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草何离离

                   ——母逝三周年祭

    母亲离开后，时不时在手机里翻看到她的电话号，一直没有响起，欲拨且止。三年了，虽然感觉她从未走远，按民俗三年该有个纪念仪式了。过去有三年丁忧，之所以三年，是报恩父母怀抱不离手屎一把尿一把的幼时三年。没有了“晓苫枕砖”的三年丁忧，竟何事可寄思念？心里明白，水往低处流，爱也是往下传递的，谁又真的能做到爱父母如爱子女呢？远古典籍《尧典》里关于舜的大孝是经几次不合常理的考验，读过后更觉得“孝”字于我是有愧心的，因此为父母作文自是不敢言孝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到父母的形与神越来越明显地在自己身上显现，特别是在失去他们之后，愈发地浓了。承载着父母赋予我的形与神，继续递传前行，大概也是一种怀念的意义。

    在父亲去世十周年里，我写了纪念他的文字，满篇都是他自己的谨慎和对子女的严厉，那篇文字的记事多是我成长中与他的冲突场景。母亲的往事里，正好相反，她的一生多数行事无形中纵容了我内心的张狂。严厉下的张狂冲动，恰是贯穿人一生的“理智与情感”大主题，如影随形也缺一不可。也许这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年代里的平常，都说如今已转入慈父严母的时代了。

    如果说父亲传给我是理性的一面，母亲传给我的是诗性（如果我还算有点诗性的话）。其实我所说的诗性并非说能写恃，实际上我资质平平不懂写诗，是指心中一直有写诗和被诗感化（读懂诗）的妄想。所谓的诗和远方，我想每个人大约都有或有过这种妄想吧。有人说黄河孕育了理性的儒家文化，长江激荡了浪漫的诗性文化，华夏两条江河的不息形成了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丰满了中国文化。我的幸运在于，父亲传给的理性和母亲传给的诗性，造化了我，让我在极其平凡无奇的经历中，偶能发现理智和冲动的均衡和合之美。正是因为这个发现，我至少可以大致从容地直面这个好坏参半、悲欣交集的世界，不厌弃自己，亦不厌世。

    有五个子女当时也算是大家庭，从我姐开始每隔三岁顺序排到我出生时，无论国家还是小家，都经历了各种尝试和折腾之后，日子在慢慢地往好的方向转。所以身为家里老幺，自小总是被照顾的有些矫情。自记事的几岁起，就根据大人们平常所说，知道村里有几户邋遢的人，特别是马路对面的柯家表婶。她的房屋是被族人兄弟挤在中间细长的一路，从门口看进去黑洞洞。那时别人已经把猪养在屋前屋后的圈里，她家的猪还养在屋里。最被人乐道的事情是她常不洗脸，或者洗脸就洗正脸一块，脖子耳朵积污垢成痂，发生过在晚上老鼠去咬她耳朵积垢的事，——这是介绍柯家表婶的标签性事件。我因为矫情，从不进她的屋门，路过时她好心掰一块她手上正在吃的馍给我，我一定是低头快步离开，暗自觉得恶心。某一次我玩饿了回家，还没到吃饭时间，母亲和我姐在灶房门口忙碌着，还没等我说饿，母亲从案上拿过一块浆巴馍给我先打尖儿。浆巴馍是用秋收前的嫩玉米，剥粒磨成浆在盆里至少发酵一晚，再用于加工成饼。因为有发酵后的酸味加上油盐，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就是粗粮细作的美味。

    我一口气囫囵吞枣地吃完了，抹一下嘴问还有没有，我还想吃。母亲先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很好吃，感觉比平时做的味道都好。母亲和姐姐一起笑了起来，笑里都有点不怀好意。母亲笑声还没止住就说：这是柯表婶刚送来的。……。受了愚弄当时想胡搅蛮缠，不过自己被问之下说好吃，先失了面子，想恼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跺跺脚做出恶心呕吐的样子躲出去。

    母亲虽然在我小时候以她的方式修理了我的这个矫情，不过在后来长大工作后，母亲还是一直迁就我的矫情。成年以后从外地回去，即便她在别人家吃饭，也不勉强我去。有时是人家有意邀请，她也会替我挡驾。实际上后来出门在外吃住多了，也没那么矫情，也懂得了老家乡亲请吃饭是很当真的。

    我不知道母亲用这种方式治我的矫情，是从哪里学到的计谋，是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她自身的经历。她自己说她的年代能上高小（过去小学五、六年级称高小）已经很难得了，她一生都很在乎她能识字，会拿我的课本或者报纸读出声来。也很在乎谁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好，并为此与我小舅也就是她的弟弟较劲了一辈子。两家孩子多，也都陆续接受了相对完整的教育，在村子里是不多的。大表哥在恢复高考后没两年那个最难的高考年代考上理工名校，小舅的兴奋理所当然是溢于言表的。有了大表哥的标杆，接下来的超越是很难的。大表哥一口气本硕博连续十年在那所名校里，并留校任教，寒暑假往返要近二十多次把光环带回小山村里，对弟、妹们的激励不小，不过后来同辈里的确也没人超越大表哥。小舅溢于言表的兴奋对母亲是有刺激的，她也耿耿于怀，很多年来从没有放弃过找机会反击小舅，一直延续到第三代的高考。

    母亲的好强不仅在孩子的学习，争胜好强是父亲评价母亲最多的一个词，这个词贯穿了她的一生。我出生在农历十月初，正是收挖红薯的季节，那时还是集体劳动的年代，父亲在县城里工作，地里的活就靠母亲。为了能够不欠人情的分到红薯，母亲在月子里就下地干活了。后来她常对我说起这一段事，并不是为诉苦，“没啥受不了的”——最后总是这样一句总结。

    这些更多显示得是母性一面。母亲诗性的一面是在她自始至终的好奇心和直言不讳、不顾及情面的侠义心。我常感叹所有有组织的人和被统一教材教化的人，言语和行为理性趋同而无味，很容易归于千篇一律、面目模糊的群类。所以艺术家时常厌倦趋同化的城市群类生活，出走在简单甚至原始的地方获得灵感，寻找“异样的人们”。像沈从文的湘西，郁达夫山居中的《迟桂花》。也有如梅里美，在物欲绑架的磨具化世界里，找到卡门（也许翻译成嘉尔曼更适合一个女孩的名字）的个性重现、返璞归真，甚至于“道德返极”。

    我毕业到南方谋生，稍稍稳定之后，会接母亲来南方住一阵子。十多年里先后三次有半年多的时间，带她走了不少的地方，她话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怪”，她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其实并不全是她久居乡间的少见让她大开眼界所致，此前的很多年里，哥姐们也带她住在省城西安，游过苏杭，也见识过一些别样的世界。她对山川异物有着孩童一样的好奇，揣摩并追根究底。她的追问我所能准确回答的比例不高，我想即便我带着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也不一定满足她的好奇。“这个山石咋长得这么怪？”，“这种果子很怪，我们家乡咋没见种”，“海很怪，深不见底，鱼鳖海怪，千奇百怪”，“广东人方言很怪，是鸟语吧？鸟能听懂”……

    对母亲的这些怪问，大多时候我都搪塞过去了。父母对童子的疑问大都一一解惑，即便当时不能回答，也多会在事后查证再回答。多年以后，我在看书时受到启发，才想起母亲的哪些“怪问”，如童子之问，也如楚辞的《天问》，都有诗人之问的意义。也是这件事，让我警醒自愧：母亲是传给了我诗性，正是因为没能做到爱父母如子女去解答怪问，诗性日渐散发，我也终不得成为诗人。

    是的，活到现在的年龄，也懂得了自己平庸的原因。一路走来，我们都轻易屈从于各种挤压，渐渐进了装人的磨具，变成规矩、四平八稳，甚至世故，甚至油腻。而被磨去的恰是母亲曾传递给我的“天问”。母亲的“天问”之后，真的是有诗人般的独立特行。记得我姐嫁妆的木工是村里一个姨父在我家里现做的，做完不久就是我姐的出嫁的日子。嫁女前一晚送礼叫“填箱”，意思是亲朋送来的礼品填在嫁妆箱柜里，以显得娘家族人的殷实。在我姐出嫁的年月，虽然也多是送被单、枕巾、脸盆之类的物品，不过送钱也已经时兴了。我那木匠姨父那天来送礼却是空着手，说是用前不久做嫁妆的木工工钱抵礼金。据说工钱有七八块，如果算作礼金，在当时已是重礼。母亲当时没有言语，第二天按礼节请了木匠姨父来家吃了酒席。再过几天忙完嫁女的事，母亲拿着钱径直去了木匠姨父的家，把工钱照数给了他。能想象的到姨父当时的尴尬。母亲回来说，礼就是礼，工钱就是工钱。

    多年来我一想起这件事，只替那个木匠姨父委屈。而母亲终其一生都是直言不讳，常常让人下不了台。而我成年后的行事离母亲的这种做法越来越远，还得意地认为自己得着了处世秘籍。是的，人成年后总是越来越懂人情世故，各种弯弯绕绕以不得罪人为好。不过人骨子里还是喜欢直言的人，所以母亲在农村里，一面不断地因言语爽直得罪着人，一面也受着极大的尊重。在我老家农村，娶亲时男方须有一个德高望重、为人母且儿女双全的人去女方娘家把新娘接回来，称作“迎亲”。这个“迎亲”的角色很重要，儿女双全是图吉利，而德高望重才有可能在女方娘家出难题时（出嫁那天娘家人有意出难题，拖延新娘出门，是当时的风俗），有相机处理的能力，顺利地接回新娘。在我记事至初中毕业的那些年里，母亲无疑是村里接回新娘最多的“迎亲”。有时，也会去外村亲戚家担当“迎亲”的角色。记得在我上小学前的某一年，母亲带我提前一天去几里外的亲戚家，婚礼当天她要再去几里地外的新娘家迎娶，我要在新郎家等一天。旁晚母亲还没有接回新娘，我瞌睡了就被人安排在洞房里睡了。我想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能在新房里睡觉，也一定是托了母亲“迎亲”这一角色的尊贵。结果我尿床了，把迎新的床尿湿了。我不记得后来怎么处理的，大约知道后来硬是把尿婚床这样的“糗事”编排成吉利的说辞，助兴大喜。

    事后说起尿婚床，自然成了件得意的事，是母亲滋长了我张狂的一面。在纪念父亲的文字里，我重笔写了我四五岁时，上树摘了邮电局大院的葡萄，被父亲责罚的事。当时父亲是县邮电局局长，偷摘葡萄的事被大院另一个同龄小孩告状，父亲罚我跪在门口很久不准起身，母亲情急之下，拉起我径直步行回乡下。乡下的家距离县城七十多公里，当天一口气走了五十里。我们走后的大半天时间，父亲肯定很着急，还好当时的邮电局有情报优势，父亲联系了必经之路上的邮政点，天快黑时在一个镇上被邮政的人拦住，劝我们返回。母亲一生都在说偏心于我（实质上她对我们姐弟几个是一视同仁的），直到去世前，听到电话里是我的声音，第一句就是“我小（幺）儿子的电话”，很多时候，她会直接说“我的心尖尖儿”。“我的心尖尖儿”只有在至亲的人口中才不会觉得肉麻，已过五十岁的年龄，还被八十多岁的母亲这样甜腻地呼着，也就心安理得接受了。这样的词母亲也会用于她的外孙女。姐姐的大女儿是下一代的老大，出生在老家，自小乖巧，与母亲相处的时间长，感情深。

    虽然我没有考证，“心尖尖儿”这词母亲应该没有再用于其他地方。我分析原因，觉得这亲情至深的词里，隐含着我一直没有长大的意义。我和大外甥女从高中毕业起，都去了很远的外地，自此就长年不在老家，我们在母亲心中的形象就固化在高中那个还可以勉强称“心尖尖儿”的年纪。至于我们后来也都成家立业，经历了很多人事，也在人面前装模做样，故作成熟镇定的成年人形象，她是难得一见的。

    其他的事的确无关母子亲情。母亲到南方我的家，除了亲戚，我有意没有让她接触同事和社会上交往的人。她知道些关于在南方混日子的艰难，出于关心我的生存状况，她有时也会打听，我都含糊其辞，工作的事我从不告诉她。最后几年，她大约知道了我一直还在正道上，还隐隐听到我还有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社会职务，虽然我从来没有给她确认，她觉得我多少还是有益于社会的，她也就不再着意打听了，又完全回归到最初的母子相处之道。

    随着我到县城读高中，全家都搬去县城生活了许多年。在县城里这些年，记忆里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故事，也就是家务应酬的形象。她是属于农村开阔自由天地的。果然在父亲退休他们再次回到农村时，我已远行上大学、工作，慢慢地又听到多了些母亲的故事。其实父亲是计划退休后长期住在城里，母亲坚持回农村去，为此二人少不了很多的争执。母亲自己先回去收拾多年未住的老宅，父亲无奈之下做出回农村养老的打算。

    女儿周岁那年，我接她去南方住了几个月。离开自由的农村，城市生活各种管束，处处需花钱，让她埋怨了一路。虽然深圳、珠海一些景区让她一时觉得新奇，她还是惦记她的那个山村，总提买票回家的事。游船穿过澳氹大桥近看澳门街区，船上的游人很兴奋，母亲双手紧扣船舷，显得局促不安。我只是觉得她从山里来，对海有陌生感进而会稍有恐惧。下船后她的埋怨却是，局促在一屋大小的船舱颠簸着，人只在容身之间大半个个时辰，不得自由行动。她是觉得她的乡村虽小，信步至田头或邻村也可自由挥洒一顿饭的功夫。她不接受行动的不自由。

    后来我陪她出游，都是随她信步，不去管什么合理路线。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也就没有受到组织的压力和职场的内卷，她的世界是随心所欲的世界。而她也不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某一年我的一个发小在老家的一个场合遇到母亲，我母亲提到我说：我儿子在外面也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他随我的好强，不轻易麻烦熟人。其实她这是在表白她的争胜好强，她知道有好几个事业有成的亲戚离我很近，她看到了我们还保持着亲朋之间应有的尊重，并没有“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而乱了分寸。这些倒不仅仅是传自于母亲的好强，也有父亲传递的理性。

    父亲去世到母亲离开的十几年里，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每次回去听到最多的是母亲姐弟俩的故事，从几十年没分胜负就知道故事并不平淡，有一定的曲折跌宕。有些是乡村里的家长里短，谁对谁错，也有关于两边孩子的比拼。表兄弟姐妹其实都知道，自己的成功与失错外露出的那一部分，成了她姐弟俩斗法的武器，已上升到乡绅德望的高度。我们开始有些担心，担心他们和城市流行的各种人际内卷一样，会大耗元气。后来的进展让我们释然，就任由他们一如少年般的争胜，反而羞愧了我们晚一辈的轻易言败，小心谨慎周旋在世故练达的人际中。母亲去世，我见到了衰老憔悴的小舅，一时间有些心痛，我真的怕没有了母亲与他争执，他会不会少了很多生之乐趣？

    在母亲最后的几年里，我从外地回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我会突然出现在她眼前。她真的会揉揉眼睛说：是做梦？离开时也不告别，提前收拾好东西，瞅她不在门口附近，就悄悄地溜了。就和小时一样，饿了困了回家，吃饱了就出去，像是不在身边，又像是总在身边。最后一次离开时，母亲已不能起身，当时她的进食困难，需要不时地用棉签湿润她的嘴唇补充水分。我用棉签给她嘴唇补了一会儿水，她还记起两年前和我住在苏州的事，说起唐伯虎是你们苏州人。她知道是戏说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是她在苏州除我一家之外的唯一熟人。看她的表情有些兴致，却又很无力，弱弱地又停下。我在起身时她一直看着我，转身后我没有回头，却感觉到她的眼神，这次我本不用伪装，可以从容地在门口将行李装车。不过，我心里想继续伪装， 把车挪的离门口远一些，轻脚轻手地拿行李，给哥姐们说：妈醒了问，就说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还想着，她突然在屋里出来，追问一句：哪里去？让我一阵失措。我还想接着和她讲唐伯虎，当时她看唐寅园的资料介绍时，就不看或不信关于唐伯虎生活逆境的解说，她只固执的记得才子风流唐伯虎。

   也想和她细论，关于她的哪些诗性的怪问，让我也能离诗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