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父亲的肖像

                      ——父亲去世十年祭

     父亲坟头的柏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十年间我很多次想写点东西，都没能成文。看过了好多纪念父亲的文章，大都是有“伟大”主题的，也有通过细节彰显父爱的。父亲是个很普通的人，伟大是不太适合的。而由于我的粗心和疏于观察，记忆里也没有存感人的细节，没有类似朱自清父亲肥胖的身子在车站月台爬上爬下感动过无数为人子者的场景。记忆里更多的是父亲的严厉、固执和我的畏惧。

我记事起，父亲就是陕南一个山区县的县局级官员，常年工作在县城，母亲和我们住在一百多里外的农村。过年和农忙季父亲才会短时间回来，穿着黑蓝色中山装，扣得很严实，对亲戚和乡党很随和，在家里却是一脸的严肃，我和哥姐们都惴惴而不敢靠近。农村的家是母亲的娘家，父亲的老家在县里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后来我知道他早年在几个乡镇（当时是区或公社）工作过，几个哥姐分别在不同的乡镇出生，我出生前，在母亲的娘家有了两间房，就此定居下来。

我在家最小，常有机会和母亲去县城父亲的单位住一阵子。记事早期他任邮电局长，那时的邮电局是比较显赫的机关，有几进的大院，院里有些苹果树，记得苹果被冰雹击落时，我在树下捡过，那时也就四五岁。另一处院子有一架葡萄，我爬上去偷摘了葡萄，院里另一个职工的小孩就向我父亲告密，结果是罚跪，跪在他宿舍门内很有一阵子，母亲实在不忍，和父亲吵架，一气之下，拉着我直接步行回家。回家有一百多里，我和母亲当天就走到五十里处的一个镇，镇里邮电所的人早就接到电话，等在路上，用摩托车把我们又送回县里。

后来我上学了，他调任工业局长，暑假里我去了就睡在他外屋或办公室的长条椅上。有时和母亲一起到城里的亲戚朋友家串门，只要父亲一起，我是不敢说话的。一次在一个副县长家里吃饺子，主人很好客，总是在碗里的饺子吃得还剩几个的时候，突然从背后加一盘倒在我碗里，最后我吃多了老是打饱嗝，父亲很不高兴。这位副县长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常穿着一双草鞋，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草鞋，还提醒我看看这个县长儿子的草鞋。

他是要我学这县长儿子的简朴。那时本来是没有“拼爹”一说的，不过很多干部子弟还是有些优越感，我们哥几个不但从没有体会过干部子弟的优越，反而多了些谦卑。还好，这谦卑让我在后来的生活中，虽然少了在处理大事上的气势魄力，我却是不觉得遗憾的，最终还是喜欢“挺草无人随意绿”的人生境界。

只有在考试成绩第一的时候，才会拿着成绩单主动走近他，他会很高兴，承诺过年时奖励我一挂炮。甚至会给我看他的书，我记忆最早的一本课外书就是他的连环画《三打白骨精》，那时一般家长是禁止小孩看闲书的，很意外父亲给我看了，交代我别弄坏了，几天后要还给他。我拿着这画本，身边围了一圈的人同时在看，看了不知多少遍，有一次就拿着书在麦草垛睡着了。不用说，我爱看书的习惯就是自这本连环画启蒙的。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书柜，里面最多的是通俗历史演义，从东周列国直至民国，每个朝代都有，另外就是公案小说，包公、施公、狄公等。女儿后来上大学了，看了她爷爷的书柜，似有不屑，估计她自己已开始看学术性的书，是觉得这类书水平不高。我就和她探讨：爷爷从不识字的农民，工作中自学，成为爱看书的人，影响到我才有可能看更广泛的书，到你这一辈才有可能入读一流大学，接触更深奥的知识。——这是有传承的。父亲一生最特写的形象就是看书的样子，直到去世，到哪里都会带着一本书看。很庆幸，我和女儿现在也这模样。

那时农村人已开始外出找工作，从老家来城里的乡亲越来越多，路过县城总是要在家里住几天的。特别是父亲老家的人，我妈据说结婚初期在婆家住过短时间，婆家的人对她不好，她一直有些记恨，后来几十年都不咋回去，我们这一代就陌生了。父亲老家来人本就有些邋遢，母亲和我们兄弟都有些不乐意。父亲需要同时安抚好母亲和亲戚。那时有几个哥姐已经工作分出去，县城那个不到60平米两居室的局长家属楼住着一家四口，所以客厅的折叠沙发总是需要打开成床铺的。我听到过母亲很多次的唠叨，虽然都接待了却有点怨言，却从来没见父亲厌烦过，他提前几天安排吃住问题，有时甚至会为安排的事焦虑不安。

我上大学后不久，父亲退休一回到老家就在后坡开荒地，一两年时间就挖了好几亩，完全回归到十几岁前的农夫状态。即便再次当了农民，他也没有忘记他的信仰，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在乡下找到了交党费的渠道。每个月会背一个像是我姐姐用旧的一个女式布包，走好几里地，到一个他原来工业系统的一个厂矿支部去交党费。我看到过他背着挎包走几里地的身影，特别是晚年，腿脚已不便利，一路上要在路边找块石头歇几起。如果当时有能力，我是想找一个电视台，给他拍类似于央视《东方时空》的节目。

退休后的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从不想打扰他原来的同事部下，甚至家人。等我在南方慢慢立足，女儿已出生，想接他来南方。他退休前扶持过的一位年轻企业家在南方的事业也已风生水起，希望他来看看。他内心是有这份期盼的，但最终还是顾虑占了上风，他告诉我说他已帮不了别人，南方消费也奇高，就不打算去了。我已经把票订好，最终只有我妈一人成行。后来我和那位他扶持过的年轻企业家聊过：在新旧体制交替的1980年前后，从电视剧或小说上看到过改革和保守两派的观念矛盾，我父亲的年龄该是保守一派，他却保护和扶持了县里一批少壮派，而这一批人在1980年代后都成了市县甚至省里的风云人物。是什么让他在那个似乎是保守的年龄选择了支持年轻人？那位企业家认为是他至情至性的人性本身。

他就默默的在老家乡村呆了最后的近二十年，女儿至今记得小时跟我回老家时，爷爷从坡地里回来给她摘的野枣的酸甜味儿。我也是在有了女儿右后才观察到父亲的细节：那个暑假，我和女儿从广东带回去一筐新鲜龙眼，见他一直不主动吃，就问他，他说：南方的孩子喜欢吃这，留给她吃。等孙女走了他才开始吃。

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记忆就这些零零碎碎，不伟大，也没有很多感人至流泪的事。他认真甚至谨小慎微，特别不愿麻烦人。听我哥说，去世当年的那个夏季，他主动麻烦了一回我哥，他让我哥安排车去一趟他的老家，那个至今仍是县里最偏远的一个镇。这时，他的行动已不方便，老家的山路需要搀扶，久了需要背一段。这次，他去看了该看的所有亲人，用他不多的积蓄给每一户留了一点钱。后来他嘀咕过，他觉得满意了。就在这年冬天，南方雪灾，交通受阻，我在他合眼后的第二天才赶回去。

姐夫在接我回家的路上说：他没受罪，一直正常，就在沙发上起身时喊了一声就去了。已是腊月二十七，该回家的都已经回家，他连离去的时间都没麻烦人。

特以此文致祭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