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川时空

近些年心心念念于老家漫川。这样一个被群山夹逼的狭窄小镇，即便如今发现了古镇旅游的价值，也难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人都前赴后继奔向城市，特别是闪耀着光环的一线城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些年我也生活或说是游走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群里，心里总在琢磨漫川这样一个边城小镇，很是执着，执着的最大缘由自然是因为生长于斯。

我一直想弄懂漫川的时空，远观也许最有机会看清晰。住在都市的高楼里，仅是一扇窗户的视角，越过近景繁华喧闹的幻象，远处更清晰。

为了弄懂漫川在我所知世界里的空间位置，近几年我特意从各个方向进出。从西安穿蓝关入秦岭，过州城、县城是最传统的一条线路。这一段临近古代的蓝关道，或称武关道、商山路，大约从州城分岔东向武关顺丹江去往南襄盆地，往南经漫川顺金钱河、汉江下襄阳。某一年特意往南顺汉江下襄阳，北向南阳，绕丹江口水库一周，从武关入返回州城汇合到老路。从南阳入武关后还有一条崎岖点的国道，是从竹林关进入，穿越鹘岭关可以回到漫川，我也体验了。近几年另一条从西安至县城的高速路通车，是从终南山的门户入秦岭，也就是三国魏延设计的子午道北口，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因风险太大未被诸葛亮采纳，可见终南山的险峻。

秦岭东西一千多公里，南北纵深两百多公里，漫川就在腹地中央，高速公路已通，高铁设站于此，不久会通车，即便是技术发展至今天，也就南下和北上两个通道，到了县城和邻省才有可能多向选择。

我试图发现漫川在中国历史坐标中的位置，近几年对所有蛛丝马迹都留意。漫川这样有限的空间不足以养育很多的人，注定不会成为历史文化焦点地区，而在中国历史进程的众多事件中，漫川一直都在参与。

有研究者认为黄河流域的蛮姓（曼姓）氏族，在西周曾封曼伯国，也就是蛮子国，在兼并中有一支南迁至如今的漫川。后来“蛮”字演化为“曼”、“漫”字，这就是漫川名字的来历的解释。苗蛮等族从黄河流南迁是中国历史重要的一笔，如今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有些流散到东南亚和更远处，经过了生存的抗争和融合。在漫川的这一支蛮族不知最终是离开了，或是融合了，这是氏族的两个主要历史方向，反正现在的漫川人已没有蛮族的丝毫痕迹。地处南北交界的漫川，虽然被群山阻断，却常常处于交锋的前沿，很难不被反复的肢解和融合，反倒是继续南迁到西南的氏族保留或说是形成了有别于汉族主流的习俗。

除了南蛮，漫川下游汉江和汉江支流一带曾建立过众多的方国，包括庸国、麋国、绞国等，其中的庸国强大时曾是周武王灭商中的“牧誓八国”之一，国灭后在这一带留下“上庸”的地名和岩葬、巫文化，也在氏族南迁中在今天的张家界一带留下了一些“庸”字的地名。楚国早期的都城丹阳有一说是在如今的丹江口一带。后来的楚国方城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长城，在漫川边界设有石门关，漫川成为秦楚边关。漫川人如今乐于说“朝秦暮楚”产生于自己的家乡，已不在乎这个词的褒贬。从今天关于楚方城的研究成果看，设在漫川的应该是方城外的关。而东西北三方围合的楚方城外，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可能过着“朝秦暮楚”的日子。宋金时期，漫川再次成为边关，两国的拉锯战在这一线展开，百姓该是“朝金暮宋”了。

过去漫川的时空都与金钱河有关。在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前，岭南、西南人流和物资通往长安的主通道就是通过湖南的湘、资、沅、醴四水汇洞庭湖，越长江，通汉江而达。在汉江或其支流上岸取道陆路之前，漫川是一处重要集散点。

古代的漫川是靠金钱河打开空间的。往南百多里水路连通汉江干流，正是这条水路征集了货物，往北的骡帮古道通长安。不过，漫川的地理注定不是江汉平原通往关中的主通道。从南襄盆地去往长安，武关道该是首选，即便选择水道的便利，出汉江也可以折向丹江，再连接武关道，陆路离长安更近些。所以丹江线上的龙驹寨、竹林关也曾是有名的水陆码头。

我总在想，漫川夹在江汉和关中两块富庶地之间，这样一处非主流南北通道的码头上，穿梭的是哪些历史人物和场景呢？哪些外来人最终留下来繁衍了现在的漫川人。

我留意到漫川东南去不远的上庸（现湖北竹山）、房陵（现房县）地理与漫川相似，自古是安置贬官、“免臣“和流民的地方，这些被贬黜和强制安置的人或从长安而来途径漫川，兴许也有散落定居于这山里。历史上除了武则天废帝 李显被贬房陵、均州一带以外，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秦以魏、韩上庸地（湖北竹山西南）置郡，从南阳迁“免臣“（得到赦免的奴隶或战俘）前往定居。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乱被杀，舍人党羽“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后安置在房陵（湖北房县）。

与秦代一样，西汉继续将房陵和上庸作为囚禁有罪废黜的诸侯王的地点，看中的是这里崇山峻岭，与世隔绝却又处于疆域之内，既防止对外联络，又可严密监视。西汉一朝自武帝始，有记录的徙置于此的诸侯王有九位。葛剑雄教授的《西汉人口地理》里专辟一篇《特殊迁徙地——房陵、上庸》。除了是贬谪地，房县一带也是历史文化厚重的地区，《诗经》三百零五篇，极少留下作者名字，尹吉甫正是极少留名的作者之一，如今的房县有尹吉甫镇和他的墓。这样的文化也少不了扩散影响到上游不远的漫川。

隋唐以后途径在漫川聚散的更多是移民的队伍，不管是天灾人祸或者朝廷意志的移民，很多走上漫川的码头，一定有人在这里的沟壑间长久的留下了。在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粗略摘录：

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攻入长安，唐溃军和长安市民入商州避难，很多继续难逃荆、襄。安史之乱八年，大数250万北人南逃，其中就有一部分会通过漫川孔道。

我猜想，是始自明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渐渐形成了现在漫川人口来源构成，特别是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大移民。

明正统十年（1445年），西安等关中一带旱灾，灾民留向湖广、河南交界处的郧阳山区。

明正德元年（1506年），清出荆、襄、郧阳、汉中、商洛等府县流民11.9万，其中9.2万编入当地户籍。

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展开，到了乾隆朝四川人口已经饱和，乾隆九年已主张禁止移民入川。乾隆十年至乾隆二十年（1745——1755），已有相当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商洛包工开荒。此后移民大规模进入陕南的汉中、商洛、兴安（安康）三地。其中移民入商洛的多在山阳、洛南、镇安等地。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商州已接纳移民（含移民后裔）68万，而土著只有14万人。 移民的来源地多为湖北、安徽两省，也有广东、湖南、江西等省。

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是一段人类的苦难史。明末的官军与起义军战斗、起义军之间的火拼，以及接连而来的清朝入关后战争，商洛山里的人口仅剩三成。经过清朝安定期的移民补充，到了道光年间，移民和移民后代人口数占比已超过80%。清朝接纳移民最多的镇安、洛南至今所说地方方言不是陕西的秦腔，山阳一带非秦腔官话的主要地区就是漫川。

我一直思考被称为“赣语方言孤岛”的金钱河流域，在漫川水码头不远处散落。后来长期在外，也留意了江西以外其他省份的赣语方言区，浙江、安徽、湖北这样散落一路的赣语方言区，就是一部艰辛的移民史。

想在历史记录里理清一个边城小镇的全貌是困难的，漫川从来就不会是历史家稍稍关注的地方，他毕竟偏僻、狭小的易被忽视。即便有诸如废黜的诸侯王、废帝，也是郁闷的心情下借道匆匆而过。船行金钱河上，两岸的山是如墙立两侧，徒增内心的压抑。从长安被贬的官员诗人，如果从州城分道顺丹江东去，还留下了一些诗作，甚至有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样的佳句，而从漫川经过的文人却没有留下，或是已经遗失在匆忙的行程中？不过，看看诸如骡帮会馆、双戏楼这些码头商业繁荣年代的遗迹，从历史地理的时空聚焦漫川，线路是清晰的，周边的文化点也是灿烂的，差不多还是可以想像到一些历史年代里漫川生活场景的鲜活。

      我心里知道，小镇留下来的记忆即便还有很多，也很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影像。我却一直在找，期望找到身处城市的我究竟与老家还存有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逝去的祖辈与尚活着的我们的关系……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亲即思乡。辛丑牛年大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