不得成为诗人。
是的,活到现在的年龄,也懂得了自己平庸的原因。一路走来,我们都轻易屈从于各种挤压,渐渐进了装人的磨具,变成规矩、四平八稳,甚至世故,甚至油腻。而被磨去的恰是母亲曾传递给我的“天问”。母亲的“天问”之后,真的是有诗人般的独立特行。记得我姐嫁妆的木工是村里一个姨父在我家里现做的,做完不久就是我姐的出嫁的日子。嫁女前一晚送礼叫“填箱”,意思是亲朋送来的礼品填在嫁妆箱柜里,以显得娘家族人的殷实。在我姐出嫁的年月,虽然也多是送被单、枕巾、脸盆之类的物品,不过送钱也已经时兴了。我那木匠姨父那天来送礼却是空着手,说是用前不久做嫁妆的木工工钱抵礼金。据说工钱有七八块,如果算作礼金,在当时已是重礼。母亲当时没有言语,第二天按礼节请了木匠姨父来家吃了酒席。再过几天忙完嫁女的事,母亲拿着钱径直去了木匠姨父的家,把工钱照数给了他。能想象的到姨父当时的尴尬。母亲回来说,礼就是礼,工钱就是工钱。
多年来我一想起这件事,只替那个木匠姨父委屈。而母亲终其一生都是直言不讳,常常让人下不了台。而我成年后的行事离母亲的这种做法越来越远,还得意地认为自己得着了处世秘籍。是的,人成年后总是越来越懂人情世故,各种弯弯绕绕以不得罪人为好。不过人骨子里还是喜欢直言的人,所以母亲在农村里,一面不断地因言语爽直得罪着人,一面也受着极大的尊重。在我老家农村,娶亲时男方须有一个德高望重、为人母且儿女双全的人去女方娘家把新娘接回来,称作“迎亲”。这个“迎亲”的角色很重要,儿女双全是图吉利,而德高望重才有可能在女方娘家出难题时(出嫁那天娘家人有意出难题,拖延新娘出门,是当时的风俗),有相机处理的能力,顺利地接回新娘。在我记事至初中毕业的那些年里,母亲无疑是村里接回新娘最多的“迎亲”。有时,也会去外村亲戚家担当“迎亲”的角色。记得在我上小学前的某一年,母亲带我提前一天去几里外的亲戚家,婚礼当天她要再去几里地外的新娘家迎娶,我要在新郎家等一天。旁晚母亲还没有接回新娘,我瞌睡了就被人安排在洞房里睡了。我想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能在新房里睡觉,也一定是托了母亲“迎亲”这一角色的尊贵。结果我尿床了,把迎新的床尿湿了。我不记得后来怎么处理的,大约知道后来硬是把尿婚床这样的“糗事”编排成吉利的说辞,助兴大喜。
事后说起尿婚床,自然成了件得意的事,是母亲滋长了我张狂的一面。在纪念父亲的文字里,我重笔写了我四五岁时,上树摘了邮电局大院的葡萄,被父亲责罚的事。当时父亲是县邮电局局长,偷摘葡萄的事被大院另一个同龄小孩告状,父亲罚我跪在门口很久不准起身,母亲情急之下,拉起我径直步行回乡下。乡下的家距离县城七十多公里,当天一口气走了五十里。我们走后的大半天时间,父亲肯定很着急,还好当时的邮电局有情报优势,父亲联系了必经之路上的邮政点,天快黑时在一个镇上被邮政的人拦住,劝我们返回。母亲一生都在说偏心于我(实质上她对我们姐弟几个是一视同仁的),直到去世前,听到电话里是我的声音,第一句就是“我小(幺)儿子的电话”,很多时候,她会直接说“我的心尖尖儿”。“我的心尖尖儿”只有在至亲的人口中才不会觉得肉麻,已过五十岁的年龄,还被八十多岁的母亲这样甜腻地呼着,也就心安理得接受了。这样的词母亲也会用于她的外孙女。姐姐的大女儿是下一代的老大,出生在老家,自小乖巧,与母亲相处的时间长,感情深。
虽然我没有考证,“心尖尖儿”这词母亲应该没有再用于其他地方。我分析原因,觉得这亲情至深的词里,隐含着我一直没有长大的意义。我和大外甥女从高中毕业起,都去了很远的外地,自此就长年不在老家,我们在母亲心中的形象就固化在高中那个还可以勉强称“心尖尖儿”的年纪。至于我们后来也都成家立业,经历了很多人事,也在人面前装模做样,故作成熟镇定的成年人形象,她是难得一见的。
其他的事的确无关母子亲情。母亲到南方我的家,除了亲戚,我有意没有让她接触同事和社会上交往的人。她知道些关于在南方混日子的艰难,出于关心我的生存状况,她有时也会打听,我都含糊其辞,工作的事我从不告诉她。最后几年,她大约知道了我一直还在正道上,还隐隐听到我还有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社会职务,虽然我从来没有给她确认,她觉得我多少还是有益于社会的,她也就不再着意打听了,又完全回归到最初的母子相处之道。
随着我到县城读高中,全家都搬去县城生活了许多年。在县城里这些年,记忆里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故事,也就是家务应酬的形象。她是属于农村开阔自由天地的。果然在父亲退休他们再次回到农村时,我已远行上大学、工作,慢慢地又听到多了些母亲的故事。其实父亲是计划退休后长期住在城里,母亲坚持回农村去,为此二人少不了很多的争执。母亲自己先回去收拾多年未住的老宅,父亲无奈之下做出回农村养老的打算。
女儿周岁那年,我接她去南方住了几个月。离开自由的农村,城市生活各种管束,处处需花钱,让她埋怨了一路。虽然深圳、珠海一些景区让她一时觉得新奇,她还是惦记她的那个山村,总提买票回家的事。游船穿过澳氹大桥近看澳门街区,船上的游人很兴奋,母亲双手紧扣船舷,显得局促不安。我只是觉得她从山里来,对海有陌生感进而会稍有恐惧。下船后她的埋怨却是,局促在一屋大小的船舱颠簸着,人只在容身之间大半个个时辰,不得自由行动。她是觉得她的乡村虽小,信步至田头或邻村也可自由挥洒一顿饭的功夫。她不接受行动的不自由。
后来我陪她出游,都是随她信步,不去管什么合理路线。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也就没有受到组织的压力和职场的内卷,她的世界是随心所欲的世界。而她也不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某一年我的一个发小在老家的一个场合遇到母亲,我母亲提到我说:我儿子在外面也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他随我的好强,不轻易麻烦熟人。其实她这是在表白她的争胜好强,她知道有好几个事业有成的亲戚离我很近,她看到了我们还保持着亲朋之间应有的尊重,并没有“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而乱了分寸。这些倒不仅仅是传自于母亲的好强,也有父亲传递的理性。
父亲去世到母亲离开的十几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每次回去听到最多的是母亲姐弟俩的故事,从几十年没分胜负就知道故事并不平淡,有一定的曲折跌宕。有些是乡村里的家长里短,谁对谁错,也有关于两边孩子的比拼。表兄弟姐妹其实都知道,自己的成功与失错外露出的那一部分,成了她姐弟俩斗法的武器,已上升到乡绅德望的高度。我们开始有些担心,担心他们和城市流行的各种人际内卷一样,会大耗元气。后来的进展让我们释然,就任由他们一如少年般的争胜,反而羞愧了我们晚一辈的轻易言败,小心谨慎周旋在世故练达的人际中。母亲去世,我见到了衰老憔悴的小舅,一时间有些心痛,我真的怕没有了母亲与他争执,他会不会少了很多生之乐趣?
在母亲最后的几年里,我从外地回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我会突然出现在她眼前。她真的会揉揉眼睛说:是做梦?离开时也不告别,提前收拾好东西,瞅她不在门口附近,就悄悄地溜了。就和小时一样,饿了困了回家,吃饱了就出去,像是不在身边,又像是总在身边。最后一次离开时,母亲已不能起身,当时她的进食困难,需要不时地用棉签湿润她的嘴唇补充水分。我用棉签给她嘴唇补了一会儿水,她还记起两年前和我住在苏州的事,说起唐伯虎是你们苏州人。她知道是戏说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是她在苏州除我一家之外的唯一熟人。看她的表情有些兴致,却又很无力,弱弱地又停下。我在起身时她一直看着我,转身后我没有回头,却感觉到她的眼神,这次我本不用伪装,可以从容地在门口将行李装车。不过,我心里想继续伪装,
把车挪的离门口远一些,轻脚轻手地拿行李,给哥姐们说:妈醒了问,就说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还想着,她突然在屋里出来,追问一句:哪里去?让我一阵失措。我还想接着和她讲唐伯虎,当时她看唐寅园的资料介绍时,就不看或不信关于唐伯虎生活逆境的解说,她只固执的记得才子风流唐伯虎。
也想和她细论,关于她的哪些诗性的怪问,让我也能离诗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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