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就听说国际雕塑园有五千株牡丹怒放,尽管以为看过洛阳王成牡丹后,其它地方都的牡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还是按耐不住蠢蠢欲动,早七点半迎着朝阳出发了。
前几天还和朋友聊天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开车,朋友问为啥?我说因为我太爱走神,开车过程中很有可能我的注意力会被车窗外的一只飞鸟一朵闲云带去远方。
比如今早吧,我的心神就被一辆辆载着小学生去春游的大巴车带回我的第一次春游。
我的第一次春游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去中山公园。那时候可没有这么气派,我们三十几个同学(全班同学应该不到50名,因为要交6毛钱路费,唉!那个贫困时期就不说啥了,六毛钱把十来朵祖国的花骨朵阻挡在祖国的花园之外了。)在冯老师带领下先乘公交车到西单,然后步行两站地到中山公园。为啥步行两站地呢?否则每个同学又要增加一毛钱春游成本。
(整个鲁谷东街排满了来接学生的大巴车,还有一队行驶在莲石路上)
那个年代春游大多数同学的午餐,能带上妈妈给烙的糖饼就算美食了,至于还能再有零花钱的那就不多了。相比之下我那时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春游我爸给了我一块钱,除去交六毛车费我还有四毛钱的自主权。一毛钱买一个二两圆面包,一毛五买一瓶北冰洋汽水,五分钱买一根奶油冰棍,嘿嘿!是不是还富余一毛呢?!
至于在中山公园都玩了什么?看了什么?已都过眼云烟了。却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很有可能没齿难忘。
游园完毕,从中山公园回西单途径电报大楼(新中国十大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冯老师问我们你们有谁进去过?然后带领我们鱼贯而入。我这个兜里有一毛钱的家伙,被一台自动售信封机给诱惑了,投币口投进一分钱,出口就自己吐出一个信封。我无数纳闷无数好奇啊!这机器怎么知道我放了一分钱呢?怎么就自己吐一张信封呢?里面到底有多少呢?不可能总放钱总有吧?
最后一毛钱买了十个信封(幸亏没钱,要不然敢都换成一分钱投进去,因为我就不信老有!)回家那真是兴奋异常啊!和我爸妈无比兴奋的描述书包里十个来路不明的信封。
当然这还不是以让我没齿难忘的重要原因,关键在后来发生的事。
春游过后没多久,父母工厂发电影票,我领弟弟去西单首都影院去看电影。那天父母给了我几块钱我记不清了,反正是除了车费钱,庆丰包子钱,冰棍钱我俩还剩一块钱,于是怀揣着“不信老有”的倔劲儿,看过电影之后,我带着我弟进了电报大楼。
嘿嘿我俩你投我投,玩的那叫一个嗨!最终机器吐信封还是层出不穷!我的小书包里鼓鼓囊囊装了一百个信封,屁颠儿屁颠儿回家了。后果可想而知,母亲闲置床边的笤帚疙瘩无情地追着我,还加面壁罚站,再加晚饭被动绝食。
雕塑园的牡丹真心没有五千株,倒是蹲在花丛中玩闭日羞花的丝巾大娘们应该远远超过五千人次了。佩戴红袖标的人一个劲地往外哄,一个眼珠错,大娘们又一个劲地往花丛中鉆,她们和红袖标玩起了拉锯战。你来我袖手旁观,你走我深入敌后。
看了天气预报说有雨,我本来也是给相机换了微距镜头,打算拍几张牡丹带雨填补我空洞已久的镜头,等走进公园一切索然。
几十年后在同学们的努力下,我们和冯老师团聚了。前排红格外套的是当年领我们走进校门的冯瑞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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